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報導
香港做為資本進出門戶的地位，決定了今天它的宿命。（攝影：林靖豪）
反《逃犯條例》修法抗爭持續近兩個月後，7月29日，中國國務院港澳辦首次就香港情勢召開記者會，再次強調「一國兩制」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並發表針對香港局勢的三點意見。
有意思的是，在這三點意見中，除了一貫的「譴責少數份子的激進行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行政」外，港澳辦更希望香港政府「盡快走出政治紛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它是這麼說的，「特區政府和全社會都應該想方設法，採取更有效的舉措，推動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特別是幫助年輕人解決在住房和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紓解他們的怨氣」。
將「憤怒」與「不平等」產生連結，表現出眼前北京以香港內部問題，而非「境外勢力」，或者「顏色革命」來定調香港的局勢，也因此不具有必須介入的急迫性，除了表現其相對溫和的態度外，這也有一定的洞見；那麼香港的社會不平等，源於何處呢？
讓我們從香港獨特的經濟地位談起。
港英殖民資本主義
香港的不平等，源於殖民體制下，它的任務編派，港英時期已造成極度不平等，而這個體制，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有用」，北京當局於是承繼，並延續、深化在「一國兩制」的布局之下。我們就來談談香港的社會不平等。港英統治時期，英國將香港作為自由港，經濟上主要是尊重市場、自由放任，在殖民統治下，要求財政自給自足，社福預算也須屈就於經濟考量。
在1958前，港府預算都要給英國殖民地部審查，1958後雖財政獨立，仍須奉行審慎的財政政策；在經濟發展下，社會服務才有發展空間，港府的白皮書總是會加上一段，只有在財政容許，發展計劃才按照原定時間表，基本上一旦財政下滑，社福計畫就暫緩實施，甚至取消。
「審慎財政政策」、「以經濟為優先的社福政策」，在回歸後，可說是完全承繼港英時期；中國1978改革開放以來，香港是非常重要的資金來源，也是外國進入中國的窗口，之後，大量製造業北遷到珠三角，香港逐步轉為服務業為主、確立金融中心地位，香港與珠三角也成為「前店後廠」的分工格局。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國臣說，此時的香港也仍是中國資金的主要來源，因為香港比較有國際貿易經驗，外國不了解中國、不敢貿然進去，都會在香港先成立公司、吸收資金，再轉投資進入中國。
對當時的北京來說，「回歸」是個棘手的問題，既想維持香港的繁榮，使其繼續為中國所用，但又不得不回收，納入中國的統治下，就如鄧小平當時所說的，「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最後想出的辦法，就是「一國兩制」，透過《基本法》的設計，使香港繼續保持可供中國利用的資本主義制度。
香港是一座繁華而鬱悶的城市，在這兩種風景之間，又存在著千絲萬縷的羈絆。（攝影：林靖豪）
《基本法》的設立與資本的優先性
從中英談判開始，北京就鎖定香港資本家作為其談判、過渡和移交後的本地合作夥伴。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張健在2015年的《香港社會政治覺醒的動因》一文中指出，作為陌生統治者，爭取本地上層菁英，可最大程度減少主權移交後對社會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此外，在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後，香港對北京的重要性，從對外聯絡的秘密管道，變成全方位改革開放的重要門戶，而在這過程中，香港資產階級的作用顯然更不可或缺。
張健指出，對以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商來說，只要自身需求能得到權力保障，這種權力來自倫敦或北京沒太大差別，而作為回報，北京揀選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本港委員，多數富可敵國，這保證資本的聲音在13年過渡期（1984-1997）能凌駕香港社會的其他階層。
在北京高層與香港工商界的合力之下，《基本法》鉅細彌遺的描述工商界的權利和自由，承諾最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最保守的財政預算制度，然後只含糊的提及市民有社會服務的權利；在《基本法》的159條條文中，34條是在鞏固自由放任政策，以及金融和商業架構。
