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侯百千、孫窮理報導
在「福賜群號」上，錄下遭到虐待、毆打錄音的印尼籍漁工Supriyanto，之後在船上死亡，2015年，屏東地檢署因為通譯人員聽不懂Supriyanto所說的「中爪哇語」，之後將本案簽結。（圖片提供：綠色和平）
台灣遠洋漁船上，境外聘僱的漁工屢傳虐待、剝削，國際環保團體綠色和平的一份調查報告，引發農委會漁業署強硬反駁。對照在這些已經動了國際觀瞻的「人口販運」、「殺人」的刑案的態度上，或者窺見日前才信誓旦旦，可以挑起漁工勞權保障任務的漁業署，是否能夠忠實地執行其任務。
海上喋血，綠色和平、漁業署空中交鋒
5/24，綠色和平發布〈浩劫漁生—台灣遠洋漁業調查報告〉，將2014年，台灣「巨洋漁業」涉及柬埔寨人口販運案，以及2015年的「福賜群號」的印尼籍漁工失蹤、遭虐死案，以及2016年「和春61號」上的喋血殺人案並列，認為漁業署縱容不法業者，成為「血汗海鮮」的元凶。
而漁業署方面也以新聞稿反擊，認為他們拿出來的都是「舊案」，政府也已有「適當處置」，指其指控缺乏「建設性」，僅是批評、抹黑。
先來看看「巨洋案」。
2014年，巨洋漁業因為非法販運超過1千名柬埔寨漁工，讓其遭到虐待、挨餓、死亡威脅等遭遇，遭柬埔寨政府起訴，多名股東與董事被判刑，其中有5名被告未服刑就潛逃回台，而現在，更有2名被告盧天德、陳春木出現在漁業署合法的仲介白名單上，持續招募外籍漁工。
漁業署副署長林國平說，「巨洋案」始於2011年，當時就透過司法單位，向柬埔寨方面索取該案犯罪事證及判決結果，但都沒有提供；漁業署也於2012年，對案情進行過研商，並將所有資料移送地檢署審理，最後的結果，就是在2016年時，地檢署因查無犯罪嫌疑，將該案簽結；林國平強調，「巨洋案」已經我國司法機關審理，未認定有犯罪，基於「無罪推定原則」，不會只憑外界指控，認定涉嫌人有罪，限制其不得從事仲介業。
「巨洋案」已經結束？「無罪推定」說得通嗎？
這個在柬埔寨，由法院判刑確定的刑事犯罪案件，是不是真如林國平所說的，已經「我國司法機關審理」了呢？綠色和平遠洋漁業專案負責人李宜蕎強調，「行政簽結」是代表檢察官認為目前證據不足以起訴，而暫時停止調查，未來若有新證據，可以再重啟調查。
也就是說，這個案子，並非檢察官已經做過充份的調查，認為「犯罪嫌疑不足」、「行為不構成犯罪」而不起訴，或者法院經過審判程序，做出無罪的判決。所謂「這個案子已經我國司法機關審理」，完全是不正確的說法；「巨洋案」目前的狀態，只能說是在台灣「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不是確知「沒有人犯罪」的狀態。
現在問題是，誰應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就得從另一個案子，也就是「福賜群案」來看了，2015年，「福賜群號」上發生印尼漁工一死一失蹤的事件，當時屏東地檢署，也是以證據不足，簽結了事，2016年，經綠色和平批露、媒體報導之後，監察院進行調查，認為漁業署對於漁工的契約狀況不了解，無法掌握薪資遭到苛扣、對仲介毫無把關、評鑑，而屏檢因為通譯人員不懂「中爪哇語」，就忽略了死者生前對其遭到虐待、毆打的控訴，最後，對漁業署提出了糾正，並要求法務部促請所屬重啟調查（監察院糾正案、調查報告）。
日前，綠色和平與勞團針對境外聘僱的漁工，到底要納入《勞基法》，由勞政機關管理，或者如現在，依照《遠洋漁業條例》下的《境外僱用外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有所爭議。
而林國平所說的「近兩年來積極更新法規架構與強化執行管理」，也就是針對2017年1月20日正式生效的《遠洋漁業條例》，以及其下一系列法規：〈境外漁工遭非人道剝削 誰管？〉
目前，「福賜群案」已經重啟調查，林國平說司法程序審理中，漁業署不宜評論；至於「巨洋案」，林國平則不願多談細節，他說，相比2011年的當時，漁業署近兩年來積極更新法規架構與強化執行管理，已更能夠有效管理台灣漁業，倘若真的有不法事件發生，會第一時間交由司法機關處理，「勿枉勿縱」，並不會包庇業者，但也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不會因為他人指控就做出懲處。
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交由司法機關處理」能夠怎麼樣？漁業署沒有完整的調查，檢察官沒有積極地偵辦，在對所有的事實渾然未知的情況下，所謂「無罪推定」，又有什麼意義呢？經過監察院的糾正，到現在還認為自己已有「適當處置」；認為環團、勞團提出沈冤未雪的「舊案」，是在「抹黑批評」製造對立，沒有「建設性」，這樣的漁業署，在他們所謂的「法規架構與強化執行管理」上，又能扮演如何的角色呢？
茫茫惡海中，漁工身處奴隸的地位，遭到虐待，隨時有生命的威脅。（圖片提供：綠色和平）
