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豪、歐碧薇、孫窮理
日文、編採協力：張郁婕
我想對於任何抱持懷疑者最好的回應是，我們並非發動這場戰爭的人，如果他們不滿意我們結束戰爭的方式，不妨想想是誰起的頭註釋。
〈無聲的閃光: 揭發美國最致命的政府掩蓋事件! 首位報導廣島核爆真相的普立茲得獎記者×二十世紀美國新聞史上最偉大的祕密調查〉p51
作為曼哈頓計畫的負責人，格羅夫斯一直試圖操控人們如何認識這場由他監造的浩劫。包括他在1946年，放行赫西的「廣島」報導，預告了之後 ABCC 的成立，而在此之前，1945年8月底，還在他極力否認核爆的輻射傷害時，壓制關於輻射的報導，對於日本的各種傳言，總是以「原子彈爆炸的輻射致死，純為政治宣傳」，作為回應。
而最後，也是最有力的論點就是，日本是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尤其在被侵略的國家，或者美國這樣的戰勝國來說，這種說法顯然是有用的，但是它禁不起檢驗，難道發起戰爭的，是這數十萬廣島和長崎的市民嗎？為什麼它們要為戰爭，承擔這樣殘酷的刑責？
2016年5月，同樣也是在日本（伊勢志摩）舉行的G7峰會，歐巴馬帶著「無核武世界」的政治表態，成為第一個在任內來到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的美國總統，官方的定調，美國對於日本的受難者仍然沒有一句道歉，歐巴馬透過與核爆受害者森重昭擁抱的動作，企圖化解美日間的這個心結。
為什麼是森重昭？因為他還有一個身份：他是業餘的歷史學家，查明了在廣島的犧牲者中，還包括了12名被俘的美軍，擁抱是一種對他為這些美國人所做的研究，表達「慰勞」之意。
南韓與北韓的核爆受害者
「廣島縣朝鮮人核爆受害者協議會」會長金鎮湖（歐碧薇攝）。
在國家認同上屬於南韓的核爆受害者山城（歐碧薇攝）。
1999年移入和平紀念公園的「韓國人原爆犧牲者慰靈碑」，其中「韓國人」一詞，僅指涉南韓人，並不包括「北韓人」（王子豪攝）。
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的一角，「韓國人核爆犧牲者慰靈碑」靜靜地矗立著，5月21號，應邀參加G7峰會的南韓總統尹錫悅與岸田文雄一同來到這裡參拜。
根據統計，在廣島和長崎核爆中，受難的朝鮮半島出身者多達7萬人，其中4萬人死亡；朝鮮半島出身者佔所有核爆受害者的十分之一以上，和日本籍死者相比，每6人就有1人是朝鮮半島出身者。
不過另外的爭議，是來自朝鮮半島上，在核爆時還不存在的兩個國家。不同於在日南韓人普遍支持參拜慰靈碑，北韓派的「廣島縣朝鮮人核爆受害者協議會」會長金鎮湖認為，岸田文雄邀尹錫悅來，是「加害者邀請被害者一起參拜犧牲者」，他認為邏輯不通；他認為這場「政治秀」，更是獨漏北韓人，歧視北韓的核爆受害者。
當初倡議為朝鮮半島出身的核爆受害者立碑，受到親南韓派與親北韓派的團體歡迎，但南韓團體搶先了一步，碑上的文字，也用戰後才出現的「韓國」這個專指南韓的名詞，指稱朝鮮半島出身的受害者。
1945年還在媽媽肚子裡的金鎮湖，是所謂的「胎內核爆受害者」，我們忐忑不安的問了他怎麼看待核武？他回答道，「我是核爆受害者，我絕對反對核武。但是，我的國家有核武……」。
金鎮湖解釋，他能理解北韓受到國際壓迫威脅，而想要擁有核彈自保的歷史背景，但還是不能接受核武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我們遇到的另一位立場親南韓的在日韓國人山城，他高壯硬朗的身材上還穿著工作圍裙，不說的話，看不出他今年已經八十出頭；山城給我們看了他的「健康手冊」，核爆時，他距離核爆地點只有800公尺，不說的話，我們也一定想不到，思路流暢、話語爽朗的山城先生，已經得過三次癌症了。
