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接：〈反送中・燃燒的香江》中國司法人權問題，觸動香港敏感神經〉
焦點事件記者林靖豪報導
一位畫家在721遊行現場創作。（攝影：林靖豪）
「明天的情況可能會很惡劣。」
飛機起飛前，接到香港朋友來訊，這已是兩個月來不知道第幾次聽到香港朋友這麼說。21號，原訂要前往中環終審法院的遊行，遭到警方阻撓，遊行隊伍只被准許停留在灣仔盧押道，網路上，幾週以來累積的不滿再度爆發，各種升級抗爭的討論上蔓延…
721那晚，在前線後方
如同一個月前「200萬加一人」遊行，不分老少，大批的香港人再度走上街頭，民陣成員在遊行的終點前拿著麥克風持續不斷地為參與者打氣，每當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呼籲大家要保護好自己，「不流血、不被捕」時，總會得到現場以掌聲回報，許多大哥大姊更比起大拇指為民陣加油。
不過，警方的阻撓終究是擋不住抗爭者，許多人還在維多利亞公園等待出發，已經傳來最前頭的隊伍突破警方防線，要求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面的消息。「要是我們以前有這麼自由就好了！」一位社運經驗豐富的朋友說，過去香港的社會運動通常是在警方發給的「不反對通知書」核准的範圍內行動，像這麼大規模的遊行能夠突破警方限制，是很少見的情況。
遊行結束後，有經驗的朋友立刻集合，配戴無線電與識別臂章，組成「Exit」小組，準備協助鎮壓時的撤退。走出上環地鐵站時，彷彿來到另外一個世界，干諾道上滿是頭戴黃色頭盔，面戴防毒面具或以方巾、口罩將眼睛以下緊密包住的年輕人，他們以十個人左右為一群，正在拆卸道路上的柵欄，做成路障準備封住警察有可能進入的路口。
「Exit」小組成員在地鐵上配戴臂章。（攝影：林靖豪）
上環干諾道上聚滿示威青年，一家餐廳大門深鎖，但裡面仍有客人在用餐。（攝影：林靖豪）
Exit小組分成幾個小隊，確保撤退時能夠充分掌握安全的路徑，我們來到干諾道與德輔道路口，現場騷動，接著煙霧瀰漫，Exit小組趕忙分頭告知可以安全離開的道路。隊伍不斷向後撤；我跟著Exit小組往干諾道上查看狀況時，突然眼睛一陣刺痛，接著是喉嚨感到辛辣，不由得開始咳了起來，瀰漫在空氣中的催淚瓦斯是看不見的，卻讓人難以忍受，殘留在皮膚上的催淚瓦斯使我的臉不斷感到刺痛。
一路撤退到中環，現場多數決定撤離，結束行動，正當我以為告一段落時，旁邊的朋友突然遞過手機，問道：你有看到元朗發生的事了嗎？我隨即上網查看，臉書上已經滿是元朗白衣人施暴的影片，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情況遠比香港人在行動前所能想像的更加惡劣。一個Exit小組的成員說，今天以前還在想運動要怎麼繼續走下去，持續的動員還能繼續延續嗎，但現在只感到憤怒，不用想太多，必須得再上街頭…
Exit小組指引示威者撤退方向。（攝影：林靖豪）
Exit小組成員清洗殘留在眼睛上的催淚瓦斯。（攝影：林靖豪）
沒有「大台」？反送中運動如何遍地開花
像Exit小組這樣由幾個人自發組織，雖然沒有中心的協調機制，但各自在抗爭現場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的例子，在此次運動裡十分多見，它們承擔了衝突性較高抗爭現場的主要工作，除了支援安全撤離外，急救、物資、資訊傳播與訊息核實等工作，都能看到類似的小組在運作，許多人甚至本來不認識，只透過網路或在現場集結。
事實上，不只是在有激烈衝突的情況下，就連數萬、數十萬人參與的遊行，也能透過這樣的方式組織起來。
