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為：〈馳騁在新自由主義舖平的道路上〉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197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為跨國資本流動整平場地，對於這個世界秩序的重組起著關鍵的作用。各國政策的結構調整、科技的力量、市場去管制化、金融工具的擴張…跨越國界的資本四處流竄，為跨國資本打造這個環境的美帝國，反而因此面臨新興起國家與資本的挑戰。從全球產業鍊末端位置上，取得巨大資本累積的中國，便是其中具代表性的力量。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代表著中國進一步向帝國秩序的挑戰，我們該怎麼看待這一股力量？它與它所要挑戰的「舊秩序」之間又有什麼連續性呢？進入這個世紀以來，全球因大規模收購而產生「土地掠奪」的現象，大幅度增加，而在中國的新戰略提出前，它在非洲的「圈地」現象，往往被關注為一個「新帝國」或「新殖民」的現象，這一定程度可以讓我們在描繪這些中國新戰略下景況，現在我們對此作一些簡單的掃描。
根據關注全球土地兼併的「土地矩陣（Land Matrix）」與「全球土地聯盟（International Land Coalition）」，在2012年的〈全球南方農業土地跨國交易〉統計，在全球透過交易，收購傳統的南方國家土地的國家，可粗分成「新興國家」、「波斯灣國家」，以及「（傳統的）北方國家」三大塊，在新興國家中，除了俄羅斯之外的「金磚四國」（巴西、印度、中國），及東亞的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為主要的買主，波斯灣國家中的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收購土地的規模也很可觀。
依資本來源國做排序，2012年收購南方土地第一名的是中國，接著是沙烏地和巴西（見下圖）。
從以上的數據，我們可以作一點整理：從全球「圈地」這個行為的比較，中國（及其資本），的確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不過，這也同時在說明，圈地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扣除傳統的北方國家外，亞洲新興國家、波斯灣的產油國家也同時在進行大規模的圈地。圈地的動力，是資本的大量積累。而目的可能是資本輸出國農業、能源、林業、礦業…等的需求，像是大量的土地被種植生質能的作物。而糧食、經濟作物與林礦資源的輸出，也充滿過去我們認識到的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掠奪色彩。
大家都想圈地，當然引起資源競逐的問題。而下面這張圖片，則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2006年，中加基於《加彭貝林加鐵礦項目礦權協議》，由中國機械設備工程公司（China Machinery Engineering Corporation,CMEC）與加國合資成立Comibel公司，中國進出口銀行貸款，進行鐵礦開發的合作模式；合作期間，有賄賂官員的傳聞，加上計畫開始之後，設備及基礎建設費用大漲，2013年，CMEC將股權售與Comibel公司，合作破局。那就是，在進入這個世紀之後，「圈地」的主體和客體，起碼依據「國家」的界線來看，變得有些難以截然二分。例如，「金磚四國」中的巴西，同時被列入「圈地」與「被圈地」的大國，這與過去我們對全球南方、北方的認識有一些顛覆性。這些南方國家（的資本）已經不再只是扮演北方國家資本進入他們自己國家的買辦，而同時也在進行全球性的擴張（當然，它們在全球的角色，還需要從在產業鍊的位置、持股與實際控制的狀況，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拉回到對中國的討論來看，中國在非洲剛果盆地的加彭（Garbon）就有大規模圈地的現象。擁有豐富林業與鐵、錳礦資源的加彭，國土面積不大，26萬平方公里（2,600萬公頃）的土地，其中267萬公頃，被中國的5家私營的林業資本把土地買走，這些土地佔加彭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見下圖）。林業資本買下林場，這起碼沒有變更原有的用途。有些情形則非如此，像是中國在剛果民主共和國（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買下280萬公頃的土地，用以種植生質能的原料油棕（參考），這已是全球最大的油棕園，與尚比亞（Zambia）200萬公頃的購地案，也還在洽談。
以加彭的鐵礦開發為例，中、加政府首先簽訂「架構協議」，中國的資本與加彭政府合資成立公司，再由中國銀行提供融資貸款、加彭政府核准特許經營與稅務優惠。這種以資本母國與金融資本為發動的動力，與資本輸入國政府結合，發展符合資本輸出國利益的開發，與過去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運作模式如出一轍，聯合構成一個資源掠奪與貪污及統治集團分贓的結構（參閱〈操縱戰爭的工業巨獸〉，美國在台灣發展核工業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的全球性掠奪現象，除了新興國家資本積累的動因外，1970年代以降，透過新自由主義的作用，與WB（世界銀行）、IMF（國際貨幣基金）等在全球範圍進行為資本自由流動的結構調整，是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的，1980年，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OAU）在〈拉哥斯行動計畫1980-2000〉中認為，西方長期殖民造成非洲國家畸形的經濟發展，希望改變依賴原料出口的單一經濟結構，希望採取集體的自立發展方針。
但1981年，WB隨即發表一份針鋒相對的報告〈加快非洲撒哈拉以南經濟發展行動計畫〉反對政府干預市場，要求自由化與私有化，而在經濟危機與資金缺乏的狀況下，非洲國家紛紛迫於形勢，進行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SAPs），換取WB與IMF的貸款，SAPs首先進行包括貨幣貶值、削減政府支出、抑制通膨及公營事業私有化等財政上的「改革」，接著開始推動減稅、金融與市場自由化、開放外資…一系列有利外資進入的政策，而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調整，便在1980年代起，大量地進入非洲。
1973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上，總理周恩來揭櫫「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精神，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合作」成為當時中國推動國際事務的指導原則，圖為1975年中國題名為「革命友誼深如海」的畫報，強調非洲國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恰與1980年〈拉哥斯行動計畫〉主張暗合，但是今天的中國，卻挾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在非洲進行掠奪式的發展。其結果是，接受SAPs的國家，非但無法藉此脫困，也難脫離依賴援助過日子，接受的貸款不但還不出來，非常諷刺地，非洲國家償還的貸款利上滾利，反變成WB和IMF的大筆收入來源，結構調整的結果，造成嚴重的失業、貧富差距、環境生態的衝擊，拉哥斯的願景終究成為夢幻泡影…
既然有人撬開了非洲的大門，盜竊亂賊自然也就登堂入室。SAPs將非洲的場地整平，創造資本自由進入的環境，沒有這一個過程，所謂新興起國家與資本，也沒有這樣的能量，可以順利進入非洲，進行資源的掠奪。本世紀以來，中國成為進入非洲新興資本的代表，其運作模式，同樣是透過貸款，交換林、礦、土地…等專屬的開發權利，進行所謂基礎建設，當然，這些基礎建設，基本上也還是有利於資本發展的。
雖然對於非洲的政權及資產階級而言，這些新進來的資本，一定程度上給與他們在傳統的殖民國家之外的一些選擇及籌碼，有列強間的矛盾可以利用（甚至有這些新興的資本，是較進步的「另一種資本主義」這種說法）。但是，更多競爭者的出現，對非洲來說，只是在過去的基礎下，讓跨國資本自由進出的影響更為加深，資源掠奪的速度也越來越快。非洲的現象，也反映出進入這個世紀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的變化：全球化中心裂解，美國作為世界獨強的「新自由主義」的型態發生改變，但是，它已經為在全球進行掠奪的跨國資本，留下了豐富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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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博奕》系列，從一帶一路的資本發展與能源戰略、冷戰後的島鍊情勢、中美大國博奕的現狀，到這一篇，作為千禧年新興資本國家的中國，做了系列的討論，描繪出大國博奕與資本競逐的世界圖像，而將在最後一篇階段性的小結中，提出作為基層人民，可以如何思考未來生存與行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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