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桐島聰、東亞反日武裝戰線與「1968」的末路

文／羅皓名

嚴格說起來，桐島聰其實沒有殺人^註釋。

他參與的是繼「狼」與「大地之牙」後，第三支出現的「蠍」部隊；警方用以通緝他與所有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成員的「Oriental Metal 社・韓國產業經濟研究所爆破事件」，其實參與的只有「大地之牙」的齋藤和與浴田由紀子。

而在媒體上被大肆報導，甚至已然成為用來形容東亞反日武裝戰線「過度激進」與「殘忍行徑」的那一場造成多人死傷的1974年8月30日三菱重工爆破事件，主導的則是大道寺將司等人的「狼」部隊。

「狼」的誕生

「狼」是號召成立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最早出現的部隊，其前身是1970年，由一群以法政大學的「無黨派（ノンセクト、non-sect）」學生組成的「L-class 鬥爭委員會」，他們對當時新左翼黨派組織行動感到反感，而以不隸屬任何黨派的方式參與政治行動。此時，正是全共鬥運動^註釋與反越戰運動烽火遍地，街頭鬥爭^註釋強度快速激進化的時代。

1970年6月23日，《日美安保條約》自動延長，「L-class 鬥爭委員會」隨著全共鬥運動的退潮自然消滅，大道寺與片岡利明等鬥爭委員會核心成員在8月組成「研究會」，受到1970年7月7日〈華青鬥告發^註釋〉的影響，其主題圍繞著日本對朝鮮的侵略史，試圖從被壓迫民族的一方重新省思日本。另外，也閱讀法農、格瓦拉等第三世界革命相關論文，以及關於都市游擊戰的資料。他們決定在開始正式武裝鬥爭之前，先展開不會造成人員傷亡的，用以表現他們思想立場的「象徵性的炸彈」爆炸。

以這樣的動機，1971年12月12日，他們爆破「攻擊」了熱海伊豆山上的興亞觀音與殉國七士之碑，據他們的說法，興亞觀音像是主導攻略南京，進而導致大屠殺的松井石根，為了平息遭日帝虐殺的中國人民的反日怨念，掩蓋南京大屠殺的罪責，並祈求日帝侵略戰爭順利成功的「反革命」雕像。

而供奉著包含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被處以死刑的七名所謂甲級戰犯的殉國七士之碑，則是用以「復權、肯定、美化舊日帝的侵略反革命意識形態，並成為日帝新殖民主義侵略的意識形態支柱^註釋」，但其中興亞觀音像的炸彈因技術不純熟，而未能順利引爆，整起事件也並未引起太大的關注。

1972年4月6日，「研究會」爆破了合祀日本殖民朝鮮時期，死亡的無名日本「殖民者」遺骨的總持寺納骨塔^註釋。

而對於出身北海道的大道寺等人來說，日本對阿伊奴的侵略史也是無法迴避的課題；同年10月23日，「研究會」又爆破了位於北海道旭川常磐公園的「風雪的群像」，和位於札幌的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的「北方文化研究施設」。「風雪的群像」嚴重損壞，五個銅像中有四個遭到炸毀，「北方文化研究施設」則只有輕微損害。

「風雪的群像」由本鄉新^註釋製作，最早的設計，是由一名跪姿的阿伊奴老人^註釋爲四名裸身日本青年指路，大道寺等人認為，這是日本侵略、吸收同化阿伊奴的紀念碑，而「北方文化研究施設」則是「生產侵略阿伊奴茅斯利（茅斯利為阿伊奴語的「人居住的地方」）的意識型態與奪取阿伊奴文化遺產的據點註釋^註釋」。

同年12月，大道寺與片岡等人正式決定了他們的名稱：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部隊。

「虹作戰」、三菱重工爆破到「戰線」的成立

1973年，「狼」部隊正式走向武裝鬥爭路線，並致力於炸彈製作技術的改良。他們參考的文獻包含1950年代日本共產黨發行的《球根栽培法》《營養分析表》《新維他命療法》、Alberto Bayo的《都市游擊手冊》與自稱為「中南美游擊戰士・Saavedra」所撰寫的《玫瑰之詩》^註釋等。

