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華人民主書院、劉曉波之友會於2016年6月4日晚間於自由廣場舉辦的「六四二十七」紀念晚會（攝影：孫窮理）。
焦點事件編輯小組、特約記者何友倫
「民主是我們共同的理想」，但是「民主」是什麼意思呢？每個人想的都一樣嗎？（1989天安門現場，取自網路）
台灣社會看待六四，普遍將其視為一個斷時性的凝結點，著重1989年6月4日解放軍入北京鎮壓，造成大規模死傷的行為。在近年「中國因素」的理論下，六四成為中國反民主、侵害人權的一個單獨事件。然而在中國，甚至國際的脈絡下，六四具有重要的意義，它震撼了整個國家，除了農民外，幾乎社會各階層的人均投入這場運動，忽略了六四的背景，是難以觸及其真實面貌的。
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喊出「要民主」、「反官倒」、「反腐敗」的訴求；「要民主」在中國的意義，與中國過去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有深厚的關係，中國的民主思想，在延安整風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後，基本上已不具西方自由主義的色彩，更多時候是列寧主義下的民主集中制，因此所謂「要民主」，不能嫁接為爭取投票選舉的代議民主，而是列寧口中的：「沒有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具有緊密的關係。
關於六四前後中國的變化，可參考：〈什麼是價格雙軌制？〉、 〈什麼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什麼是鄉鎮企業？〉、〈國企改革大事記〉、〈國企改革對工人的影響〉
在這一層意義上，「民主」的意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語境下的論述剛好相反，是對於社會主義體制崩解的反彈。
1978年，中國發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瓦解過去農村的集體經濟，人民公社所強調的「集體制」不再是農村的景象；在城市，則聚焦在「國企改革」，改革開放前，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在國企工作，國企承擔計劃經濟、國家的發展政策。改革開放，並非直接將國企私營化，而是透過「放權讓利」的方式，逐步讓私部門進入市場經濟，並且將國有企業轉型為獲利導向，賦予國有企業更多自主性。
「官倒」一詞，指的是利用官僚身份，進行投機買賣的人，此一現象的產生，是由於「價格雙軌制」的推動；在計劃經濟中，國企依據計畫進行生產，產品的價格統一，1980年代，在「擴大國企自主性」的政策目標下，國企超出計畫的產量，自訂出售的價格，造成「計畫內」與「市場」價格的落差，以鋼材為例，當時計劃價格一噸700元，市場價格卻將近2,000元，這造成官僚有機會利用價差，以「計畫內」價格低買，再以市場價格高賣從中獲利，這是一個避免因為快速轉型造成社會崩解的「漸進式」開放設計，但是同樣帶來社會主義向市場經濟轉型，而撕裂的傷口。
在集體制下，所有生產的成果，是大家的，但是因為「價格雙軌制」，生產成果為少數人獨佔，這種現象，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就是「反民主」的，而當「要民主」與「反官倒」、「反腐敗」被並舉出來的時候，其核心的批判，不是反對獨裁、要求代議形式民主這樣的東西，而是對於社會主義體制崩解的一種反彈；從這一個意義上看，89民運非但不是「反共」的，它甚至一定程度上，應該被理解為「共產主義」式的民主運動。
改革開放的確使整體的經濟提升，農村的生產力活絡起來，勞動力被釋放出來，間接促使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而國企改革增加了效率，卻也造成城市工人的社會地位不若以往、官僚階級的投機行為，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取得內部改革的成果時，也產生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工人階級的鐵飯碗保證不再，官僚與商人組成的利益群體成為社會的特定階層，造成嚴重的社會分化，各種社會改革沒有大幅推進，對於受薪階層與普通公務員皆造成極大的影響。
這是1989年，六四發生的背景；在此之前幾年，中國的社會力量早已蓬勃，社會改革的浪潮難以壓制；這些要求改革的呼聲具有二元對立的性質：工人、知識份子等社會各階層的人更多是基於對於改革中的國家進行批判，對於改革開放的不平等市場擴張，發出不平之聲；然而也有另一群人，作為官僚與商人的複合團體，期望國家朝向更為激進的私有化路線，同樣也要求國家進行改革。
最終中國政府作出了它的選擇，1992年，鄧小平南巡，揭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路線，同年中共十四大會議上，發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國至此鐵了心，以市場經濟為手段，開啟往後20多年的經濟轉型；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固然沒有朝向完全的「私有化」方向走去，然而，在中國新興起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羽翼漸豐，以及市場化做為發展的手段，逐步走向私有化趨勢，未來中國還有多少空間可以再宣稱其「社會主義」性質，已是很大的問題。
六四到今天27年，中國的「民主」仍然遭到壓制，這些被壓抑掉的，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口中的「境外勢力」的陰謀，或者西方式的形式民主，而更加是社會主義式的，批判生產成果寡佔的「民主」，歷史應當還原，六四應當平反，而從還原平反的思考上，我們也應當從中認識我們從未曾認識過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