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視角》訴求太跳痛？未來新趨勢？「週休三日」國際倡議與勞權傳統的撞擊

今天想要來談一個這陣子我覺得好像該談，卻又不知道該怎麼談的議題，那就是「週休三日」。

先說為什麼「不知道該怎麼談」。

2000年，從「週48工時」縮短為「雙週84工時」，跟著一堆彈性勞動的配套，影響一直到今天，2016年，工時再縮短到「週40工時」，跟著就是2017年「一例一休、砍假七天」，和「勞基法二修」的大抗爭。

這一次，忽然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跑出「週休三日」，或者「週32工時」提案，說要「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週休三日的國家」。

2023年，台灣的年總工時還在兩千小時，據說是世界第四、亞洲第二什麼的。這樣會不會太跳痛、太不現實啦？不可能的事情，需要認真嗎？其實不只是我們，我看到工會、工運界，甚至於勞動部，也都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那又為什麼覺得「該談」？因為這個提案和相關的新聞出來之後，的確得到社會的一些迴響，對部份的人來說，這好像蠻好的，從他們的工作性質來說，好像「不是不可能」，是不是該回應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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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工作四天的實驗

「週休三日」，在國外比較喜歡說「每週工作四天」。

這個是一個國外的NGO，叫做「4 Day Week Campaign」每週工作四天倡議，它們的作法，是去找一些企業來作實驗，把每週工作日改成四天，工資不減少，然後調查工人和企業對這種作法的滿意度，3月會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出現那個提案，是因為2月份，它們在英國做的實驗出爐了。

我先講一下這個實驗，參加實驗的，總共有61間公司，大概2,900個員工，實驗的期間是2022年的下半年，也就是6到12月，最後有56家公司，也就是92%，願意繼續每週工作四天，其中18家公司，確認這是一項永久的政策。

然後員工的反應，其實很容易想像，39%覺得壓力減輕，71%覺得倦怠程度降低，54%覺得工作和家務間更容易平衡，15%表示，他們回不去了，再多的錢也不想回到五天的工作。公司的收入，在這段期間大致保持不變，不過離職人數明顯減少，下降了57%。

不過各公司、各職位的狀況不一樣，「每週四天工作」這個倡議的重點就是「每週四天不減薪」，至於每天工時多少、每週工時是不是減短，這個不是重點，在調查上，「只」有71%員工的週工時是縮短的，有15%甚至是增加的，而有49%的加班頻率是沒有改變的，17%增加，34%減少。

這種實驗，也不是第一次做，之前，在比利時、紐西蘭、澳洲和冰島也做過。

簡單地說，它就是要告訴你，在休息的那「三天」，可以提供更多的休閒活動、陪伴家人，或者單純什麼也不做，就放空，它們認為，把每週休息時間拉長之後，可以增加工作的效率，除了對工人有好處之外，對於企業也是有幫助的。

其實，這種實驗，如果找得到台灣的企業來做，也當然行得通，一週上班四天沒問題，兩週變形工時適用所有行業，你要把週五的八小時分配到週一到週四，每天上班十小時，也不用付加班費，或者老闆想每天付兩小時加班費，這樣也不會超過每週46小時的加班上限。不違反《勞基法》當然OK，老闆說OK就OK，反正他們也都是找公司去談合作嘛。

新工作型態衝撞勞動體制

可是啊，有趣的是，在台灣想要推動這個工作的人，不是先想辦法做實驗，起手勢就是想要去跟勞動制度對話，把問題丟給勞動部；這就直接造成了我剛剛說的工會、工運、勞動法，這些「傳統」脈絡有些尷尬，不知如何回應這樣的問題了。

因為五千人連署成案，行政部門一定要回應，6月7號，勞動部只好找了一堆部會，裝模作樣地討論一下，當然大家都說不行，現在缺工嚴重，你還縮短工時，教育部說，學校只上四天課，那課怎麼排？金管會說股市減少一天營業，一年證交稅少300億，反正亂問我就亂答，我也不想認真講它們說什麼，總之就結案了。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黃維琛就說，「週休二日」是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有的共識，要再縮短工時，還沒有凝聚共識嘛，其實也就是說之前縮短工時搞得雞飛狗跳你沒看到嗎？現在還來跟我講這個，哪有可能啊？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每週四天工作」的脈絡，在台灣提案，而不是搞實驗，人家沒有說現在就要在全國範圍搞，是找能做、願意做的企業來試試看，你直接去找勞動部，是不是跳得太快啦，連署說要台灣變成亞洲第一個週休三日的國家，如果真這樣修了法，搞不好台灣不是亞洲第一個，而是世界第一個。

不過，如果就推廣這個概念來說，到也是用最小成本獲得了最大的效益，製造出一些熱潮出來，這招還是蠻厲害的；特別是台灣工時過長這件事，跟房價過高一樣，是社會普遍的民怨，趁這個機會，大家在發發牢騷，也沒啥不好的。

而另外一個工時過長造成民怨的國家，其實是美國，而且在美國，工會對「每週四天工作」的的確確是做了具體回應的，這個是今年三月，也就是英國那個實驗報告出來，造成話題之後，美國勞聯—產聯，就是AFL-CIO和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SEIU，就跟民主黨的眾議員 TAKANO 合作，提出了〈32工時法案〉。

我為什麼說「回應」而不是「呼應」呢？因為我想TAKANO和工會也知道，這個提案大概很難通過，不過是利用提案來告訴你，我們怎麼想，TAKANO認為「最大的障礙是，如何確保減少工作時間但不減少薪水？要怎麼運作？」。