1974年3月，「狼」為了尋找共同作戰的同志而出版了地下刊物《腹腹時計  士兵讀本 vol.1》。讀本前言提到，他們鑑於連合赤軍的失敗經驗與當時製造炸彈技術的不純熟，因此希望藉由分享他們「自己親手研究、開發、實驗」習得的炸彈技術與鬥爭經驗，提供武鬥派同志「製造炸彈與行使相關行動的基礎準備」，並在前文中明確宣示他們從對於日帝殖民歷史的反省出發，將日本一般小市民也視為共犯，並以「流民＝日雇勞動者」作為革命主體的鬥爭立場。

《腹腹時計－士兵讀本 vol.1》的內容包含「個人作為游擊戰士兵的注意事項」、「武裝＝都市游擊戰組織的基本型態」、具體的炸彈製作方法與圖解，以及炸彈行動的作戰要點。在《腹腹時計 vol.1》前文的最後這麼寫著：

我們是，為了呼應阿伊努人民、沖繩人民、朝鮮人民、台灣人民反日帝鬥爭，並與他們的鬥爭合流而堅持著反日帝武裝鬥爭的「狼」。

我們是，以抹殺新舊帝國主義者＝軍國主義者、殖民地主義者、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同化主義者，並攻擊新舊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企業，沒收其財產為主要任務的「狼」。

我們是，志願參與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擔任其中一份子的「狼」^註釋。

1974年5月，「狼」正式決定執行從前年夏天就開始構思的，處刑裕仁天皇的「虹作戰」。他們將作為「殺戮數千萬亞洲人民的日帝反革命軍最高指揮官」的裕仁視為「最應該被殺掉的第一級帝國主義者^註釋」。

「狼」計劃在同年8月14日，在裕仁從栃木縣那須郡的別墅返回東京途中，當御召列車通過荒川鐵橋時引爆炸彈。然而，前一天深夜，當他們在橋下綠地架設引線時，暗夜的草叢旁卻有數名男子一直偷偷地看著他們。

新荒川大橋下的綠地，在夏天是情侶約會親熱的熱門地點，因此常有偷窺情侶約會的癡漢出沒。由於當時無法分辨那些男子是刑警還是癡漢，擔心事跡敗露，所以他們臨時回收引線，取消作戰。

1974年8月30日——「虹作戰」取消的兩週後，「狼」執行了震驚日本社會的三菱重工爆破（「鑽石作戰」）。

據「狼」日後的說明，三菱是舊殖民主義時代以來日帝的核心支柱，是「日帝侵略企業群的最右翼」。不但曾於1874年協助接送與搬運侵略台灣的日帝反革命軍；從1904年在台成立三菱商事台北支店開始，與總督府勾結強佔竹林，從而招致1912年台灣人民起身反三菱的武裝起義（林圯埔事件）^註釋。

它們也是生產兵器殺害東亞人民的死亡製造商；並在二戰時期綁架許多朝鮮人到廣島、長崎的三菱造船廠、機械製造廠、治鋼廠強制勞動，導致1945年8月約有5,000名朝鮮人遭受核爆傷害^註釋。

「狼」將原本計畫用來炸毀鐵橋的炸彈，裝設在位於東京丸之內的三菱重工東京本社大樓一樓玄關口前的花盆中。雖然他們大約在中午12點40分前後，曾去電三菱重工大樓告知已放置炸彈，要求儘速避難，但炸彈還是在12點45分如期爆炸，不僅炸毀了一樓的玄關口，更造成整條街辦公大樓的玻璃帷幕碎裂，碎片如大雨般直接淋灑在午休時間的人行道上。