與經濟條文相比，社會權利模糊的多，就算用最寬鬆標準來看，《基本法》也只有7條關於社會服務，3條提到工人權利；《基本法》的設計，可說是在確保政府不會妨礙到商界牟利。
而在這種制度設計下，小政府、低社福、低稅收成了香港的基本架構，《基本法》不僅嚴格限制政府需要量入為出、避免赤字，規定政府施行低稅政策，也限制立法機關權力，讓立法會無法督促政府推行福利政策；1997之後，港府未能提供足夠的社會福利，就算一開始提出些看似極具野心的計劃，每當經濟衰退，政府就開始緊縮、縮小公營機構規模，將服務成本轉嫁給病人、窮學生、市民。
香港不平等以及「讓位」的社福
香港歷年基尼係數
在港英時代的最後十年，香港社會的不平等急遽加大，我們可以用代表社會不平等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來看，基尼係數是義大利學者科拉多·基尼提出，用以判斷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此數值介於0跟1中間，0代表絕對平等，1代表絕對不平等，歐洲已開發國家多介於0.24到0.36之間，美國則較高，2007年是0.45，2013年為0.49。
至於香港的數值則是在1986至1996之間快速攀升，從0.453升至0.518，在回歸之後，此數值仍持續增加，不過幅度趨緩，根據香港樂施會在2017年出版的《香港不平等報告》指出，香港基尼系數於2016年已達0.539，情況比其他發展經濟體惡劣許多（新加坡0.417、 美國0.411、 英國0.358）。
樂施會亦指出，香港最富裕一成和最貧困一成的月入差距，在2016年達到44倍，貧窮家庭數目則高達53萬，其中30多萬戶是在職貧窮，總貧窮人口超過130萬人。在此同時，全港前21位超級富豪的資產相當於港府能動用的財政儲備（1.83億港元），但他們要繳的利得稅只有16.5%，低於OECD國家和G20的平均稅率（24.2%及28%）。
雖然情況非常惡劣，《基本法》卻限制了政府的理財哲學，1997以來的香港特首雖然理念有別，但不管是董建華的「儒家治理」、曾蔭權的「大市場小政府」、梁振英的「適度有為」，都是透過不同程度的論述包裝財政保守主義，並透過低估收入、誇大支出，在量入為出原則下，壓低社會褔利開支的增長，就算一開始提出什麼社福大計，只要碰到香港經濟挫折，這些計畫不是大幅縮減，就是取消了。
事實上，香港政府已用70%的財政支付社會服務，但就算比例這麼高，仍無法滿足在住房、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的需求，原因是稅率偏低，僅有16.5%，且主要靠金融、地產，兩行業大起大落，造成政府稅收不穩定。此外，港府財政司卻是多年來低估收入、高估支出，又用應付全球經濟風險為名，無目標無限制的累積財富儲備。
實際上從1997至2017年，除了1997年到2003年，這前6年和2008年，每年香港政府財政都是有盈餘的，財政儲備到2017年累積超過9,600億港元。有學術研究指出，香港在21世紀初的社會服務開支，比世界上其他發達經濟體落後40年，如2011年的社福開支，只到OECD成員國1960年的水平；接下來我們以房屋政策為例，看看港英時期到特區政府的轉變。
香港，最貧窮的富有。（攝影：林靖豪）
「消失」的公屋政策
香港公共房屋政策始於1950年代，1945年香港結束日本佔領時期時人口只有60萬，因國共內戰，短短十年間就有近兩百萬人湧入，他們無處可去，大多數人在山邊搭寮屋棲身；1953年聖誕夜九龍石峽尾寮屋大火，約五萬人一夕間失去家園，港府開始興建徙置大廈供災民居住。1954年到1973年的20年間，共建成500多棟，供低收入家庭申請，但這些大樓品質多半非常低劣．遠落後於當時香港的生活水平。
1973年，時任總督的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推出「十年建屋計劃」，目標是10年內提供低收入戶180萬戶公屋，隨著大型公屋的興建，香港數個新市鎮亦發展起來。雖然「建屋計劃」成績卓越，但因針對的是低收入者，「條件不足以住公屋、又沒錢購屋」的夾心階層仍無處可去。
1976年港英政府再推出「居者有其屋（簡稱居屋）計劃」、1978年推出「私人機構參與居屋計劃」，居屋通常以免地價、低於市價3成到5成的價格賣給符合條件的居民。根據英國解密檔案，當時麥理浩於1970年代起進行一連串的改革、建設工程，是為了讓英國政府創造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時的籌碼，計劃在最短時間內，將香港各方面發展盡量遠高於中國、突出其優勢，從而影響中國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的態度與政策。
雖然麥理浩與港英「別有居心」，但當時的政策確實對香港影響深遠，後續總督亦延續麥理浩的房屋政策，1997時，公屋計劃為86.6萬戶家庭提供安全而可負擔的房屋，佔總家庭總數45%，自置居所比例則為50%左右。
