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燃燒的香江》逃犯條例修法的表與裡

焦點事件記者林靖豪、梁家瑋、孫窮理報導

香港終審法院。（攝影：孫窮理）

反送中・燃燒的香江

「反送中・燃燒的香江」系列，希望從香港《逃犯條例》修法，接近香港社運、政治、經濟，以及中國資本發展的軌跡，從對香港的描寫中，觸及台港，乃至東亞與全球，所有人在大國博弈下的共同命運。

與「帶路博弈計畫」的想法有著一定聯繫，我們看到香港人既依附，又受壓迫於香港被命定的「經濟門戶」與「金融中心」角色，而如何超越「戰略位置」的考量，看到人的真實樣貌，與屬於他們的「發展」的可能，這也是我們面向國際新聞的核心關懷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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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個多月，反對香港政府推動《逃犯條例（第503章）》^3249-001（港府給立法會修例的參考資料摘要）修法的「反送中運動」，捲動整個香港社會與國際社會的關注，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人數與香港警察暴力鎮壓抗爭激發的社會憤怒，迫使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親上火線，從宣布「暫緩」修例，到向市民道歉並「停止」修例、宣稱條例已「壽終正寢」，卻都未能平息反送中運動動員的能量。

6月16日，林鄭月娥在道歉聲明中承認「由於政府工作上的不足，令香港社會出現很大的矛盾和紛爭，令很多市民感到失望和痛心，行政長官為此向市民致歉。」在他一貫的脈絡下，政府工作上的不足，指的是沒有讓香港社會大眾充分了解修例的內容和影響，才造成了社會矛盾、紛爭，我們可以推論他的發言背後顯示的是，港府並不認為修法本身有問題，需要主動撤回，而是因社會衝突才擱置修法工作。

6月16日，在強力鎮壓反送中運動，引起群眾的憤怒，更多的人走出來，而北京方面又與其切割的情形下，香港特區首長林鄭月娥親自出面道歉，但對於撤回條例與嚴懲警方暴力等訴求，沒有回應，使得事態持續。（攝影：梁家瑋）

香港或國外的反對者對於《逃犯條例》修正案最大的疑慮之一，是修法後《逃犯條例》可能被用來當作打壓對中國政治持異議者的工具，也就是港府將可以「合法」把任何居住或經過香港的政治異議者移交到中國、讓中國的檢調與司法單位檢控，港府則一再聲稱此次修法不會涉及政治犯的移交。那麼，若回到《逃犯條例》的具體條文內容，我們可以怎麼看待這個爭議呢？

《逃犯條例》的立法與修法

《逃犯條例》的立法，在港英政府移交政權之前的1997年4月，適用於與香港簽訂有「逃犯（引渡）條約」的司法管轄區（即國家，目前有20國^3249-003），而與未簽訂「逃犯條約」的司法管轄區，則可以進行「一次性」的移交，不過其中第2條將包括中國、台灣、澳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其他部分」從「條例」裡排除，這是造成港府所說在台灣殺人的香港人陳同佳無法移交^3249-002的原因；而此次修例，也就是要把「條例」所排除的中、澳、台給放進來。

在《逃犯條例》的「附件1」明列了46項「可移交」的國際公認的犯罪類別¹，其中本來沒有「顛覆國家」等政治犯的項目^3249-004，這次修例，並未修改這部分，並且在過程中，由於富商的反對，還將46項犯罪類別中，與經濟犯罪有關的9項犯罪類別移除，並且限制在該罪行在香港可判3年以上時（後再改為7年），才可移交。

此外，既有《逃犯條例》第5條，本來就有「政治性質的罪行」不得移交的規定，第5條(1)(c)甚至明文規定香港主管當局認為「有關的移交要求雖然宣稱是因有關（非政治）罪行而提出的，但實際上是由於為該人的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檢控或懲罰該人的目的而提出的」不得移交，這些在修例的過程裡，都沒有改變。