在6月幾次大規模的遊行、衝突及7月1日佔領立法會的行動後，運動轉到香港各個不同地區，每週幾乎都有地區的遊行，其中關鍵的第一次，是7月7日在九龍，有超過20萬人參與。「71的行動之前，網路上就有許多討論擔心即使行動升級，運動也不可能在此結束，之後到底要怎麼辦？」。
綽號西瓜、從事活動現場音響工作的吳小姐說，「很多人提出要把抗爭帶到金鐘以外的地方，但卻沒有人真的開始做，所以我找了懂搞遊行的朋友，處理和警察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事情，然後我們成立了一個 Telegram 的群組，邀請網民加入，一起討論舉辦一場九龍的遊行，一天之內就有兩三千人加入」。
Telegram 可說是反送中運動中最重要的討論與訊息發布平台，許多行動在「公海」群組中產生。
西瓜說的 Telegram 群組叫做「公海」，「公海」群組是公開的，所有人都可以加入，並在其中參與討論。西瓜說，他們在「公海」中徵求能夠支援急救、音響等遊行基本需求的朋友，很快有十幾個人自告奮勇，他們另外組成一個私密的核心群組，處理遊行基本的行政工作。
「直到現在我都只知道這些人的網名而已。」西瓜說，核心小組的成員在遊行前兩天才見面，一起走一遍遊行的路線，「感覺很像網聚，大家也不需要太多討論，見面後的共識就是遊行要和平理性，讓香港人看到九龍也能有和平的遊行」。
西瓜說，之所以要在九龍辦遊行，最重要的是希望讓街坊能夠看到反送中運動是很和平理性的，不是政府或某些媒體口中的「暴動」。「核心小組裡，在反送中運動前有社運經驗的，連同我就只有三個人」，他說，核心小組裡的成員年紀都很輕，也有十幾歲的中學生，最大的成員也大概30歲左右，其中很多人的初次社運經驗，就是612政府總部前警方開槍鎮壓的行動。
從提出遊行的構想到舉辦遊行，只經過短短一週的時間，這麼短的時間，如何能辦成一場超過二十萬人參加的和平遊行？
「在 Telegram 群組裡，你丟了自己想做的事，只要沒人反對，就可以做，各自做得怎麼樣，其實其他人都不知道」。西瓜說，其實整個行動靠的就是信任和默契，若現場出了什麼事，核心小組的人其實會有法律風險的，但來參與的人都很有意識要保護發起人，而現場若有甚麼缺點，有什麼事情沒人做，都會有人自動補上，對於陌生人的信任，支撐著整個運動的進行。
不過，這樣的信任在幾個月前的香港，還是很難想像的。
另一位有社運經驗的遊行核心小組成員 Kelvin 說，前幾年的香港在網路上有很多衝突，當2014年的雨傘運動結束後，許多運動者轉向政治參與，但很多網民對民主派和政黨不滿，覺得他們無法帶領香港的政治改革，網路上滿是標籤和對立。但是，在反送中運動裡，「民主派」、「本土派」等過去較為知名的社運、政治人物都退場，取而代之的，是網路論壇和 Telegram 「公海」群組裡網民的聲音。
曾在616與71的遊行中做問卷調查的 Charles 表示，用「無大台」來描述現在的運動並不準確，因為這些行動並不完全是個別群眾自發參與，每個行動的背後都還是有幾個人在組織，就像九龍遊行中的核心小組一般。而西瓜認為，反送中運動和過去運動最大的差別在於「過去的運動是網民、群眾要去配合大台，但現在是大台要去配合群眾」。
Kelvin 也說，在後續的地區遊行討論中，在 Telegram 群組裡不乏罵戰，原因在於群組的發起人對於其他人想做的事情介入太多，或是讓人覺得遊行背後有組織或政治目的。不過，這些爭執並沒有淪為口水戰，發起人最後都會向後退，讓其他人有更多參與的空間，也只有這樣運動才能繼續下去。
