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中華民國」並不是第一次訂立《最低工資法》。
1928年，國民政府批准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第28號《釐定最低工資機構》公約後，就著手研擬了一部《最低工資法》，並在1936年公佈施行後，卻一直沒有落實，到了1986年廢除；1955年的〈基本工資暫行辦法〉創設「基本工資」，再由1984年的《勞基法》（第21條第1項）接手，架空了《最低工資法》。
「最低工資」和「基本工資」到底有什麼不同？
力主訂定《最低工資法》的台灣勞工陣線提出「工作貧窮」概念，認為一個有全職職業的人，在一個社會裡，無法養家活口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最低工資」是滿足工人家庭需求的「生活工資」。2016年前後，參與基本工資審議的全國產業總工會，以及時代力量，也採取這個觀點。
勞陣批判當年《勞基法》立法，是國家要規避訂定「生活工資」的責任註釋，認為「基本工資」只考慮到經濟成長等因素，是讓工人撿拾發展殘餘的「涓滴理論（Trickle-down）」註釋。
1936年的《最低工資法》明定「成年工以維持其本身及親屬二人必要生活為準」，但始終未曾實施，到了國民政府遷台之後，1955年另訂〈基本工資暫行辦法〉，對「基本工資」的定義為「保障工人基本生活，提高勞力效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這個觀點，也將此視為「最低工資」與《勞基法》的「基本工資」根本差異，相同的論點，也可參考簡錫堦的這篇文章。
不過，ILO 對於「最低工資」的看法，卻並沒有如此純粹，1970年ILO《第131號公約》第3條，直接將最低工資的指標分為「(a) 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以及「(b) 經濟方面的因素」兩類。或許可以認為，ILO 將「工人需要」列在「經濟因素」之前，是更看中「工人需要」。
而1955年〈基本工資暫行辦法〉，對「基本工資」的定義為「保障工人基本生活，提高勞力效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被認為偷換了「最低工資」概念的「基本工資」，也未必沒有回應「生活需要」。
那麼，《最低工資法》是否闡明了它關注的重點呢？只能從（第9條）的「參採指標」看出大概，最重要的是「應參採」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而與「工人需要」較相關的指標是「家庭收支狀況」及「最低生活費」，列在十項「得參採」指標的最後兩項註釋。
原本的〈審議辦法〉第4條原應採指標，就有「家庭收支調查統計」，《最低工資法》再加上「最低生活費」。
可以說，相較於 ILO 《第131號公約》，甚至〈基本工資暫行辦法〉，「生活需要」是被放置到了更邊緣的位置。
如果說當年〈基本工資暫行辦法〉、《勞基法》架空了《最低工資法》，現在繞了一大圈，同名的《最低工資法》上演「甜蜜復仇」，又架空了《勞基法》，但是，對於釐清「最低工資」的內涵，卻沒有什麼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