這起事件造成8人死亡、376人受傷。「狼」在日後的出版物中反省，這次攻擊不該沿用威力強大的炸彈、不該在未有充分準備下急於實行作戰，而在炸彈設置的地點、時間與警告電話等層面上他們也都犯了錯。對於以「象徵性的炸彈」為作戰核心的「狼」來說，這次造成預想之外死傷的攻擊帶來了相當大的衝擊。當事者大道寺將司至死都在其「獄中通信」中，反覆以俳句等方式，訴說著對於死者的愧歉與自我批判。

然而，雖然造成了悲慘的光景，還是有不少人肯定「狼」部隊進行炸彈攻擊的意圖，進而加入「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曾參加過越南反戰直接行動委員會，並原本就關心發生在自己故鄉北海道室蘭市的，朝鮮人遭綁架到新日鐵強制勞動並虐殺的事件的齋藤和，在「狼」的佐佐木規夫的邀請下，與同居人浴田由紀子組成「大地之牙」部隊，於1974年10月14日爆破攻擊了三井物產本社。

之後，又陸續於同年12月10日爆破了大成建設；1975年4月19日，進行了上述後來成為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所有人遭通緝理由的「Oriental Metal社・韓國產業經濟研究所爆破事件」。這些被攻擊的企業，每個都在歷史上一定程度協助了日本帝國的殖民與侵略。

安那其、日雇勞動者的「戰線」

在東亞反日武裝戰線中，桐島聰所屬的「蠍」部隊，是他和黑川芳正、宇賀神壽一成立的，他們相識於支援山谷日雇勞動者的運動組織「底邊委員會」。這是因為他們在東京高田馬場的日雇工工作現場結識了「狼」的成員，因為理念相合而進一步加入了東亞反日武裝戰線。

「蠍」部隊的第一場「攻擊」行動，鎖定了1945年造成400餘名中國戰俘死亡（花岡事件）的鹿島建設（在台灣的子公司為「中鹿營造」），並命名為「花岡作戰」。而第二場攻擊「間組」的「木曽谷．Temenggor作戰」，則是結合了在戰時發生在木曽谷，由間組承攬的御岳水力發電廠工程的中國人強行勞動與虐殺事件，以及當時間組在馬來西亞的「Temenggor」因為搭建水庫而引發激烈反抗運動的兩個地名。

由此可見，如同大道寺等人反對共產黨或新左翼黨派那種封閉組織方式的初衷，「東亞反日武裝戰線」不應被裡解為一個組織，它本是一條「戰線」，用以總稱在東亞諸國起身反對日本的民眾們^註釋。他們認為，日本戰後依然延續著戰前日帝對東亞諸國的侵略與殖民，在經濟上持續進行著剝削，不僅是政府或大型企業，包含日本勞動者、市民在內的帝國主義本國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與殖民地人民敵對的帝國主義者、侵略者」。

因此，如果不從破壞小市民日常生活開始，所有的「革命」都只是帝國主義的「反革命」，日帝勞動者的「鬥爭」，不過只是在殖民地的人們沒收日帝資產時，為了「維護日帝利益＝自身小市民生活的安定」的行為而已。而「在日帝本國，唯一從根本上鬥爭著的，是「流民＝日雇勞動者」，這些被用過即丟的「流民＝日雇勞動者」的鬥爭，「如同在釜崎、山谷、壽町所見，是日常不間斷的、毫不妥協的鬥爭，是朝向小市民勞動者的正面對決^註釋」。

相對於從「左翼」黨派（セクト、sect）發展出來的「連合赤軍^註釋」，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是從傾向「安那其」的「無黨派」長出來的恐怖主義。兩者，都是「1968」走到盡頭的最後掙扎。

與前一世代自命為革命啟蒙者、面向「大眾」，追求階級串連的運動不同，「1968」前後的運動是面向「自我」、試圖解決自我認同焦慮的運動。

根據小熊英二的巨作《1968》^註釋，從小接受日本戰後民主主義教育的嬰兒潮世代，在高度經濟成長的時代劇變中，感受到被教導的戰後民主主義價值觀，與踩著別人往上爬的競爭性資本主義現實之間的矛盾錯位，也在現代化發展中體感到故鄉與理想鄉的同時喪失，從而陷入了失去自我定位與表現話語的「認同危機」。

