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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二十七 認識我們從未曾認識過的民主

2016/06/04

由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華人民主書院、劉曉波之友會於2016年6月4日晚間於自由廣場舉辦的「六四二十七」紀念晚會(攝影:孫窮理)。

焦點事件編輯小組、特約記者何友倫

「民主是我們共同的理想」,但是「民主」是什麼意思呢?每個人想的都一樣嗎?(1989天安門現場,取自網路)

台灣社會看待六四,普遍將其視為一個斷時性的凝結點,著重1989年6月4日解放軍入北京鎮壓,造成大規模死傷的行為。在近年「中國因素」的理論下,六四成為中國反民主、侵害人權的一個單獨事件。然而在中國,甚至國際的脈絡下,六四具有重要的意義,它震撼了整個國家,除了農民外,幾乎社會各階層的人均投入這場運動,忽略了六四的背景,是難以觸及其真實面貌的。

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喊出「要民主」、「反官倒」、「反腐敗」的訴求;「要民主」在中國的意義,與中國過去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有深厚的關係,中國的民主思想,在延安整風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後,基本上已不具西方自由主義的色彩,更多時候是列寧主義下的民主集中制,因此所謂「要民主」,不能嫁接為爭取投票選舉的代議民主,而是列寧口中的:「沒有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具有緊密的關係。

你知道嗎?
什麼是價格雙軌制?
什麼是價格雙軌制?
改革開放後,雙軌制係指商品供應中,同時存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兩種價格。1984年國務院頒布《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第三條規定國企滿足自銷和國家計畫的產量後,超出的部分可以在統一價格的上下20%,自由訂定出售價格,例如計畫生產一萬噸的麵粉,若國企生產超過一萬噸,則超出的部分自由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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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什麼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村現行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於1980年代初期推行改革開放所施行的一項重要的農村經濟制度改革,其主要內容有「包產到戶」、 「包幹到戶」,在土地所有權為國家所有的情況下,將經營權配到農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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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0年代的中國國企改革如何進行,對工人的影響是什麼?
1980、1990年代的中國國企改革如何進行,對工人的影響是什麼?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其手段並非直接將國有企業私有化,而是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制;在改革開放的前期,中國仍然維持著國企工人的福利,並仍舊延續著不解僱國企工人的制度。90年代中期,隨著民營企業與鄉鎮企業的擴張,中國經濟越來越市場化,國企面臨巨大的市場競爭壓力,中國政府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改革,1993年至2003的10年間,總共造成2,818萬的國企工人「下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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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鄉鎮企業?
什麼是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農民主辦的各類企業,亦是中國鄉鎮地區多樣合作企業和個體企業的統稱,包括鄉鎮辦企業、村辦企業、農民聯營的合作企業等。在人民公社時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已經有一些小型工業,當時由公社、生產大隊經營,稱為社隊企業,改革開放後人民公社慢慢解體改設為鄉鎮組織、村民組織,以原有的社隊企業繼續發展,或 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改革後興辦的企業,開啟了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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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層意義上,「民主」的意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語境下的論述剛好相反,是對於社會主義體制崩解的反彈。

1978年,中國發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瓦解過去農村的集體經濟,人民公社所強調的「集體制」不再是農村的景象;在城市,則聚焦在「國企改革」,改革開放前,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在國企工作,國企承擔計劃經濟、國家的發展政策。改革開放,並非直接將國企私營化,而是透過「放權讓利」的方式,逐步讓私部門進入市場經濟,並且將國有企業轉型為獲利導向,賦予國有企業更多自主性。

「官倒」一詞,指的是利用官僚身份,進行投機買賣的人,此一現象的產生,是由於「價格雙軌制」的推動;在計劃經濟中,國企依據計畫進行生產,產品的價格統一,1980年代,在「擴大國企自主性」的政策目標下,國企超出計畫的產量,自訂出售的價格,造成「計畫內」與「市場」價格的落差,以鋼材為例,當時計劃價格一噸700元,市場價格卻將近2,000元,這造成官僚有機會利用價差,以「計畫內」價格低買,再以市場價格高賣從中獲利,這是一個避免因為快速轉型造成社會崩解的「漸進式」開放設計,但是同樣帶來社會主義向市場經濟轉型,而撕裂的傷口。

在集體制下,所有生產的成果,是大家的,但是因為「價格雙軌制」,生產成果為少數人獨佔,這種現象,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就是「反民主」的,而當「要民主」與「反官倒」、「反腐敗」被並舉出來的時候,其核心的批判,不是反對獨裁、要求代議形式民主這樣的東西,而是對於社會主義體制崩解的一種反彈;從這一個意義上看,89民運非但不是「反共」的,它甚至一定程度上,應該被理解為「共產主義」式的民主運動。

改革開放的確使整體的經濟提升,農村的生產力活絡起來,勞動力被釋放出來,間接促使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而國企改革增加了效率,卻也造成城市工人的社會地位不若以往、官僚階級的投機行為,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取得內部改革的成果時,也產生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工人階級的鐵飯碗保證不再,官僚與商人組成的利益群體成為社會的特定階層,造成嚴重的社會分化,各種社會改革沒有大幅推進,對於受薪階層與普通公務員皆造成極大的影響。

這是1989年,六四發生的背景;在此之前幾年,中國的社會力量早已蓬勃,社會改革的浪潮難以壓制;這些要求改革的呼聲具有二元對立的性質:工人、知識份子等社會各階層的人更多是基於對於改革中的國家進行批判,對於改革開放的不平等市場擴張,發出不平之聲;然而也有另一群人,作為官僚與商人的複合團體,期望國家朝向更為激進的私有化路線,同樣也要求國家進行改革。

最終中國政府作出了它的選擇,1992年,鄧小平南巡,揭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路線,同年中共十四大會議上,發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國至此鐵了心,以市場經濟為手段,開啟往後20多年的經濟轉型;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固然沒有朝向完全的「私有化」方向走去,然而,在中國新興起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羽翼漸豐,以及市場化做為發展的手段,逐步走向私有化趨勢,未來中國還有多少空間可以再宣稱其「社會主義」性質,已是很大的問題。

六四到今天27年,中國的「民主」仍然遭到壓制,這些被壓抑掉的,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口中的「境外勢力」的陰謀,或者西方式的形式民主,而更加是社會主義式的,批判生產成果寡佔的「民主」,歷史應當還原,六四應當平反,而從還原平反的思考上,我們也應當從中認識我們從未曾認識過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