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今年（2019）3月17號，台灣呼應314世界反水庫日，再度在新北市雙溪聚集（去年、今年），表達反對雙溪及後續可能的新建水庫的心聲。除了持續關注在大工業開發下的台灣水資源問題外，《焦點事件》「帶路博弈計畫」今年特別鎖定印尼北蘇門答臘巴丹托魯（Batang Toru）水電廠，以及湄公河流域，作為出國採訪的行程規劃。
在這裡，我們將反水庫運動放進歷史與全球的框架下，做了一些整理和回顧。並嘗試著釐清我們的問題意識：我們看到了什麼？想要再看到什麼？這些工作，需要長時間的累積，希望大家支持我們一步一步地踏出去：定額捐款、單筆捐款、更多捐款方式。
去年（2018）10月31號，高達182公尺，一舉超過中國的「中原大佛」 （128公尺），也遠高於美國自由女神像（46公尺），現今全球最高的「團結雕像（ Statue of Unity ）」，在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 的主持下，正式落成。
俯視著撒多撒羅瓦大壩，巴特爾的「團結雕像」。（來源）
偉大建設與國家的雄心
這座以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副手巴特爾（Sardar Vallabhbhai Patel）形象塑造的雕像，俯視著納瑪達河（Narmada River） 上的撒多撒羅瓦大壩（Sardar Sarovar Dam）。在印度獨立的期間，巴特爾的強勢作風，使當時鬆散的數百個君侯國，團結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因此有「鐵漢」、「印度的俾斯麥」稱號。
為什麼是巴特爾，而不是尼赫魯，或者甘地（Mahatma Gandhi）？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還有著現實利益的鬥爭，為了要跟長期由尼赫魯家族掌握的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對抗，莫迪挑上了自己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同鄉，與尼赫魯政見不合的巴特爾，將他推上神壇，成為對抗國大黨的神主牌。
「團結雕像」的落成，也代表著由莫迪所領導的執政黨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與國大黨之間，在下個（4）月即將展開的大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以「同溫層」裡的共識取代社會全體的共識，在這個認同分裂的世界裡，說起來也不是新鮮的故事。
我們現在來聊聊巴特爾雕像所俯視著的撒多撒羅瓦大壩和「納瑪達計畫」。
與「團結雕像」一樣，大壩有著「超中趕美」的雄心，印度政府和媒體都強調其為「世界第二大水壩（參考）」，撒多撒羅瓦大壩主壩體長1,210公尺，壩高163公尺、總蓄水量9,500MCM（million cubic meter,百萬立方公尺）、有效蓄水量5,860MCM、發電裝置容量1,250MW，的確是不小，不過不管從哪一個數據看，跟「世界第二」都還是有一些距離的，只有報導指出，它的壩體使用的混凝土體積，僅次於美國的大古力（Grand Coulee Dam）水壩，不過詳情如何，該報導也沒有提出更多的數據佐證。
出國比賽是不是能拿冠軍，這種事常常是自己高興就好，也無需深究，不過，真正曾讓這座由尼赫魯在1961年就啟動，一直到2017年，蓋了56年的水壩，登上國際視聽，造成全球性影響的，是「反水庫」的運動。
反納瑪達計畫，全球串連
1980年代，「納瑪達計畫」包含了數千座水壩和數十座電廠，以及一條全球最大的人工運河；光撒多撒羅瓦大壩，就要造成12萬6千人遷離棲地，整個計劃估計有上千萬人將受到結構性的影響。這個計畫，向世界銀行（World Bank,WB）貸款，1985年5月10號，世銀與印度政府簽約，預計1986年開始執行。
就在這個時候，年僅30歲 ，原本只是到因為大壩興建而將淹沒村莊從事研究和組織工作的哈梅・帕卡（Medha Patkar） 結合了受威脅的居民，組成「納瑪達自救會（Narmada Bachao Andolan,NBA）」， 承繼甘地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形式，展開了抗爭， 在國際NGO如「自然資源守護委員會（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環境保衛基金會（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EDF）」…的協助下，反水庫運動劍指在全球貸款、推動大壩興建計畫的世銀。
