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豪、歐碧薇、孫窮理
日文、編採協力：張郁婕
1946年8月19號，就在《紐約客》刊出赫西的「廣島」報導前，美國《時代》雜誌描寫了日本廣島的景象：核爆週年，彷彿美國德州潘漢德爾（Panhandle）的牛仔節一樣，成千上萬的人湧向電影院，在神社舉行精彩的燈籠舞儀式，並在市內臨時搭建的百貨公司，趁特惠促銷搶購廣島製的產品…
1946/8/19，美國時代雜誌截圖（來源）。
就在這則報導旁邊，是一則在美國資訊控管下，德國民眾進入電影院，觀看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的《大獨裁者》後，種種反應的報導，《時代》雜誌評論到：「對他們來說，納粹主義的悲劇仍然太近……」。
相較於對德國，美國媒體似乎更想創造在駐日盟軍司令部統治下的日本，走出戰爭陰影的速度。
廣島的重建的確快得驚人，1946年1月，設立復興局，4月，恢復全市的瓦斯和用水，10月，電車恢復運行，1947年初，重建基本完成，1958年，人口就已經恢復到戰前最多的41萬。
1958年，核爆後第十三年，廣島大致恢到戰前的41萬人口，該年舉辦了「廣島復興大博覽會」（攝影：王子豪，於廣島和平公園資料館）。
不過，隨著都市外觀與生活的恢復，核爆後持續的輻射傷害，卻是如何也難以遮掩，由此而來的歧視也是。
必須不存在的患者
報導做出來功勞都是你的，但受到歧視的是我們，如果報導刊出，我們受到更多的歧視，你要負責嗎？
1965年，一群廣島的記者、作家成立了「廣島研究會（広島研究の会）」，想報導核爆後20年的現況，追蹤「核爆小頭症」患者的記者秋信利彥，面對了家屬的質疑。
不同於奇蹟式重建的版本，在核爆後的20年間，越來越多輻射傷害的傳言瀰漫開來，造成日本社會的恐慌，也產生對於廣島人的排斥，而「核爆受害婦女生下畸形兒」這件事情，恐怕是最聳動的了。
「きのこ会」事務局長平尾直政（攝影：王子豪）。
「核爆小頭症」不是遺傳性疾病，而是一種核爆後遺症，患者在母親胎內就受到輻射照射影響，特徵是在額頭以上的部位會比一般人小，只能戴小朋友尺寸的帽子，帽帶也要綁到最緊，頭部骨骼發育不全，限制了腦部的發展，導致智能不足或身心障礙，智商大概只有小學程度。
「きのこ会（Kinoko-kai）註釋」事務局長平尾直政向我們介紹，患者的體型也都相對較小，成年後身高停留在140公分左右，他聽過最小的核爆小頭症小孩，剛出生時只有500公克，可以放在一個茶碗裡面。
又名「原爆小頭症被爆者と家族の会」，中文可翻作：「核爆小頭症被爆者與家屬協會」。
1972年最後公布的「核爆小頭症」患者人數是63人，包含廣島48人、長崎15人，但患者容易早夭，實際人數很難掌握。根據2023年3月底，最新的統計有13名被政府認定為患者的人還在世。
平尾直政說，儘管這些患者從小就被追蹤、定期接受健康檢查，但因為「核爆傷害調查委員會（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ABCC）」不承認這是核爆導致，當家長們向醫生詢問，「我的孩子怎麼了？」得到了「只是營養不良」、「與核爆無關」等回應，使得這些家庭處於貧困、孤立、被放棄的狀態。
ABCC 是美軍的研究機構，是在赫西的「廣島」報導刊出，核爆的輻射傷害，引起廣泛的關注後，1946年的11月26號，由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下令成立的。
在此之前，不管是杜魯門，或者駐日盟軍司令部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還是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負責人格羅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 Jr.）對外砲口一致地，描述原子彈只是一種威力比傳統炸彈強大很多的炸彈，對於輻射傷害一概否認。
在接受輻射線照射後，皮膚逐漸潰爛、痛苦的死亡，這種意象，太容易讓人想起納粹的毒氣室，或者日本的「七三一」部隊，那種對於平民的殘酷殺戮，作為在二戰中拯救了全人類，獲得光榮勝利的美國來說，讓人發現它們跟它們邪惡的敵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這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核爆後一個月，1945年9月6號，格羅夫斯在「曼哈頓計畫」的副手法雷爾（Thomas Francis Farrell）准將，在東京的記者會上說「在廣島和長崎，應該死的人已經死去，截至9月初，沒有人因核爆輻射而受苦」，自此，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這就是美國官方，以及它們控制下的媒體，對外的一致說法註釋。
