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接：〈反送中・燃燒的香江》面對恐懼：群眾如何踏上歷史的舞台？〉
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報導
6月16日，「兩百萬加一」遊行。（攝影：林靖豪）
7月1日晚間，部分反對《逃犯修例》修法的抗爭者在衝擊數小時後，衝入立法會，在牆上噴上「撤回惡法」、「林鄭下台」、「反對功能組（界）別」等字眼，晚間11時許，朗讀《七一宣言》，表示立法會選舉制度已無法表達民意，尤其「功能組別」，完全淪為政治工具，使得抗爭者不得不進行各種佔領、不合作，乃至進佔立法會行動。除了「撤回修例」、「追究警方濫權」外，訴求拉高到立法會與行政長官全面普選。
要理解這次抗爭，不能只聚焦在單一條例上，不然將無法理解，它為何會引發這麼大的反應，甚至宣稱兩百萬人走上街頭，民眾又為何會提出「看似」與條例無關的訴求。
放到香港的政治脈絡，不僅回歸前承諾的普選沒有，北京還步步進逼、「一國兩制」眼見就要淪為口號。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是這麼形容的，「你騙我的錢，我算了，你還是去我家洗劫；我要選舉政治你不讓我選，你還要把我的人權拿走、免於恐懼的自由拿走，這造成前幾次示威，每一次十倍上去，香港人覺得，再不出來不僅不能選舉，自己人生安全也沒有了」。
綽號「長毛」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攝影：梁家瑋）
香港普選與功能組別
「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普選（雙普選），是1997後香港民間在政治領域最重要的訴求，梁國雄說，在《基本法》第45條，清楚載明不管行政長官、立法會，都要「循序漸進」安排實行普選，這是回歸後頭等大事，真的在一國兩制底下，高度自治，保障香港享有的所有權利，這是最基本的，這也是政治最核心問題。
其實香港有選舉是很晚的事情，港英時期香港官員一直都是指派，當時稱為立法局的議員到1980年代前也都採委任制度，直到中英開始談判後，狀況才開始改變；1981年，港英政府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1982年設立香港區議會，地方層次開始有選舉；1984年《代議政制綠皮書》，1985年立法局首次引進兩項間接選舉，分別是由市政局、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團」，以及代表社會各行業、組織的「功能組別」，兩方各10席左右。
「功能組別」選的是社會各界代表，由社會各界自行選出，每一組別運作方式不同，如工、商界代表選舉，是登記的工、商公司可以投團體票，由老闆來投票，但像社工界，就是所有社工都可以投票；回歸後，「功能組別」改名「功能界別」，內涵不變，直到現在，立法會70名議員中，仍有半數，是由27個「功能界別」產生的。
那為何當初會有「功能組別」產生？從事基層運動超過二十年的「社區前進」成員朱江瑋說，港英末期就是中、英兩方談判，功能組別就是雙方妥協產生的，對當時的英國政府來說，如果香港回歸是必然的，它只有一個計劃，就是在回歸前，讓香港菁英階層產生自主性，以保護回歸後，英國在香港的利益，而對北京來說，「功能組別」是收編香港社會力量的方式，京希望能透過統戰，讓菁英階層導向它。
不只功能組別是中英妥協產物，連明訂在《基本法》裡的「普選」也一樣；《基本法》第45、68條分別載明，行政長官、立法會應以「循序漸進原則」達到普選，朱江瑋說，英國人走的時候，希望比較有自主權的香港，做生意有保障，當時中國弱，不得不接受，這承諾只是緩兵之計，沒想到現在變成香港抵抗的依據，這應該是當時想不到的。
中國雖被迫妥協，卻在條文中留下可操作空間，香港工運研究者區龍宇說，中共只在《基本法》條文上加上會「循序漸進」的有普選，但沒有說什麼時候執行，沒有時間表的普選非常廉價。但也因為當時在《基本法》中明定會有雙普選，卻又沒有訂定時間表，香港後來一連串的爭議，就在於「什麼時候」會有普選。
回歸後的失落
2003年，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發大規模的遊行，立法的動作因此暫停（圖片來源：Wikipedia Commom,作者：Agent Rouge）。
除了「循序漸進」，《基本法》附件中又說明在「2007年後」各任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產生方式的修改步驟，當時許多香港民眾認為，2007年起香港就應實施行政長官、立法會的普選；不過，就在2003年，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也禁止外國政治組織或團體在香港活動，以及與香港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23條立法因為香港反對聲音太大，而宣告失敗，之後北京對普選能拖就拖，初始香港社會訴求2007年行政長官一人一票選出，2008年則是立法會全數議員由普選產生、取消「功能組別」，但北京人大常委會先於2004解釋《基本法》，表示根據「附件」，2007年以後行政長官、立法會產生辦法，「可進行修改」也可「不進行修改」，之後決議，2007、2008年不普選；民間改爭取2012年雙普選，仍被否決，但人大常委也提出時間表，表示可於2017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行政長官普選後可普選立法會。