他們認為形式化的「戰後民主主義」只是一場騙局，並借道左翼用語，試著找出能解釋自身處境的論述，同時在校園中構築路障、佔領出自治區，或者上街遊行創造出非日常性的時間空間，試圖斷開過往脈絡，解放並重新「尋找自我」，解決無法在當時代裡自處的「認同危機」。

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解體過去的體制，他們批判「戰後民主主義」、批判上令下達的既有舊左翼組織、批判從知識殿堂淪為勞動力養成所的大學，在東大鬥爭^註釋中發展出「自我否定」論述，批判過去的自己，這樣的力學機制在〈華青鬥告發〉刺激下，形成了「反對包含日本勞動者、市民在內」的「反日」思想。這樣的運動走向，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全面失去一般大眾支持的、極小群的過激「恐怖」行動。

不同於源於黨派系統、形成具有嚴格紀律與他我邊界的組織模式，最後甚至因此殺害同伴的連合赤軍，「無黨派」的東亞反日武裝戰線，則形成了類似「越平連（給予越南和平！市民連合）」那種彈性構成的運動體，除了前述分別發展出來的三個「部隊」，在1975年5月19日，幾乎全體遭到逮捕之後，依然持續出現數起以它們名義進行的炸彈「攻擊」^註釋。

「無黨派」的逃亡生活，也與參與有組織支援的「黨派」成員，截然不同。

據報導指出，2017年在秘密據點遭到逮捕的「中核派^註釋」成員，在1971年澀谷暴動事件中涉嫌殺害警官的大坂正明，在1972年到2017年的逃亡期間，獲得中核派的全面性支援，除了接受金援、以他人身份文件定期接種流感疫苗、每次更換藏匿地點都會先有支援者先行探查不會被監視器拍到的路線，還定期獲得慢性病的處方藥物，在調查過程中甚至還發現大坂責罵相關負責人太晚交付藥物的催促文件。

相較於受到像「中核派」這種組織全面支援且嚴謹行動的大坂；由於共同行動的戰友幾乎在一開始就已經全部遭到逮捕，桐島在1975到2024年1月25號這段時間，使用「內田洋」假名的逃亡生活，幾乎全都只自力維生。

據日本媒體的報導，職場旁「內田洋」居住的3坪小房間散亂著便當空盒與紙箱，再加上兩台煤油暖爐佔據位子後，看不出哪裡有睡覺的空間。然而，「內田洋」雖然孤立無援，但或許是延續了無黨派高度自由，甚至無厘頭的行動模式^註釋，他跟酒吧的酒友組了樂團，擔任主唱、也會去滑雪或露營。不但流出了他在酒吧開心跳舞的影像，還有報導指出他曾半夜喝醉酒回家後，在家大聲地轉開廣播，拙劣地彈起木吉他自己唱著歌。

「全國知名通緝犯深夜拙劣的大音量自彈自唱」，從這個浪漫的角度來看，「內田洋」的行為實在充滿著詩性，一如那些曾在全共鬥運動中與文學、音樂、劇場、藝術產生高度親和性的無黨派一樣。「內田洋」在作為「無黨派激進派」（non-sect‧radical、ノンセクト‧ラディカル ）的同時，或許某些部分也是個「荒謬笨蛋激進派」（nonsense‧dojical、ナンセンス‧ドジカル），他死前震驚社會的自首，浪漫地說，或許是他排練已久的行為藝術作品也不一定？

「加害者」意識與「流動的下層勞動者」

再回到時代的脈絡上，東亞反日武裝戰線主張日本人自身作為「加害者」的論述，也延續了「越平連」的主張，1966年，小田實提出，日本人雖然在太平洋戰爭中是美國人的被害者，但對於越南來說，卻是作為美國附庸的加害者。因此，不應該總只是以日本的被害意識，展開和平反戰運動，也應該要意識到自身作為加害者的立場，而更具反省性地投入反戰運動。