事實上，在世銀的先遣調查中，社會學家麥克・賽尼亞（Micheal Cernea）及文化人類學者賽耶・史卡德（Thayer Scudder）就分別提出過報告，對納瑪達計劃將造成的環境及社會衝擊，有強烈的質疑，但始終為世銀祕書處漠視。
當時，不只是印度，全球反水庫運動從每一個受到威脅的村莊、部落展開，他們發現，許多造成生存威脅的水壩計畫，其資金都可指向世銀這一個源頭，1988年9月，在當時西德的柏林召開世銀年會時，國際環團也召開NGO論壇，以「國際開發金融機構（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MDBs）與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改革運動」為主題，將矛頭直指世銀等國際開發金融機構的改革。
國際NGO的策略，是向世銀主要出資國的國會施壓，1989年10月24，美國國會就納瑪達案召開公聽會，帕卡也參與報告，不過世銀祕書處卻以沒有義務向單一出資國報告為由，拒絕與會，之後，美國眾議院科學、技術及太空委員會委員長去信世銀，要求中止納瑪達計劃。
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日本，除了是世銀的重要出資國外，日本對大壩的28億日元發電渦輪機的貸款，屬於關鍵技術，日本NGO推動市民運動，並與媒體工作者前往印度進行調查，1990年，納瑪達案的訊息大量曝光，引發對政府開發援助貸款的辯論，同樣在國會的壓力下，1990年6月，日本宣佈停止追加納瑪達案的政府開發援助貸款，並有二十多名日本國會議員聯名去信世銀，要求停止納瑪達案的貸款。
世銀的獨立調查團
就在國際的情勢鬆動的時候，1990年9月27號，在印度，再發動大規模的行動，多人遭到逮捕，12月，反納瑪達計劃的行動者展開「長征遊行」，帕卡宣佈無限期絕食，終於在1991年1月13日，絕食21天的行動中，世銀祕書處在幾名理事的施壓下，同意組成世銀歷史上第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但調查委員會的組成，也是充滿各種角力，最後敲定由已經70高齡，曾經擔任過6屆美國眾議員、聯合國副祕書長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UNDP）總幹事布拉福・摩斯（Bradford Morse）擔任團長，而實際掌握調查工作的副團長，則是在NGO發動全球「一人一信」運動施壓下，擋住世銀祕書處的杯葛，由關注北美原住民的加拿大法官、法學者湯瑪斯・貝格（Thoms Berger）出任。
1992年6月18號，調查結果做成〈摩斯報告書〉，向世銀理事會提出，在祕書處的監視下，展開一段「諜對諜」的過程。
摩斯在報告的結論「報告與勸告」及「致世銀普雷斯頓（Lewis Thompson Preston）總裁的一封信」中明確提出應該終止納瑪達計劃的建議，但是在這之前，交給祕書處的報告，卻沒有這些內容，使得祕書處只看到一篇單純陳述事實的報告書。
6月18號上午，調查團忽然通知記者，在中午12:30分進場，把報告的結論發給記者，並要求記者在2點之前讀完，期間都不可以離開會場，或者跟外界連繫，2點之後，完整的〈摩斯報告書〉才同時在世人與世銀總裁的面前呈現出來。在記者會中，柏格表示，印度當局制定了違反「人權」及「文明標準」的遷移和安置措施。
〈摩斯報告書〉公開的當天，世銀總裁普雷斯頓就發表聲明，表示無意退出計劃。接著祕書處開始反制，1992年7月10號到24號，派出由職員帕梅拉・庫克斯（Pamela Cox）為首的祕書處組成的調查團到印度，再製作不公開的〈庫克斯報告書〉，反對〈摩斯報告書〉的結論，最後，祕書處將兩份報告彙整成〈納瑪達：下一步（Narmada:Next Steps）〉給理事會。
而就在1992年10月23日，世銀就納瑪達案召開理事會前，祕書處感受到了更大的壓力。
世銀內部的一份〈瓦彭漢斯報告書（The Wapenhans Report）〉直指「核可文化」的問題，即便在各項證據都顯示不應該核貸的情況下，祕書處仍會基於利益而核貸，在業績的壓力下，1970年代開始，造成世銀貸款的浮濫，這已經超出納瑪達計劃的個案，而直指祕書處的普遍性缺失。
納瑪達計畫，世銀貸款的終結
1992年9月25號，世銀總部所在地，向來立場保守的大報《華盛頓郵報》以社論嚴詞批判納瑪達計劃將對印度西部人民和生態系統，造成「大悲劇」。摩斯獨立調查團也對世銀理事會再製作〈納瑪達：下一步〉報告表達抗議，柏格認為此舉是「刻意忽視或曲解我們調查的結果」。