「每週四天工作」的意思，就是「週32工時」嘛，超過了算加班，如果這樣做了，一條生產線上的人數不夠，一定要補人，這個時候，怎麼確保每個人的薪水不降？配套是什麼？

在這篇獨立媒體《Economy for All》的文章也提到，在美國，更多的人，不是用錢來換休閒，而是用休閒來換工作，不是大家不想休閒，而是跟生活的成本相較，工資太低。

之前差一點出來跟川普選總統的桑德斯，也出來支持〈32工時法案〉，他認為，當然要確保每週工作四天，工資不會降低，不過他也補充，就算是這樣，那剩下的三天，工人可能不是去休閒，而是去找另外的工作。

所以根本的問題是「低薪」，《Economy for All》那篇文章就認為「每週工作四天」的這種倡議，掩蓋了低薪的問題。

這些的看法，怎麼說，起碼接地氣一點，不過，我想，一個很根本的問題是，工會要面對的對象，跟「每週工作四天」首先要號召的對象，是不同的人。

新工作型態的長相

我們看一下英國的實驗，是哪些人參與了？還蠻有趣的，這個新聞在全球都引起了一點話題，但是很少媒體談到這個（報告全文）：

在這61家公司中裡，最大是營銷／廣告部門，有八家公司（18%），第二大是專業服務，有七家（16%），慈善機構／NGO有11%，三個類別合計就45%，快一半了，剩下的有括醫療保健、藝術和娛樂、零售、建築和製造。

基本上，大概可以這麼說，這些工作相當程度，是可以，而且高度依賴遠端完成的，它們本來就不太需要到辦公室、工廠，或者勞動現場去。

「每週工作四天」倡議也強調了，因為COVID-19疫情的流行，所以使得遠端工作大為普及，經過疫情的訓練，這些工作，也培養出了這樣的工作模式，對它們推動這個倡議，是很有幫助的；另外，就是隨著產線的自動化，勞動現場的狀況發生改變，未來人需要直接在工作現場工作將越來越少。

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每週工作幾天」，甚至每天工作幾個小時，這個概念，是相對模糊的。

另外，我覺得這些工作還有一個特性也很重要，剛剛說的廣告營銷、專業服務，像是部份的律師、會計師，某些醫師，還有就是NGO組織，它們的生產，跟勞動時間，並不存在著那麼明顯等比例的關係，或者他們產品在「質」上面的要求，要大於「量」的要求。

跟「每週工作四天」宣傳的「增加休閒」不同的，這些工作在你到底在工作，還是在休息，的界線上，是比較模糊的；也就是說，增加休假，其實比較明顯的效果，就是減少到公司或工廠的時間，增加在家的時間，但是也可能在家的時間，也還是在工作。

甚至於，我看到這些工作，就想起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 寫過的一篇文章，講「Bullshit job」翻成「垃圾工作」，或者「狗屁工作」更傳神一點，這篇文章是2013年寫的，Graeber 是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健將，不過這篇文章好像還更被大家知道，表示引起的迴響很大。

「狗屁工作」是什麼？他說「如果所有私募股權 CEO、遊說者、公關研究員、保險精算師、電話推銷員、法警或法律顧問通通忽然消失，這個世界也不會有什麼改變，很多人甚至認為可能會變好」。

對Greaber來說，特別是在西方，因為產業的空洞化，金融主導了經濟的發展，因而產生一大堆買空賣空的創投公司，這些新的產業實際上不生產什麼，但是卻創造了大量的管理、專業、行銷、廣告…這些被他認為是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

Graeber這篇文章本來是發表在一本很小眾的雜誌叫做《Strike!》上，卻引起了起碼在美國那個社會很大的迴響，大家聽他這麼說，就是一個同感一個爽感。

同感的是覺得，我這個工作地的確就是「狗屁工作」，不知道有什麼貢獻，身體不累，但是心很累。

一個爽感，就是覺得把那些明明尸位素餐，卻賺得比我多很多的的人都罵遍了；Graeber 自己也說，他是一個人類學教授，而教授這種學術工作，也常常是「狗屁工作」。

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的工作做五天和四天沒差，做三天也沒差，做兩天也沒差，做一天也沒差，那是不是根本不要做也沒差，那這個工作大概就是個「狗屁工作」了，還蠻適合「週休三日」的。

工作型態改變，是發展中的趨勢，不過在現在這個階段，可能「每週工作四天」的工作，還限縮在很小範圍裡面，這個倡議本來就沒打算現階段就全面地在整個社會落實，所以跟我們說的「週工時四十小時、超過了要算加班」這種修改勞動法令、降低工時，講的是不同的事情。

它有跟「傳統」對話的味道，它已經不大在意每天的工時，不過還不敢直接把矛頭直指「三八制」，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睡眠八小時、七休一，這些節奏是不是適合每一個人，每一種工作，本來就不一定，不過這是工運的百年抗爭、寫在各種國際勞工公約，和各國勞動法裡面的成果。

每週四天工作倡議繞了個彎，提了1926年，福特汽車公司推動了「三八制」，認為一百年過去了，這已經過時了；而造成改變的動力，也就是自動化、人工智慧與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單位生產所需的勞動力減少。

不過，這些趨勢，其實也就是造成今天全球經濟上分配越來越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這個地方，「每週工作四天」倡議，只強調了工作日的縮短，但卻沒有提出相對的論述。

就像剛剛我們提到的 David Greaber，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提出了「我們是99%」，要對抗佔有全球絕大部分資源和權力的「1%」，「新型態」的勞動者怎麼看待經濟成果分配的問題，這也是我好奇的。

我在這邊，就試著摸索一下這個新的趨勢下的新倡議，和傳統的工會、工運，以及勞動法體系之間可能的關係，希望能夠帶起更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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