這麼一來，原先在高度經濟成長社會中感到強烈無法自處與矛盾的認同危機，也從自身作為戰爭、「虛假的」戰後民主主義，與現代化發展的「被害者」意識，轉換成為自身也是共犯的「加害者」意識，從而對原先的「日常性」展開根本上的反省與批判。

這樣的力學，也讓他們趨向了以「流民＝日雇勞動者」與被壓迫的少數群體為革命主體的思想：如果包含自己在內的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也是一種壓迫體制，那麼自己「加害」的被害對象，就是被排除至社會最底層或最邊緣，為了維持日常社會的運作而持續遭受剝削的人們。在上面已部分引用過的《腹腹時計VOL.1》前言的完整段落如下：

與日帝本國唯一在根本上鬥爭著的，是「流民＝日雇勞動者」。他們完完全全地被用過即丟、被強制當成機能性的消耗品。他們被強制作為廉價的、可被拋棄式使用的、隨時都可被犧牲的勞動者，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被徹底地強迫接受剝削。正因為如此，看穿這一點的「流民＝日雇勞動者」的鬥爭，如同在釜崎、山谷、壽町所見，是日常不間斷的、毫不妥協的鬥爭，是朝向小市民勞動者的正面對決^註釋。

文中的「流民＝日雇勞動者」在出版前被更改為「流動的勞動者＝日雇勞動者」，這無疑是受到了1975年6月25日為抗議皇太子（之後的平成天皇）訪問沖繩而自焚的釜崎日雇勞動運動者船本洲治（1945-1975）的影響^註釋。在船本的理論中，將「臨時工、日雇工、會社編制外員工」等「流動的下層勞動者」視為革命主體，正因為這些人的流動性所以難以被警察權力管控，也正因為這些人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去了，因此不管在哪裡都可以自由地展開鬥爭^註釋。

如同船本曾在1971年末使用過「谷山‧Gan」的筆名所示，這種視被排除於共同體所屬關係之外，身處最底層的貧困「流民」（浮浪無產階級）為革命與創造主體的思想，可以說最早出現於1950年代於大正礦坑運動中組織大正行動隊的詩人‧思想家谷川雁（1923-1995）。在1968-1969年間的東京大學安田講堂攻防戰中，被大字漆寫在殘垣上的名句「尋求連帶而不畏懼孤立」 原作者的谷川，在「日本的二重結構」一文中提出以「無所屬」之民作為超克現代性的新個人範型的想法：

邊境的農漁民、流浪的無產階級、特殊部落民、癩病、在日朝鮮人……唯有在這些被歧視形式疏離的人們之中，才存在著「作為範型的日本」，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他們受到支配階級思想最強烈的照射，正是因為這樣，他們才是在一定條件下，比其他人都更具有接近作為現代歐洲範型之個人，並且超越那種「個人」之可能性的存在。如何將這種可能性透過各種途徑建立起來？保證這種思想之生產性的東西為何？這是我們現在面對的課題^註釋。

谷川在另一篇著名的短文〈原點存在〉中，留下了這麼一段知名的字句：

唯有「一步一步地往下降」了。飛躍無法主觀地生長出來。往下、再往下，到根部去、到根部去，去到花不開的地方、去到充滿暗黑的場所，那裡有萬物之母、有存在的原點、有初始的能量。即使對於梅菲斯特而言，他們都是「異端之民」，那裡是「另一個地獄」，是只憑一口氣到不了的地方^註釋。

這種將「無所屬」的「異端之民」視為超克現代性之思想主體的思想，無疑為在1970年〈華青鬥告發〉後，將關注視角轉向少數群體的思想「典範轉移」，提供了預先的準備。當時，也出現了曾一度被懷疑涉及爆破事件的太田龍所提出的「阿伊奴革命論」與「撤退到邊境的最深處」、太田與平岡正明、竹中勞的「窮民革命論」，以及平岡將不和諧的自由爵士樂視為革命契機的「爵士樂革命論」等相關思想；桐島聰在開始逃亡的初期，據說也是先「回到了」日雇勞動的現場工作維生。