翻出他家的族譜，他來自現在位於被稱為南韓的國家，直批南韓前總統文在寅，認為他對北韓的態度太過軟弱；這跟認同北韓的金鎮湖，立場完全是對立的，但山城隨即聊起了現在的國際情勢，「澤倫斯基應該和普丁直接打一架，誰贏了就聽誰的話。怎麼可以把人民推去戰場呢？絕對不應該打仗的」。
過去的戰爭，創造了金鎮湖與山城兩個人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場，乃至於對慰靈碑的態度，這都是戰爭遺留下來的傷痕。但也因為戰爭，兩人對於和平、對於沒有核武的世界的企盼卻是一樣的。
那麼，對日本人來說呢？到今天核爆的記憶留下了什麼？日本人怎麼看戰爭？
戰爭記憶
廣島基督教社區中心的負責人林修二（攝影：歐碧薇）。
在行程的尾聲，我們造訪了位在廣島市西區小河內町的「廣島基督教社區中心」。
一坐下來，社區中心負責人林修二遞出了幾張說明傳單，開始介紹社區中心起來。我們心裡第一個念頭是，完了，他是不是誤會了，以為我們要採訪地方社福機構？但隨著採訪展開，卻發現社區中心的片片斷斷，幫我們填充起了二戰下的日本民間，經歷了什麼。
二戰前，小河內町與相鄰的福島町最主要的產業是屠宰、皮革業。在過去的日本，從事這些「不潔」產業的人被稱為「穢多」，相當於賤民階級。即使日本在明治之後廢除了這樣的稱呼，但來自社會上的歧視卻依然存在。
林修二向我們介紹著，社區中心提供地方老年、身心障礙者的日間照顧，以及孩童的幼保、課輔等服務。
院長領著我們坐到一張牌桌旁，聽到三位在打牌的老人家們，有兩位是核爆受害者時，我們不免的有點訝異於，要在如此日常的狀態下，訪談核爆受害者，卻也聽到了更多戰爭下的日常。
一位當年12歲的奶奶說到，那個時代已經不能念書了，他是在一間「很臭的工廠」工作，早上8點半集合開早會，但小朋友要提早到；8點15分，他只記得很亮、一片白，之後身旁有人開始覺得不舒服。外面的路上，則有很多滿臉是血的人，有人喊著要水、有人叫大家趕快逃、有人則說快回家看看……
他最難過的一段經歷，是找姐姐的故事。找了好幾天，最後到了附近的收容傷患的寺廟。在那裡，他一直叫著姐姐的名字，都沒人回應；可是有很多是重傷的人，姐姐真的不在這裡嗎？還是只是出不了聲？直到看到寺廟登記的死亡名簿，終於看到姐姐的名字在上面，難過，但這段漫長的煎熬也才終於告一段落。
幾個月後，哥哥從滿洲回來，才終於能把房舍修復成比較像樣的程度。這則是他印象中當時最開心的事了。
奶奶也還記得，幾戶人家輪著借用一個鍋子，清水煮著河中的翻白肚的死魚、偷來的南瓜吃。士兵說死魚不能吃，但太窮太餓了，還能怎麼辦？又記得，附近的歐巴桑給他中學的冬季衣服，雖然8月天氣很熱，但對一個12歲的女孩來說，也比原本破爛掉的衣服好多了。
聊到這裡，一位核爆當年才9歲的奶奶坐了下來。「說一下『最苦的那段時間』的事吧」，他接著說起自己的爸爸去了蘇聯，當時不能念書，只能工作，去肉店比去做鞋子還賺更多錢的故事。
「那是戰後了啦，說一下核爆的事」院長補了一句，於是奶奶再把回憶倒帶一點，想起核爆當天早上有過一輪空襲警報。在他聽到警報停止後，從校舍裡跑出來沒多久，然後就遇上核爆的瞬間。垮掉的校舍，壓死了他的雙胞胎妹妹，「說起來，空襲警報停下來這件事，救了我一命」，「還是要看地區吧，有的地方是跑出去的人被燒死了，在室內的人撿回一命……」
戰爭造成的苦難，不只是爆炸的那一瞬間。有的人是從核爆前、生活進入戰時狀態開始講，有的人最深的印象則是二戰後的生活。
「日本很多是家族墓碑，旁邊刻上成員名字與過世日期。在廣島的墓碑，很多的日期都在核爆那一天。除此之外，可能重傷、輻射、或營養不良，所以也有很多的日期特別集中在核爆後的幾天、幾個月裡……」林修二說道。
引介我們與林修二先生認識的秋本大介，小時候就是在中心長大的，現在成為中心的志工。秋本大介的爸爸是核爆受害者，媽媽在核爆後進入廣島市區，接觸到輻射污染，也成為核爆受害者註釋。