和春61號：閉上眼睛看不到「權宜船」？
而漁業署在另一個個案，「和春61號案」的回應上，態度是更加讓人起疑的，2016年，「和春61號」中國籍船長遭到6名印尼籍漁工在公海上殺害，船員被萬那杜法院判刑，事後調查，「和春61號」上的漁工長期遭受嚴重虐待，每天工作20小時，僅有兩小時休息後，繼續工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群起抗暴，殺害船長。
「和春61號」是台灣登記在案的「權宜船（flag of convenience）」，多年以來，台灣漁船藉著懸掛外國旗幟（納入外國船籍），規避本國法律，進行非法補撈，成為本已是「無政府」狀態下公海中犯罪的溫床，台灣「權宜船」之猖獗，早已為全球所髮指，漁業署也多次強調將加強管理，但是，放著「和春61號」這明擺著的「權宜船」，漁業署怎麼說？
只有簡單一句：「『和春61號案』是萬那杜籍漁船發生印尼籍船員殺害大陸籍船長之兇殺案件，船籍國、被害人及加害人均非我國籍。」，林國平說，這與漁業署無關。
從這個回應，大概也可以看到「權宜船」猖獗的原因，業者利用「權宜船」，要的不就是「非我國籍」、無人可管的狀態？即便如此，在國際壓力下，台灣早在2008年就制定《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將「權宜船」納管，絕非漁業署所說的「船員、船長、船籍均非我國籍」如此簡單的說法，可以迴避的。
台灣在全球遠洋漁業裡，扮演著「強權」的關鍵的角色，根據國際「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的統計，對於海洋生態破壞最大的「延繩釣船（longliner）」數量，台灣佔全球的6成以上（資料）；台灣遠洋漁獲約9成產值來自鮪魚，而在中西太平洋，經常補撈的4種鮪魚中的3種：大目鮪、黃鰭鮪及長鰭鮪都已經被「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列入「族群數量劇減」的「紅皮書」中。
這是2010年，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到台灣設點的重要原因，從海洋保育的觀點，配合國際行動，對現代遠洋漁業「工業化」大量撈補的限制；近年，更開始關注台灣漁船對漁工奴隸式的剝削；在茫茫無盡的公海裡的無政府狀態，造成漁源枯竭，同時也由於利潤率的下降，更加深對漁工非人道的剝削，這兩個問題，是相互糾結，無法切割的。
台灣遠洋漁業的巨利，來自無政府狀態下的蠻荒。（圖片提供：綠色和平）
剝削海洋和漁工的工業化撈補
李宜蕎說，因為整個漁業體系出了問題，需要政府與社會一同面對，而在他的認知裡，不管是相關人員還在執行仲介業務的「巨洋案」、或者已在司法上重啟調查的「福賜群案」都不是「舊案」，政府跟監管機關在此時此刻也責無旁貸，對於相關案件必須加強執法、調查，並將調查報告公諸於世，讓社會大眾可以了解，因為「整個漁業體系出了問題，系統裡的每個階層都須為血汗海鮮負責」。
事實上，「巨洋案」、「福賜群案」或者「和春61號案」，這些不過是台灣遠洋漁船諸多慘不忍睹案例的冰山一角；2017年1月20號，《遠洋漁業條例》正式生效，前幾天，綠色和平及勞團才在為究竟是讓海外聘僱的漁工內入《勞基法》，由勞動部主責其勞動條件，或者像現在，擺在《境外僱用外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爭論不休。
其實，只要攤開「管理辦法」和《勞基法》略做比較，就可以看出些端倪，「管理辦法」規定，境外聘僱漁工的薪水，不得少於450美元，換算一下，只是台幣13,500元，和現在《勞基法》的基本工資22,000元相比，天差地遠；在「工時」上，「管理辦法」的規定，是「每日休息時間不應低於10小時；每月休息不應低於4日。」這跟《勞基法》正常工時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一例一休」等規定，根本是不同世界的事情；而這，還是漁業署口中「高於一般國際水準」的勞動條件。
不過，若對比遠洋漁船草菅人命的蠻荒狀況，好像連期待一個現代的勞動法體系進入這個蠻荒領域，都顯得太過奢侈了些，而對於這個連犯罪行為都沒有辦法，也沒有意願調查的漁業署，又怎麼期待它能好好監督「管理辦法」裡，那些可憐的勞動條件，這種「小事」呢？
面對權力真空狀態的茫茫大海，國家不管，就只有率獸食人的叢林法則，像「福賜群號」上的虐殺事件，或者「和春61號」上的抗暴事件，只有不斷地重演；真要說這是誰的事情，那大概就是我們全部人的事情了吧，放任台灣遠洋漁業牟取違法暴利，放任行政、司法系統對此毫不在意；真相，只有因為我們的「不能忍受」，才有可能從惡海裡，一點一點浮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