1997年後，董建華剛上台時想效法港英時期的政策，承諾一年新增8萬5千個住宅單元，但隨即碰到亞洲金融風暴，房屋成交量與房價大幅下跌，在地產商的壓力下，房屋計劃急踩煞車，以減輕土地價格下跌壓力、恢復市民及投資者對房地產市場的信心。
之後每一任特首，公屋都不是他們的首要目標，曾蔭權宣稱公屋計劃將對私人樓宇帶來不公平競爭，梁振英、林鄭月娥則強調「中產階級置產率」的重要性；而在此同時，香港房市「扶搖直上」，根據美國不動產公司世邦魏理仕今年（2019）4月的一份報告，香港平均房價為120萬美元，世界第一。
香港的公屋，房屋上紅色的標誌為推動公屋的香港非營利組織房屋協會。（攝影：林靖豪）
中國的崛起與利用價值漸失的香港
在香港困守在「小政府資本主義」、「高度不平等」的同時，中國一邊利用著香港，一邊崛起了，到現在，香港對北京來說的「特殊地位」卻在漸漸消失。
對過去的中國來說，香港是中國對外的重要門戶，改革開放前，是國際通往中國的樞紐，想往外走時，則變成邁向國際化的窗口；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說，中國剛加入WTO的時候．在全球資本主義佔的份額不高，作為世界工廠、出口廉價商品，香港對它來說，就是通向世界金融市場的唯一窗口，2008年金融海嘯後，中國開始往外走，將央企、國企、私人企業放到香港，吃了港資、外資，再走出去到全世界。
但到了近幾年，狀況又不一樣了，在已經走出去後，越來越不需要香港這樣的角色；王國臣說，2011、2012年時，所有政策都要從香港，再到全世界。但這幾年發生變化，在2012年，中國想的是香港做離岸人民幣中心，但到了2018年，與英國開始「滬（上海）倫（倫敦）通」，用倫敦做離岸人民幣中心，某些條件上還贏過香港，此外中國跟英國、歐洲很多都有簽訂銀行清算協議，香港能做的，在這些國家也能做。
雖然香港的金融條件仍比上海、深圳開放，在中國其他地方賣匯都要申請表、超過一定金額要審查，錢無法自由進出；王國臣認為，香港完全開放，短期的可以在香港賣空賣空，但在上海、深圳就沒辦法，所以短期的就不會選在那裡，但北京現在想要的，也不再只是短期的投資，而將投資時間放長，香港的重要性也就下降。
當然，香港也不是毫無用途，比如說中資可以透過港資漂白，或因香港特殊關稅區地位，透過香港取得關鍵技術；香港工運研究者區龍宇說，有時中資需要用香港自己公司做白手套，如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理由是她做老闆的香港公司賣電子產品給伊朗；他說，美國政府容許美國公司出口香港高技術產品，但這些科技不能到中國，所以中國可能透過先到香港再轉手的方式，取得美國高科技技術。
但香港在類似事情的角色也不復過去這麼重要，香港已從「唯一的選擇」，變成「選項之一」，王國臣說，雖然中國可透過香港漂白、取得技術，但其他管道也能達到類似效果，想要漂白，設在開曼群島不是漂得更白？如取得技術，現在可透過越南，這也是最近美國總統川普盯上越南的原因。
香港的鎧甲和枷鎖
在香港失去門戶的地位後，不再是「世界的香港」，而是「中國城市香港」，與廣州、深圳將沒什麼不同。
體現在「粵港澳大灣區」計畫裡，2017年3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提出，推動港澳地區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預計將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十多個城市互補優勢、共同發展；今年2月，國務院發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目標是在2035年將大灣區建成各有分工的城市群，澳門著重發展旅遊休閒中心，香港則扮演金融、航運、貿易的重要角色。
王國臣說，大灣區計劃，就是要香港變成中國一部分，計劃實施後，接下來碰到最明顯的，像是網路問題，將來大灣區網路互相連通，未來連接後，北京會允許這個網路破口嗎？ 或者香港也會被封閉在長城之內？ 如果是這樣，它還能像現在一樣當國際金融中心嗎？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在政治上逐漸地被拉扯進中國之外，更加讓香港人感到深刻而無力的，是在經濟上日漸被中國所吸收，失去昔日的地位，從這次「反送中」運動，到目前為止，北京方面採取相對溫和的態度，也與今天的香港仍保有「門戶」地位有關：現在的中國還不想失去這樣的香港，問題是香港又還能保持這個樣子多久？
而更讓人感到困惑難解的問題，可能還是，香港這個獨特的經濟地位，是現在香港人得以維持恐怖平衡，於夾縫中尚能保持一絲氣息的依靠，但它卻同時也是造成香港社會不平等，在生活上痛苦與壓迫的來源。今天香港人渴望的「政治自主」，或許是一條讓香港人得以擺脫被決定宿命的道路，但卻又並非如此必然。
香港，面對未來。（攝影：林靖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