從「山谷」到台灣

以日雇勞動者運動為節點連結著的，除了拍攝出《山谷—以牙還牙》紀錄片的佐藤滿夫與山岡強一，還有同樣以邊緣、流動、河原者^註釋與流民性為關鍵詞，並且1980年代也在山谷展開活動的帳篷劇團「風之旅團」。

「風之旅團」的其中一支後續發展成「野戰之月」，1999年在差事劇團的引介下來到台灣演出，之後於2005年成立「台灣海筆子」持續公演至今^註釋。某個程度上，這或許可以說是當初被視為革命主體一份子的台灣人民，在無自覺的情況下，間接以另一種詩性的身體操演，對當初東亞反日武裝戰線誓言要為台灣等前殖民地人民起身鬥爭的行動所做出的「反應」。

這個「反應」並不是有意識的「延續」。事實上，多數在台灣參與帳篷劇的成員，是在不知道上述歷史的情況下受到了帳篷劇美學的吸引。而當初引介帳篷劇的差事劇團，雖然與「野戰之月」相同，都是具有社會意識的劇團，但在「左翼—安那其」的這條光譜中，與「野戰之月」也並非處於相同的位置；對於革命主體、行動方法論，乃至關於「啟蒙」與「前衛黨」的想法亦有所不同，這些差異可以輕易從兩者之間美學表現的不同中觀察出來。當然，這之間的差異源於兩地不同的歷史背景與現代化進程。

1968年前後，高度經濟成長帶來的社會劇變與飽和狀態，使全共鬥世代的人們啟動了對於現代化與對於自身主體的省思，並將焦點投向「流動的下層勞動者」。同時，面臨本土飽和狀態的日本企業，為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而在60年代中葉開始了戰後的第一波對台投資。

分處資本流動明暗兩面的台日勞動者與行動者，自然長出了不同的抵抗與革命想像。相較於處於經濟成長中後期，在革命行動中重新探問自我，尋找在被給定的革命階段論中行動者主體性參與的契機，並將焦點投向「流動的下層勞動者」的日本，資本積累階段相對後置了數十年的台灣，在當時，或許更多的是以傳統工廠工人階級為革命主體，自身則作為引領工人覺醒的啟蒙前衛黨的論述。

比起更為重視個體、甚至後現代式的前者，後者則較近似於日本戰後初期，以大結構與集體藍圖為主軸的現代化思維。由此，可以說表面上同樣的「反帝反殖」主張，實質上不僅只存在著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立場差異，也蘊含著大相徑庭的行動力學。

不只是觀光客獵奇風景的「桐島聰」

東亞反日武裝戰線彼時的主張，不僅是對1945年以前殖民歷史的反思，亦是面向當代資本流動的對抗性嘗試。如同其辯護律師內田雅敏所言，他們選擇的鬥爭手段雖然有待商榷，但他們面對當代社會所提出的問題卻是正確的^註釋。

當時還只是20出頭歲青年的桐島聰，與他的戰友們選擇採用了激進的手段，回應經濟成長帶來的社會矛盾，與身為日本人的殖民歷史反省。這個行動背後的厚實脈絡，對於作為當時被他們「擅自」設定為鬥爭主體的台灣人來說，實在無法只是被獵奇性地縮限成一張底下註記著「身高160cm、高度近視、嘴唇略厚」的黑白人像通緝照片；然而，這也不意味著應該全然承接他們的思路。

反之，前殖民者在解決自身主體認同焦慮時，過度浪漫而簡略地挪用被殖民者的故事與存在，逕自將被殖民者推上鬥爭Ｃ位。這種行為，或許也可以說是某種殖民性的延續吧。對此，被殖民者該如何轉化甚至積極批判這種前殖民者的浪漫，或許是當下構築「反日戰線」時無法閃躲的必要課題。

