在形式上，工鬥仍採取各政黨簽署、承諾訴求這一個傳統的形式，不過在實踐上，此一形式，早已經被玩爛掉了，政治承諾本身的意義不大，而此次藍綠主流政黨完全不配合，使得這個這樣的形式更加缺乏意義，工鬥國事會議的價值，反而更加落在社運參政的路線與方法的對話上。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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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及立委大選前，工運團體組成「工人鬥總統」行動，提出五大訴求，形式上，是要求各政黨提出回應，不過，從過去經驗觀察，這種「簽支票」的形式，政黨的回應與日後支票的兌現之間，往往存在巨大落差，台灣認同政治式的選舉，公共政策向來只是點綴，無關輕重。不過，各政黨對訴求的反應，可以觀察其意識形態以及對議題及群眾的重視程度，也並非完全沒有意義。
藍綠吞不下的硬核
政黨的回應，可以分成幾種類型，第一，是全然置之不理，這可以以國民黨、民進黨兩大黨，以及親民黨、台聯、民國黨為代表，第二，象徵性的出席五場論壇中的一場，其餘以書面回應，像是時代力量及樹黨，而人民民主陣線及綠黨社會民主黨參政聯盟（缺席一場），則全程參與討論與回應，這除了反映政黨與工鬥團體的重視程度外，也顯示它們與工鬥團體所代表的工運力量的親疏遠近。
藍綠兩大黨雖未對工鬥訴求有所回應，不過相關政策的態度，仍可收集而得，所附圖片為工鬥所整理的藍綠相關政策，基本上，兩黨的意識形態相對工鬥團體在五大議題的核心關懷上比較，可以說無分軒輊，差距都很大。這一定程度顯示主流政治力量對工鬥揭示政治路線上的差異。
除掉工會的組織（人數下修）與罷工（擴及政治性罷工）訴求外，工鬥在年金、長照、醫護消及約聘僱的四大訴求，可以從中推出一條共同的軸線，那就是「大政府」的政治方向，在年金政策上，提出國家以稅收直接給付的基礎年金、由國家負擔、（包含外勞看護工在內的）政府聘僱的長照政策，並且在這些相關的服務體系（醫護消、約聘僱）裡，增強勞動者的保障。
此種政治方向，與藍、綠共同的「小政府」走向，產生明確的差異，這使得此次工鬥，除了單純「弱勢者」要求政府（準執政的政黨）照顧的發言位置，產生另外的政治效果，主流政黨難以僅提出個別政策回應。這種政治訴求上吞不下的「硬核」：即便個別地提出解決方案，其在政治路線上的落差，也不可能不被暴露出來，成為今年工鬥的重要特色。
市場與國家的詰辨
而在拒絕回應的主流政黨之外，工鬥國是會議的重點早已不在對訴求的承諾，甚至也不在政策的提出（畢竟，對於政治影響力不大的小黨而言，提什麼政策，也沒辦法落實），而在政策論述過程中，顯示出的路線辯論，例如，時代力量的林依瑩提出「營利性」的社區、走動性的長照服務構想，是將差異性、多元性的服務，寄託在市場，而非國家直接提供服務中來完成。
市場的問題，在進入市場者為了獲取利潤，節省成本（cost down）競爭，造成勞動的剝削、與服務的劣化，而因此產生長照商品的昂貴，使得沒有經濟能力的人無力負擔，造成服務提供產生階級的落差，因而也使得差異、多元的服務淪為空談（報導）。而在「大政府」構想下，由國家提供服務，首先碰到的，便是在此次工鬥中也尚未提出的稅制改革議題（錢從哪裡來），以及或許更重要的，國家在服務提供時，缺乏公共性，以及官僚化造成無法滿足差異化的需求的問題。
在年金政策上，工鬥與主張接近的綠社盟都提出了反對透過如「個人帳戶制（勞退新制、私校退撫）」，或者建立在錯誤假設上，對「隨收隨附制（如勞保、公教退撫）」的精算，造成國家手上，累積龐大退休基金的作法，「大基金」的問題，是透過由金融機構「代操」，造成基金私有化，並產生金融危機的不確定性、市場無法胃納過大的各種基金，造成薄利化；而樹黨主席潘翰疆認為政府不當干預造成基金虧損，並希望引入社會責任投資的概念（報導），則仍是在「大基金」構想下的產物，明顯地與工鬥的立場有所差距。
綠社盟好厲害，但會不會太厲害了些…
至於在這幾個議題上，與工鬥大政府路線最接近的綠社盟，由社民黨陳尚志、賴建寰，與綠黨陳婉娥、陳郁琦輪番上陣，鉤勒出一個完成度已經相當高的政策圖像（相對之下，能對話的空間反而少了），表現出十足的誠意，這一點的確不容易，不過對於成立時間尚短的社民黨，或者過去在這幾個議題上，較缺乏脈絡的綠黨而言，此種針對選舉政策的「惡補」，是不是真正能進入兩黨內部，真正成為具高度共識的政治路線，這還需要時間檢驗。
而此次大量各具社運脈絡的工作者，藉由綠社盟此一平台投入選舉，在政治操作、政策推動與政治路線等幾個範疇間的拿捏，也是一個考驗，如11月5日，針對「馬習會」，前往特偵組告發馬英九「外患罪」的政治動作，就引起是否走回戒嚴時代動輒以外患內亂「陰謀犯」誅心思維方式的批判（參考），在政治路線的選擇與政治市場的卡位角逐間，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拿捏，恐怕不遜於政策的提出，政治動作足以破壞根基尚不穩固的政治路線選擇，此不可不謂之社民黨的重大考驗。
沒鞋穿的人，怎麼看穿草鞋的人？
相對於綠社盟，在工鬥國是會議中，不斷強調人人參選、面對政治的民陣，在「政治覺醒」的這一形式上的強調，遠遠地蓋過政治路線的提出，所提出的政見，若不是太過實驗性，只能視為一種假設性的提問（如「工人主權基金」），不能當作其真正的主張，又或者發言者過度偏重個人經驗，侷限性較大，未能整理出對該議題的完整看法。這固然是民陣在政治意識培力方法論的展現，但是此種發言的形式，也造成對話的開放性的不足。
要求弱勢者人人面對政治的工作方法，固然極其重要，但是還是得面對此種「培力」所產生的賦權效果，究竟是主觀的，或者客觀的？如果只是讓弱勢者主體「感受到」權力的提昇，在客觀上並沒有真正帶來權力提昇的效果，那麼這樣的政治實驗，其實也「不政治」，甚至是「反政治」的，例如，在對工會組織的討論上，在經濟鬥爭、頭人政治與制度帶來的官僚化影響下，工會不進步（這種問題絕不能推到勞動三法定得不好，這種事情上）怎麼辦？
穿草鞋的人很糟糕，鬥不過穿皮鞋的，所以面向底邊，去組織沒鞋穿的，這種行動的確別具意義，但是，要如何回過頭來，面對穿草鞋的人呢？如何打開對話的空間，在主觀的賦權，與客觀的權力提昇、擴大團結面中，找到一個平衡的方法，個體的經驗與政治意識的覺醒很重要，但是怎麼超越經驗的層次，形成集體行動，在客觀層面上產生奪權的效果，恐怕會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