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窮理、王子豪
最低工資審議塵埃落定，過程平順，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司長黃維琛歸因於「立法」和「缺工」。
黃維琛說，《最低工資法》把CPI（加權物價指數）年增率定為「應參採指標」，所以討論就從主計處最新（8/16）預估的CPI年增率2.17%開始，再討論其他「得參採指標」；至於「缺工」，不只是資方，連勞方代表，都在向政府要解方，呼籲召開「全國缺工會議」。
其實，不管有沒有立法，這幾年來，審議大概都是像今年這樣討論的，2019年之後，一直也都平順；至於「缺工」，聽起來像現在是勞動力的「賣方市場」、資方議價能力降低，不過在「九連漲」裡，今年的調幅相對不大，月薪增幅倒數第四，時薪增幅更是倒數第二。
預估GDP成長率3.9%，跟「CPI+GDP×1/2」參考值比，算出來應該是4.12%，今年調4.08%，也沒達到；黃維琛說，4.05%到4.12%差異不大，月薪只差19元，勞資沒有太多爭議、交給部長何佩珊建議。另有一個說法，去年（2023）蔡最後一年調4.05%，今年賴第一年不能輸，這很政治，但說不定更接近事實。
總之，經過這幾年的運作，最低工資調幅似乎有一些「可預測性」，審議只是讓特別是資方，有一些可以抱怨、提訴求的機會，最後拍板的權力，還是在勞動部的手上，不過可以調整的空間也不大。除非CPI年增率和GDP成長率出現大變動，最低工資審議的問題大概就這樣，行禮如儀地有點偏無聊了。
《最低工資法》立法時，方向是用客觀數據，或專業來實現「生活工資」，不可否認，對「邊緣勞動者」產生一些作用，但沒有由工人集體去面對自己的資方，這種實質意義的談判，整體的薪資不可能上漲，最近的例子，可能是日本的「春鬥」。
「春鬥」始於1955年，每年春季，日本的總工會發動會員工會，向資方提出薪資談判的要求，已有長達70年歷史，今年3月，有重大突破，根據「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Japanese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JTUC；連合）」，發布整體談判調薪的幅度，創下過去30年的紀錄，達5.28%，這種成果，甚至撼動日本經濟體質，被認為與「負利率」時代的結束有關。
也就是說，集體地、直接地向自己的資方提出訴求，才有機會觸及普遍調薪的議程；由代表性可疑的人，坐在官方安排的會議室裡，行禮如儀地開會，大概永遠就只能是這個樣子了。
自從2017年砍假七天、2018年《勞基法》二修之後，最低工資立法已經是難得一見的工運共同訴求，但事實上，並未見到各工會、勞團口頭喊喊之外，對於立法，有表現出多大的動力，也難怪明年（2023）底，為實現蔡英文承諾，急就章的立法了無新意，再在勞動部大半年的操作，立不立法更顯得沒差。
法都立了，現在是怎樣？要怎樣？可能也已經不是太多人感興趣的題目了，不過從中卻可以讓我們看見更多通往「低薪」問題的路徑，還是請大家花點時間，看看這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