最後，在理事會上，祕書處提出3個選項，讓理事表決：「一、中止貸款，二、再進行調查，三、給予印度政府6個月猶豫期，再做決定」，這「3選項」是經過祕書處精心設計的，可以把較強烈及較溫和支持繼續貸款的理事集中在第3個選項上，理事的表決，依據各國的出資額計算權數，明確反對貸款的美國（18.40%）和日本（7.65%），反對方已經有了26.05%的「鐵票」，經過祕書處的設計後，選項一（反對方）以6國（43.59%）敗給全數將票投在「選項三」的贊成方，理事會還是通過了繼續貸款。
不過，戲劇性的變化，是在世銀給的6個月猶豫期過後，1993年3月30日，印度自行宣佈無法達到世銀的要求，婉拒了貸款，並會將尚未動支的貸款還給世銀。
為全球所熟知的納瑪達反水庫運動，大概也就到這裡了， 這是世銀撤除已經通過的開發計劃貸款的首例，也是從在地到全球NGO的一個重大勝利，1994年9月，全球2,000個NGO在印度原本在撒多撒羅瓦大壩計劃下，將被淹沒的馬尼貝里村（Manibeli）發表〈馬尼貝里宣言〉，向更多世銀貸款的水壩項目提出挑戰。
〈馬尼貝里宣言〉批判世銀在當時已貸款500億美元，在全球92個國家興建的500多座大壩，已迫使1,000萬人流離失所，在強制興建水壩的過程，對各種任意逮捕、毆打、強姦和平示威者的事件視若無睹。並指控世銀以秘密和不負責的方式，推動這些計劃，而不考慮符合環境及社會成本的其他方案。
1997年，再在巴西庫里替巴（Curitiba）聚會，也發表了〈庫里替巴宣言〉，除了確認〈馬尼貝里宣言〉的原則外，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小農、工人、漁民、原住民族…向世銀等國際信貸機構以及開發大壩的跨國資本、顧問公司宣戰，除了反水壩，也提出「拆壩」的訴求（參見：2002年世界水壩委員會〈公民指南〉簡體中文版，1999年美國河流組織等，〈成功拆壩紀事〉英文版，＜公民指南＞美濃愛鄉協進會有繁體中文的翻譯，〈成功拆壩紀事〉也有繁體中文節譯的紙本）。
持續的鬥爭
不過，在印度，事情未因世銀貸款的終結而終結，印度政府仍執意要繼續推動計劃，對在地的行動者來說，更艱難的抗爭還在後面，1993年4月，就在印度政府婉拒貸款之後，帕卡與與受害的農民，再度發動在因大壩興建而高漲的河水中自溺的抗爭行動，早在1991年，他們就組成「挽救或淹沒班（Samarpit Dal）」，在馬里貝尼最低的地方建了一棟房子，進行過這樣的抗爭，隨後遭到印度政府大規模的拘捕。
1990年代，由帕卡等人發動的自溺抗爭。
1993年6月，帕卡等人再絕食，要求印度政府重新檢討計劃，絕食14天後，獲得印度政府的承諾，但沒多久就跳票，直到1996年，撒多撒羅瓦大壩才在法院的判決下停工，不過，進入這個世紀之後，印度政府仍執意興建大壩，曾經是全球反水壩運動象徵之地的馬里貝尼，早已沉入80公尺深的水下。
1993年，位於56公尺高處的馬里貝尼遭到淹沒，1994年遷村後再淹沒，2008年，遷到90公尺高處的新村落還是被淹沒，村落遷到140公尺高處，大壩蓄滿之後，馬里貝尼仍然還是要再次遭到滅頂的命運（參考）。
2017年9月17號，莫迪在他自己67歲生日的時候，風光地為撒多撒羅瓦大壩舉行了啟用儀式，在儀式上，高唱2020年創造「新印度」的調子，而1993年，世銀的中止貸款，成為重要的賣點，莫迪特別感謝在世銀退出後，古吉特拉邦（Gujarat）的寺廟協助籌款，「你們的鬥爭使得印度成為一個國家」（參考）。
鬥爭？如果這是一場鬥爭，那麼是誰跟誰的鬥爭？在「團結的新印度」的政治修辭下，「新印度人」又是些什麼人呢？就在大壩竣工，這個光榮的同時，帕卡與大約30名婦女，在納瑪達河畔的Chota Barda村靜坐，一晃眼，32年過去了，帕卡已年過六旬，滿頭白髮。
2017年的哈梅・帕卡。（來源：Wikipia）
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納瑪達計劃」的失敗，給予世銀帶來衝擊，1997年，將零散的避免環境與社會衝擊保障政策，匯總為「保障政策（safeguard policy）」，2016年，通過「環境暨社會框架（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ESF）」，2018年10月正式推出。
不過有一些問題，值得被提出討論，首先當然是它的效力問題，國際間類似的環境、勞工、人權、社會條款所在多有，但若沒有在地的組織與運動，要實踐起來，是非常困難的，何況要期待以開發、推動金融自由化、私有化為導向的機構去踐行這些它自己的內部規則，從納瑪達反水壩的例子，也可以看得出來，從在地到國際的行動，利用這些規則，作為槓桿，才有機會撐起運動的成果。否則，這些條款充其量也就是放在那裡，當作為世銀漂白的擺設。