西瓜說，在九龍的遊行後，很多地區的朋友都傳訊息給他們，希望他們能夠把這個經驗帶到別的地方，覺得他們就是新的大台，但西瓜說，他們不想成為大台，也不想別人把他們當大台，所以並沒有回應其他人的邀請，只是到場參加行動。為了跟上網路的討論，西瓜這兩個月幾乎隨時都在線上，每天幾乎只睡兩三個小時。
721遊行當天，西瓜也在現場做音響工作。（攝影：林靖豪）
「組織」在哪裡？反送中運動的突破
西瓜個人其實早從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就開始參與社運，但2014年反東北發展的抗爭中，政府強烈的鎮壓讓他深受傷害，決定離開。「這次的運動對我來說是一個救贖」，西瓜說，612他在金鐘現場，兩顆催淚彈就丟在他身邊，政府如此的暴行讓他決定再走出來，但這次，他決定自己要做為一個普通的網民參加運動。
西瓜說，很多在香港的社運組織工作的朋友，在這次的運動裡其實一時間找不到參與的位置，有很多人來問他能不能幫忙音響的工作。「我們追不上素人成長的速度」，他說，短短兩個月裡，很多從沒參加過社運的年輕人在街頭和網路上學習、成長，已經突破許多過去社運的限制，像突破「不反對通知書」限制的集會範圍，就是過去社運很難做的的事。
從事基層運動超過二十年的「社區前進」成員朱江瑋則說，「香港民間團體成長的速度，追不上民眾成長的速度」。
他說，傘運後，民間社會陷入低潮，就算是相同路線的團體，也因各種原因分裂。但反送中運動突然之間凝聚了兩百萬人，很多人對不同的運動手法或路線差異的看法，就算不是完全和解，也在互相理解，這是過去想像不到的事。對於其他人的作法採取「批判性支持」，是民間團體還沒能做到的地方。
朱江瑋更認為，反送中運動總結了過去三十年香港的政治和社會運動，關鍵的原因在於，香港人在這次明白了權力來自自己的行動。
「很多人說，香港為何這麼難罷工，難出現民主，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香港人不覺得權力來自自己」，但行動往往是有代價的，回顧三十年來的運動，朱江瑋說，「雖然香港在80年代就有選舉，但只能投票選菁英。89之後，香港人看到北京，才知道什麼叫民主。從89六四開始，你每一天問的問題，如果民主要流血，你願不願意？」。
政權鞏固權力的方式，就是散布恐懼，遏止行動，這次的運動的動能雖然是來自對於生活被中國改變的恐懼，但大家選擇站出來，朱江瑋說，這就表示大家戰勝了恐懼，即使知道會輸，還是站出來，這是長出來自自己的權力的過程。
香港工運研究者區龍宇也說，香港人這次對衝突的看法改變了，政府的暴力反而激怒了更多人，過去群眾對主動挑戰警方的防線反感，但現在不會，而每次警察的鎮壓只會激怒更多人出來。「群眾已經踏上歷史舞台，如果林鄭月娥不後退，會強迫群眾採更激烈的抗爭。」區龍宇也表示，這次的事件讓香港人學到不能相信統治者，如果沒有真普選，人民沒有政治權力，那麼香港人與政府的裂痕將不可能修補。
616兩百萬人塞爆金鐘，是香港前所未見的歷史時刻。（攝影：林靖豪）
從修法而起的抗爭，走到現在，早已超越修法的問題，從警察的暴力鎮壓，到元朗鄉黑「恐攻式」的襲擊，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運動已從個別議題的衝突升高到對香港政府及北京的全面不信任。出身社運的立法會議員朱凱迪說，香港人在這個運動中，正在形塑新的政治認同。
香港的社運組織，也在運動中學習、成長，在沒有大台可以主導運動方向的情況下，如果運動中的民主討論能夠延續，並且能夠持續讓每一個人都找到自我參與、自我組織的空間，而整個香港社會，也在共同經驗這個成長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