移交罪犯，是建立在充分的司法互信基礎上的，因此，雖然《逃犯條例》不排除對未簽訂「逃犯（引渡）條約」的國家，進行「一次性」的移交，但卻有嚴格的規範。

《逃犯條例》第3條，「一次性」移交，需要由香港政府與要求移交的國家定協議，行政長官（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把這個協議，列入《逃犯條例》的附屬法例公告，並送立法會，立法會有權將其廢止（《逃犯條例》第3條），之後再送法院審查。事實上，在條例訂定後的22年裡，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一次性」的移交案例。

而這次修法，有一個引起爭議的條文，是在「一次性」移交時，免除了訂定附屬法例、送立法會審議的程序。加上《逃犯條例》本來是對簽訂有「引渡條約」的國家而設計，在充分法互信下，法院對犯罪事實，並沒有完全的調查權，而在「一次性」移交，又沒有再賦予嚴格調查的規定，這使得「一次性」移交在立法與司法上的關卡鬆動，在香港政府與北京政府本非平等政治實體的情形下，前面所說的種種明文規定，能否真正被踐行，受到質疑。

反對修法的意見認為，即便移送的條文中不包括政治犯，中國當局可以利用37項罪名中任何一項，要求香港政府移交政治犯到中國，在法院沒有實質的審查權、立法會沒有審議權，而在北京當局控制下的香港政府，又完全沒有違逆中央的意志與能力，反對者並不相信法條中不移交政治犯的原則會被堅守。

「一國兩制」崩壞的焦慮

而即便修法再進行調整，在北京的影響下，對司法喪失信心、沒有「真普選」的立法會，仍然不會被接受具有把關的能力，簡單說，現在的問題，已經是對香港行政、立法、司法的全面質疑，而此種質疑，來自香港人對於「中港關係」的深刻焦慮，而不再是如何修法的技術性的表面問題。

更何況，回到1997年港英政府立《逃犯條例》的重要目的，就是在香港和中國的司法之間，築起一道防火牆，也就是說，它是「一國兩制」在司法上的重要機制，此次「條例」的修改，等於在這道防火牆上開了門，其重要意涵也就是「一國兩制」的進一步崩解。

近年來，中國政府將《中英聯合聲明》定調為「歷史文件」，認為其不具「現實意義」，而在6月12號遊行後，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接受英國BBC專訪時（參考），也仍重申了這一個原則，在英國最具代表性的媒體，說給英國人聽的這個專訪裡，劉曉明除了宣達出中國政府與林鄭月娥切割之外，另外傳達出的訊息，就是告訴英國人「香港不關你的事」。

港英時代的立法原則無需再遵守，「一國兩制」也不是對英國人的許諾，那麼中國自己對港人的許諾呢？

「要搞『送中』就是要破壞《香港基本法》第8條」，香港工運研究者區龍宇說，《基本法》是經過中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法律，其第8條明定，「香港原有法律…予以保留」，區龍宇說，香港的法律，是英國殖民地法律，裡面有很多壓制人權的地方，但也至少保留、尊重起碼的程序正義，他說，如果中國尊重《基本法》，不可能出現現在這個立法意圖，香港的在「法治」上，與中國有著根本的不同，不能透過「引渡」將兩者連接起來。

《逃犯條例》觸動中港界線的敏感神經，這是修法技術的表面下，深刻的內裡。也是這個燠熱的夏天，燃燒香江怒火的引線。

從港英時代的立法，到《香港基本法》第8條的原則，都標示出在中港之間，在「司法」上的差距，不容輕易跨越。（攝影：林靖豪）

中國的人權問題，向來為西方國家所嚴厲批判，而中國則以西方以人權為名，意圖發動顛覆中國政府，建立親西方政權的「顏色革命」回擊，各種對異議人士的抓捕，每以對抗「境外勢力」之名行之。不可否認的，以司法做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這在哪一個國家都難以避免，絕非中國獨有。

中國在面對政治異議人士的人權表現如何？又該怎麼看待？將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話題。

後接：〈反送中・燃燒的香江》中國司法人權問題，觸動香港敏感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