而1990年代以來世銀的「改革」，雖然是受到國際性社會運動串連的影響，但從其啟動點，與1989年，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美國財政部在華盛頓召開會議，利用各國的金融危機，推動一系列的縮減通貨膨脹、削減社會福利、金融及貿易自由化、國企私有化…等政策， 要求承貸國基於這些政策，進行「結構調整計劃（
這些被批評為為全球資本整平場地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環境暨社會框架」同樣是以貸款為手段，要求承貸國進行某些政策上的改革，此種干涉，被認為具有霸權主義的色彩，這又可以高盛 （Goldman Sachs）高級投資顧問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作為對照。
與「華盛頓共識」不同，「北京共識」不是什麼有組織、有計畫的行動，而單純就是拉莫的一些觀察，拉莫認為，西方殖民主義到以投資、援助為手段，強迫第三世界國家接受西方的自由市場規則，而「北京共識」的精神則在協助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可以維持國家的自主性，不過，這種強調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政策，也被質疑支持獨裁、貪腐與侵害人權政權。
究竟「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的差異是什麼？或者它只不過又是高盛集團的一種公關話術？不從當地近身的觀察，是不容易看到些什麼的。
當中國的資金透過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建設開發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或者其他金融資本輸出，對第三世界國家放貸愈形重要，也造成一個現象，以水壩為例，在納瑪達稅壩案後，世銀對於水壩建設的放貸保守，造成許多國家的計畫無法進行，而來自中國的資金，卻讓許多計畫又重新活了起來，在全球水壩的建設上，中國已經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參考），在區域政治、經濟的角力下，會呈現如何的一種競爭的關係？
這些問題，目前都還沒有答案。
探索的旅程，需要眾力支持
在去年（2018）第一次帶路博弈出國採訪計畫的報導裡，我們看到了印尼「沒有貧民窟的城市（Kota tanpa kumuh,KOTAKU）」，這個世銀和亞投行第一個合作貸款計畫，也看到了印尼組織者在貧民社區的工作，以及人權團體以世銀「環境暨社會框架」提出的質疑，我們希望從一次次的接觸中，慢慢找出一些線索。
台灣對於大壩的批判，起自1990年代的「美濃反水庫」運動，剛剛好接上全球反水庫運動的脈絡，也參與了全球的串聯（參考）。不過，與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經驗難以對話的，是90年代後，台灣的大壩建設，經費並非來自國外的開發金融機構，而台灣在世銀、亞銀等機構內，影響力又遠不及美、日等國，在國內施壓，要求國會拒絕貸款的行動，也不容易做得起來。這就造成雖然主事者有心將反水壩的視野拉向國際，但在行動上，仍難形成有意義的連結。
從印度納瑪達計畫的案例來看，當世銀這一個支點消失之後，運動也從國際的視野上消失，運動仍得面對國內的情勢，無論是開發至上的思維、「現代化」的象徵，又或者是政權所需要的民族團結形象。而在進入這個世紀之後，新的資本大國崛起，2006年，中國三峽大壩完工，與當年拿著胡佛水壩（Hoover Dam）當作偉大建設樣板的美國一樣，也開始以貸款為手段，走向基礎建設輸出的老路…
面對這些複雜而又持續變動中的事情，我們能做的，也只有在我們微薄的力量下，開始關注在工業開發需求下，日益緊迫的台灣水資源問題，同時也嘗試著走出去，看見全球情勢的變化，與依舊在開發威脅下生存與鬥爭的人們，和歷史與世界接軌。
最近《焦點事件》關於台灣水資源的報導選：
今年（2019），我們設定「帶路博弈計畫」的目標，首先鎖定印尼北蘇門答臘，由中國資金支持的巴丹托魯（Batang Toru）水電廠項目（參考）；接著接進入中南半島的湄公河流域，看看這條由中國掌握其上游瀾滄江的生命之源，目前距離滿足採訪所需，還有一段距離，而我們相信，集眾之力，是可以讓這些困難的工作，一點點積累成績出來的。
請支持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