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時候，〈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修訂，加入了「工作小組」的設計，每季召開會議，討論基本工資調整相關事宜；這個設計，是因為每年審議委員會召開的時後，勞資雙方代表到場，如果沒有事先的資料準備，臨場難以聚焦。
不過，後來勞動部組織工作小組的方式，是直接找21名審議委員，再補充幾個總工會的代表，使得「工作小組」和「審議委員」基本重疊，這使得在每年審議會召開前，這些人已經開過四次會議，各自提出資料和數據，已經有所溝通；也因此「工作小組」本身就具有「協商」或者「會前會」的功能。
在《最低工資法》中，「工作小組」變成了「研究小組」；由包括4名學者專家審議委員在內的6名學者專家，以及勞動部、國發會、經濟部、財政部及主計總處各一人，從法條上看，排除了「勞資」雙方的代表（未來剩下兩個專家學者的名額，也可能由勞資各一人擔任）。
這使得「研究小組」的性質，發生重大改變，更接近給審議會提供資料的「幕僚機構」，而「事前溝通、協商」的色彩大幅降低註釋。
對此，多年參與審議的勞方代表，全國產業總工會的戴國榮也有所疑惑，參見：報導。
《最低工資法》立法，把「行政院（核定）和勞動部（審議）」之間的關係明確化，在「審議」時加入「多數決」的規則，增加了審議的份量參考；加上「工作小組」向「研究小組」的調整，可能加重了勞資之間在審議時，角力的色彩。
早在2008年，馬英九競選期間提出的勞工政策，就是「勞資自治」，政府擔任「資訊提供者的角色」，這具體反應在馬政府2010年的〈審議辦法〉裡，但此種宣示，始終沒有改變基本工資由政府決定的事實，即便《最低工資法》完成立法，蔡政府也無意改變這個基調，不過在立法時，做了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