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報導
去年（2020）1月，《勞動事件法》正式施行，其中第40條，讓工會可以在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侵害其多數會員利益的雇主，提起「不作為之訴」，訴諸司法，停止雇主某項侵害工會會員權益的行為。且相較於《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3，「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的不作為之訴，工會在提起訴訟時，不需要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許可，條件更為寬鬆。
不作為之訴與一般民事訴訟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邱羽凡說，勞工遇到勞資爭議時，往往怕名字曝光，此時由工會來扮演爭議的角色，是比較適合的。邱羽凡說，不作為之訴限定工會會員，有擴大工會的功能；這是《勞動事件法》重視工會角色的表現。當初立法討論時，認為這樣的設定，可增加勞工加入工會的動機與誘因。
元晶科技為台灣生產太陽能發電設備大廠，在其薪資結構中，獎金與津貼佔比高，因此成為爭議的焦點，圖為2019年7月，元晶工會為爭取生產獎金及抗議公司打壓工會，工會成員戴著V怪客面具，參與行動。〈獎金爭議 靜坐49天 元晶工會推擠逼出副總對話〉（攝影：王子豪）
這些設計，是不是能夠按照立法時的構思，落實到訴訟的實務上，由於目前案例過少，還看不出來。就以去年（2020）提出不作為之訴的元晶科技企業工會來說，早在2017年，工會針對公司在員工公假、特休時，不發給輪班津貼的情形，就招募了一批「敢死隊」，透過民事訴訟，追討過去五年「未給付」的輪班津貼。
去年7月，「敢死隊」獲得勝訴，不過公司卻拒絕對沒有打官司的人給付輪班津貼。於是工會就讓被資方排除的人提出損害賠償訴訟，同時工會自己則提出《勞動事件法》的不作為之訴。元晶工會秘書長林名哲說，希望透過不作為之訴，要求公司停止「輪班津貼在請假期間不發放」的工作規則，目前仍在調解階段，但進展不大，預計4月底開庭。
在元晶的案例，比較看不出「個別員工不敢告，要由工會來告」的情形，而民事訴訟的效力，是在要求資方給付「過去」應為的給付或損害賠償，而不作為之訴的目的，是向「未來」地要求資方停止特定行為，兩者的作用不同。
那麼，是不是在提民事訴訟的同時，工會需要也提不作為之訴？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王浩說，幹部在討論時，認為不作為之訴效果不太明確，如公司積欠加班費，就算打完，法院要他不能再做，本來積欠的加班費還要再提告。這讓幹部很不解，為何不一開始打給付訴訟就好，如給付訴訟贏了，過去加班費要給，那未來雇主應該會給的機率非常大。既然如此，為何還要打不作為之訴？
訴訟案例
至於不作為之訴可以適用在哪些工會會員的權益上？由於目前起訴的案例少，也還沒有任何一個確定的判決出來，因此司法機關的態度，還無法觀察，我們只能從這些少數起訴的個案，稍微描繪它的樣貌。
罷工與勞裁後，長榮優惠機票爭議未解，進入《勞動事件法》不作為之訴階段，請參考：〈這篇報導〉，空職工調解的經驗，請參考：〈這篇報導〉
另，關於優惠機票案，請參閱條目〈長榮空服員罷工中的「優待機票」爭議始末〉
《勞動事件法》上路後，空服員職業工會針對2019年長榮空服員罷工期間，取消參與罷工組員的優惠機票，是工會最早提出「不作為之訴」的例子，目前雙方已經達成和解，優惠機票於今年（2021）初全面恢復。
而渣打銀行企業工會則是針對資方調高理專業績目標，提了不作為之訴，律師翁瑋指出，工會與資方訂有團體協約，但公司變更勞動條件沒向工會說明，並取得同意，自行調整理專業績目標，等於是變相扣薪。翁瑋說，渣打的這個爭議由來已久，現在提出不作為之訴，也是想看看《勞動事件法》通過後，是否有新局面。
元晶、長榮和渣打案例的標的，都是可換算成金額，這個時候，不作為之訴可視作民事訴訟的變形或配套，在要求資方侵權時，給付相關的報酬或賠償之餘，再透過不作為之訴，要求停止侵權的舉措。
而今年華航企業工會針對資方的「管理規則」提起的不作為之訴，則沒有要求金錢給付的性質，華航企業工會秘書長黃慧甄說，機師罷工後，華航修訂「飛航組員升轉訓作業辦法（更換不同機隊）」，轉訓未通過者，恐降職級、轉任地勤，甚至資遣，條件比過去嚴格許多，另外則是在些休假規則上，加上了不能配合公司調整特休機師的限制，因此工會提出不作為之訴，要求公司停止這些工作規則的實施。
有沒有用？要怎麼用？
邱羽凡說，不作為之訴可以觸及的勞工權益，涵蓋範圍很廣，最明顯的就是減薪、勞工加班超過法定上限等，另外如雇主工作規則原本規定的勞動條件，或雇主刪除或變更，同樣是侵害勞工權利、違反勞動契約。此外，如一般職業安全的設備、設施，若有違反經勞工反映過但雇主未處理，恐怕也是侵害權益。
不過，《勞動事件法》施行至今，實際提起不作為之訴的工會卻相當少，這出乎邱羽凡的預料。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說，工會並沒有不作為之訴「應用範圍很廣」的這個概念，相反地，對它感到相對陌生。尤其是去年碰上 COVID-19 疫情，如果是雇主經營管理權相關事項，如調降獎金、調整請假規則、要求配合防疫作為（如發燒需自假）等，無論哪一種都沒有先例，此時工會就會比較遲疑。
總之，在過去一年多的經驗裡，司法尚未有任何確定判例，對不作為之訴保護的權利範圍，尚未有明確見解；在目前少數起訴的案例裡，大概描繪出的圖像，以及目前工會對於它的想像與實際需求，與立法當初的想像，似乎存在著一定的落差，而《勞動事件法》裡這個專屬工會的設計，也還需要時間，在更多的實務經驗裡去檢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