「攻擊」事件年表與人物簡介
1971
12月12日	興亞觀音‧殉國七士之碑爆破事件（研究會）
1972
4月6日	總持寺納骨堂爆破事件（研究會）
10月23日	風雪之群像‧北方文化研究施設爆破事件（研究會）
12月	「狼」部隊名稱確定。
1974
3月1日	《腹腹時計 vol.1》發行。（當時以「丸越礼人」（marukoshi-leininn＝Marx‧Lenin）的假名發送到日雇勞動者團體、在日朝鮮人團體與新左翼機關報發行所）
8月14日	「虹作戰」（暗殺天皇）失敗（狼）
8月30日	三菱重工爆破事件「鑽石作戰」（狼）
10月14日	三井物産爆破事件（大地之牙）
11月25日	帝人中央研究所爆破事件（狼）
12月10日	大成建設爆破事件（大地之牙）
12月23日	鹿島建設PH工廠爆破「花崗作戰」（蠍）
1975年
2月28日	間組本社大樓＆大宮工廠爆破「木曽谷．Temenggor作戰」（三組合作）
4月19日	Oriental Metal 社‧韓國產業經濟研究所爆破（大地之牙）（包含桐島在內的所有人都被當成這起事件的嫌疑犯，但實際上參與的只有「大地之牙」的齋藤和＆浴田由紀子）
4月28日	間組京成江戸川作業所爆破（蠍）
5月4日	間組京成江戸川橋鐵橋工程現場爆破（蠍）
5月19日	除了桐島聰和宇賀神壽一以外，全員遭到逮捕（另外逮捕了大道寺在法政大研究會時期的舊識荒井まり子）
	同年，獄外聲援者成立「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救援會」，被捕者在獄中為了堅持主張持續鬥爭，以自殺的齋藤和（暱稱為kazu，Ｋ），以及1975年6月25日為抗議皇太子（之後的平成天皇）訪問沖繩而自焚的釜ヶ崎日雇勞動運動者船本洲治（F）之名成立「東亞反日武裝戰線KF部隊（準備會）」。KF部隊以向東京地檢署提出的最終陳述書為基礎，1979年10月出版了《『反日革命宣言》』，書中各個「攻擊」負責人在獄中書寫下了「攻擊」對象企業的「侵略反革命史」以及各個「攻擊」行動的正當性註釋。
組織與成員
狼	大道寺将司（1948-2017，1975年被捕，獄中死亡） 大道寺あや子（1948-，1975年被捕，1977年日本赤軍達卡劫機事件中與人質交換，逃亡中） 片岡利明（益永利明）（1948-，1975年被捕，死刑定讞收押中，因獄中條件不佳陷入心身喪失狀態） 佐佐木規夫（1948-，1975年被捕，1977年日本赤軍達卡劫機事件中與人質交換，逃亡中）
「狼」相關	荒井まり子（1950-），研究會時期成員，但並未持續參與「狼」的行動，後來亦遭到逮捕，被以提供「精神上無形的幫助」的罪名求刑8年，1987年出獄。） 藤沢義美（1950-1975），參與「狼」的前期行動，1973年離隊返回長野老家，在聽聞大道寺等人被捕新聞後的同年6月16日自殺。）
大地之牙	齋藤和（1947-1975，被捕後服毒自殺） 浴田由紀子（1950-，1975年被捕，前述劫機事件中與人質交換後，1995年從秘魯入境羅馬尼亞時被捕，2017年服刑期滿出獄）
蠍	黑川芳正（1948-，1975年被捕，無期徒刑定讞收押中） 宇賀神壽一（1952-，1975年開始逃亡，1982年於東京都被捕，1990年有期徒刑13年定讞，2003年期滿出獄） 桐島聰（1954-2024，1975年開始逃亡，2024年1月自首，四天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