在《核爆受害者援護法》中，因為救難等各種原因，在核爆後進入廣島或長崎核爆區，而接觸到輻射污染的人，稱為「入市核爆受害者」。
秋本大介回憶，過去爸爸並不會在家裡談起核爆的事情，但或許這也不奇怪，一般情況下，父母本來就不太會向孩子們自述自己的生命史吧。
戰爭責任
那麼，未來的日本人又將記住些什麼呢？學校教些什麼呢？
「カクワカ広島」的田中美穗觀察到地域上的差異，「即使廣島以外的教科書，也會提到兩顆核彈，但可能是一句話帶過、或是被放在側欄」。相較之下，廣島有著更強的反核武氛圍，從歷史建物，到地方的媒體、街上的連署、反核武的講座活動……等，很容易在生活接觸到相關議題。
不過田中美穗也曾在廣島年輕人身上，接收到「從小到大、一直在講和平教育，聽到都煩了」的訊息。又例如部分內容被節錄作反戰教材的漫畫《赤腳阿元》，田中美穗說，也有些年輕人覺得，這部漫畫太悲慘、也和當代的生活有落差。
節錄的《赤腳阿元》內容，包含表演「浪曲」來維持日常生活、以及在別人的花園裡偷釣魚給營養不良的母親等。今年初，傳出廣島市教育委員認為，「浪曲」對現在的小朋友來說太過陌生、也可能誤導小朋友偷竊，所以打算用其它內容來取代，這件事在地方引發不小的爭議。
「修改教材的真正原因，恐怕是因為《赤腳阿元》有追問戰爭責任、甚至批判天皇制的內容吧。」
在社區中心二樓的圖書房中，也放著《赤腳阿元》，林修二一邊翻，一邊說著，「這是最好的教材，不只因為漫畫這種形式容易讓孩童們接受，而且它拋出戰爭背後更大的日本問題」。
除了核爆的議題之外，《赤腳阿元》也提出了對日本發動戰爭的反思，直接批判天皇制度。林修二認為，這才是它被移出教材的原因。（圖片來源：遠足文化）
林修二說，政府相當著重在核爆受害者的「證言」，透過經驗的傳承，傳達戰爭的苦難。但他也指出，在1970年代的時候，社會上曾經有過對「核爆受害者證言」的批判與討論，除了認為「證言」流於形式之外，更大的問題是，「證言」是由個人講述核爆的悲慘與苦難，卻很難往上追問，為什麼會發起戰爭？
「有了戰爭之後，才有核爆。《赤腳阿元》針對戰爭這件事，發出了質問」林修二說。
安部一成在2011年過世，回顧總結他在日本戰後和平運動所經驗到的，他也認為，和平運動不應該只是將核爆受害經驗作為起點，卻對戰爭和殖民地支配的加害責任視而不見；他認為和平運動不應該傷害和排斥「本應是同伴的人」；也就是說，和平運動不應該只追求本國民眾的安寧，「一國和平運動」是不存在的註釋。
參考2010/3/3《現代法学》第19号〈原水爆禁止運動の分裂をめぐって― 安部一成の平和運動論 〉藤原修
時至今日，美國對於核爆受害者仍然沒有一句「道歉」，「戰爭責任」永遠不會追加於戰勝國身上的這種「成王敗寇」的邏輯，似顛撲不破；殺戮本不應加諸於無法對戰爭負責的戰敗國人民身上，但是，作為國民，又該怎麼面對自己的國家所發動的戰爭？
追究別人的責任，是容易的，而追究敵人的責任，本身就是戰爭機器的一個環節，如此，「罪行」只是「戰敗」的同義詞；而「正義」永遠是「戰勝」的同義詞；這樣的「戰爭責任」，甚至「和平」，也都將變成鼓吹下一場戰爭的號角聲。
從核爆受害者的共同經驗裡，我們看到了不分國界，反對核武和平運動的契機，但是除此之外，我們仍然從南北韓核爆受害者，在他們的國家認同下，各自歸隊；各求自保的「一國和平運動」侷限性，恰恰好反映在「核威懾」，與依靠擁核強權和它們核保護傘的《核不擴散約》邏輯下。
二戰結束七十八年，冷戰結束三十三年，我們與戰爭，與核毀滅的距離，卻似一天天越來越近，這不只是美國人、中國人、俄國人、日本人、烏克蘭人、南韓人、北韓人……的事，而是個地球上每一個人的事，特別在我們賴以生存的，被認為兵兇戰危的台灣。
問題兜兜轉轉地，好像回到了我們自己的身上；既然「一國的和平運動」是不存在的，那麼這場運動，就必然是我們的事情，身處在大國博奕邊緣的這個島國上，我們又該怎麼思索如何面對「戰爭」與「和平」這件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