另參考由 AJ Software & Multimedia 架設的網站「atomicarchive」〈Th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長崎核爆後第二天，1945年8月11號，格羅夫斯向法雷爾准將發出訊息，要任命他作為副手，並尤其領導一個曼哈頓計畫的調查小組，前往日本廣島和長崎，在這個階段，除了爆炸時的燒傷、建築物倒塌等機械性的傷害，以及核爆瞬間釋放「初期輻射」等三種傷害之外，不承認輻射物質殘留造成的持續傷害。
而「核爆小頭症」患者，當然必須不存在。
蕈狀雲下誕生的小生命
「好，我會負責」。
1965年，因為著手報導，而受到家屬質疑的秋信利彥只能模糊地承諾家屬；但該怎麼負責？他也不太清楚，「那至少先把我找到的這些人聚集起來吧」。
秋信利彥從 ABCC 那裡，拿到了一篇普魯默（George Plummer）1952年，在美國發表的〈廣島市胎內被爆兒童出現的異常〉論文，當中提到距離爆炸中心1,200米範圍內，暴露在輻射下的11位孕婦中，有7位生下了小頭症和智力遲緩的孩子。但 ABCC 沒有留下患者的姓名，在資訊有限的情況下，秋信利彥自行展開採訪調查。
他循著各種線索註釋，把這些家庭一個個找到、集合了起來，直到這個時候，這些受到孤立的家庭才知道，「原來不是只有我家是這樣」；而他們從隱蔽躲藏，到集結行動，也從這裡開始。
前面的描述，見きのこ会網頁，這邊提到的論文，可能是普魯默在1952年發表的〈Anomalies occurring in children pxposed in utero to the atomic bomb in Hiroshima〉。
另外，根據平尾直政、中根光敏的論文〈被爆と敗戦後を生きる――ABCC の核爆小頭児に関する内部情報を流出させた日本人職員を中心として〉的描述，秋信利彥還參考了普魯默在1956年發表的〈Delayed effects occurring within the first decade after exposure of young individuals to the Hiroshima atomic bomb〉。
在1956年的論文裡，並沒有患者的詳細資料，但是卻留下了類似病例號碼的訊息，在 ABCC 內部職員山内幹子協助從這些訊息調閱資料之後，再輾轉到了秋信利彥的手中。
核爆後二十年，1965年6月，「きのこ会」成立。
「きのこ」是菇類總稱，另一層意思是象徵患者是在蕈狀雲底下誕生的小小生命，也期許這些小生命像香菇一樣頑強地成長茁壯。「きのこ会」訂下了運動的三個方向：要求政府承認智能障礙是核爆造成的、給予患者終身保障，以及廢除核武。
它們透過陳情、街講、發傳單、報導等等，加上廣島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團隊證實疾病與核爆的關聯，兩年後的1967年，獲得日本政府的承認，將核爆小頭症的身心障礙命名為疾病，並在後續修法中列為受保障對象，也給予終身津貼。
「きのこ会」今天還在，那麼，它的任務完成了嗎？
平尾直政說，隨著患者年紀越來越長，早期主要照顧者父母也相繼過世，比較可以溝通的患者選擇獨居，狀況比較不好的，則住進安養機構，目前，患者需要的不是金援，而是協助面對日常生活，像是可處理交易、簽約等事項的人。
當照顧重擔、組織事務從家長身上結束時，「きのこ会」面臨了不一樣的狀況。
「父母會有要把小孩照顧好的責任，但兄弟姊妹比較不會有一樣的想法」，平尾直政說，儘管已經證實核爆小頭症不是遺傳性疾病，也有患者結婚，生下健康的小孩，但仍無法改變外界異樣的眼光，其中一位患者的妹妹被退婚了兩次，後來決定終生不嫁，專心照顧哥哥。
患者在智能障礙的限制下，難以對外論述，需要仰賴家屬的代言，但對於身體無礙的兄弟姊妹來說，難以承受被異樣眼光對待的壓力，能像父母一樣挺身而出的人並不多，也因此，儘管很多媒體有興趣，但由於患者與家屬意願的關係，媒體曝光度並不高。
好，我會負責
「きのこ会」沒有加入其他核爆受害者的大團體，平尾直政說，由於協會成立時希望是專屬於核爆小頭症的組織，也有自己明確的運動方向，同時顧慮到人數少，如果加入其他團體擔心議題會失焦。
當過去的主要參與者逐漸年邁、過世，「きのこ会」確實面臨到了傳承的難題，包括是否要開放外界參與進來都經過許多討論，「紀錄」這件事也變得越來越重要，成為協會新的目標。
「きのこ会」目前支援者有一般市民、記者、社工、醫療人員等，固定參與會議大概有10人上下，原訂每一年都會舉辦患者的慶生會以及家屬、志工聚會，但這幾年因為 COVID-19 疫情的關係改成線上，今年（2023）終於可以恢復實體聚會了。
平尾直政說，患者出生的時間大約是在發生核爆的隔年，也就是1946年的1月到3月期間，每年也都會在這段期間辦慶生會，但因為5月中的G7峰會，所以延後到9月辦。
我們好奇，G7峰會有這麼嚴謹，從年初就開始限制，找不到場地了嗎？
平尾直政微微一笑地說，倒不是場地這些問題，而是協會的支援者有些是記者，峰會前後忙的事情很多，所以等峰會結束後，喘口氣，就差不多才能開始慶生會的籌備。
這讓我們想起，58年過去了，這些廣島記者們，原來不曾忘記他們的前輩秋信利彥在1965年的那一句話。
「好，我會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