雖然提出了時間表，但在2014訂定的「831方案」中，2017年特首選舉維持以由「四大界別」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參考）」選舉行政長官，但候選人須先經過提名委員會篩選、由半數以上提名委員同意，不實行「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2018年的立法會議員選舉規則則不作改變，維持「功能組別」。雨傘運動因此爆發，憤怒的香港人民走上街頭、佔領街道，要求「真」普選。
傘運失利後，香港民間社會進入一片低潮，港府、建制派等親北京勢力趁此「天賜良機」步步進逼；梁國雄說，傘運後就開始進行政治清算、秋後算賬，勝利政權要把原來香港人爭取的東西收束，不僅許多佔中領袖被判刑，在立法會，多名議員以「褻瀆宣誓程序」、「違反一國兩制」等理由遭取消資格（Disqualify,DQ）。
梁國雄說，除了DQ外，建制派更趁民主派議員減少時修改章程、削弱反對力量，如將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降低，讓反對派透過不出席杯葛的成功機率降低，又或者會議因法定人數不夠而無法召開，主席可以再召開，不用像過去要等一星期。
此外，傘運之後，港府在香港各個層面不斷大步邁進；立法會議員朱凱迪說，傘後的香港社會，普遍感受到中國以各種方式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力與影響力，在經濟上，中國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畫」、興建港珠澳大橋、港深高鐵等基礎建設，要將香港更進一步整合到中國整體的經濟戰略之中。
因宣誓問題遭到DQ的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右）和游蕙禎（左）（來源：Wikipedia Commom美國之音授權）。
在政治上，2016年，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在宣誓時涉及辱華及宣揚港獨，被立法會裁定宣示無效，進入司法訴訟程序，隨後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解釋《基本法》第104條，認為公職必須「真誠地」宣誓，人大副秘書長李飛認為散佈港獨思想的人「不可能擁護《基本法》」，之後法院裁定梁、游二人失去議員資格（也就是DQ）。
2017年，香港政府向北京尋求授權，在港深廣高鐵西九站內劃設一個在法律上不被視為香港區域的「內地口岸區」，避開了《基本法》中，中國法律不得在香港實施、中央機關需遵守香港法律…等原則，這「一地兩檢」制度，也引發極大爭議，而目前也排在立法會等待審查，污辱中國國歌，可獲重罪的《國歌法》，都讓香港人感到中國現在的一國兩制，就是中央要更進一步控制香港的政治體制。
重啟的民間反對力量
「以前是我們爭取的東西不給，我們失敗後，他要把我們原有的東西都拿走，這就是一個轉捩點」，梁國雄說，《逃犯條例》的提出，將整個香港都驚醒了，你們說要給我的沒給我，還要一直打劫，大家都覺得太過分了，而且《逃犯條例》涉及香港每個人，包含在香港外國人，這是最大公約數。
而這次跟雨傘運動相比，衝擊的層面更廣、有更多人願意站出來，朱凱迪指出，與傘運相比，最主要的差異是「保護香港現有的生活不被改變」，相較於爭取改變現有體制、要求民主改革的傘運，更多香港民眾都覺得這次的議題與自己密切相關，對於改變的恐懼更是讓人願意採取行動。
他說，除了司法與政治方面，《逃犯條例》對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有所衝擊，這也是為什麼反修法成為社會的最大公約數，連香港商界都出來反對。
但朱凱迪也坦承，這議題一開始不是這麼多人關注，在2月港府正式提出草案時，一開始他把這個議題當作一個外交議題處理，3月時先到台灣拜會陸委會和政黨，4、5月到美國拜會政商界的人士，希望透過國際的壓力處理，但沒想到5月這個法案進入立法會審議時，在香港社會受到高度的關注，而民間人權陣線等民間團體在社會上的動員，也讓越來越多人開始走上街頭。
5月《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開始審議時，原本由民主派主持，卻遭立法會臨時委員會撤換，民主派不服，遂決定自行召開會議。兩次法案委員會審議，民主派與建制派於同時、同地分別召開法案委員會，衝突不斷，到了5月下旬，在政府和建制派議員的主導下，法案委員會被廢除，6月12日直上大會表決；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說，是史無前例的，這更讓市民看到北京的力量已經能控制立法會，讓更多人覺得要採取行動。
法案6月12日因抗爭宣布延會後，在香港民間社會大規模抗爭行動的壓力下，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多次用「暫緩」、「壽終正寢」等詞彙表明將不再推動修例，但仍堅持不「撤回」，也不回應民眾對「懲罰警察力」、「改變暴動定性」等訴求，民眾也因港府的「不回應」，自6月開始幾乎每週都有遊行、抗爭，地點也從一開始的立法會、政府總部，開始擴散到中聯辦、元朗等。
朱江瑋說，香港每一天都有變化，但就算明天流血，也無法推翻民意，香港大部分人心底立場已經出來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對中國政府、香港政府的不信任感，你說什麼我都不相信，在這基礎上，大方向不會改，但少部分細節，每天不停地發生變化，這些細節會影響未來局面往哪邊走。
因抗爭墜樓死亡的梁凌杰背影。（攝影：林靖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