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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燃燒的香江》面對恐懼:群眾如何踏上歷史的舞台?

2019/07/26

前接:〈反送中・燃燒的香江》中國司法人權問題,觸動香港敏感神經

焦點事件記者林靖豪報導

一位畫家在721遊行現場創作。(攝影:林靖豪)

反送中・燃燒的香江

「反送中・燃燒的香江」系列,希望從香港《逃犯條例》修法,接近香港社運、政治、經濟,以及中國資本發展的軌跡,從對香港的描寫中,觸及台港,乃至東亞與全球,所有人在大國博弈下的共同命運。

與「帶路博弈計畫」的想法有著一定聯繫,我們看到香港人既依附,又受壓迫於香港被命定的「經濟門戶」與「金融中心」角色,而如何超越「戰略位置」的考量,看到人的真實樣貌,與屬於他們的「發展」的可能,這也是我們面向國際新聞的核心關懷與方法。

寫這些,給台灣人看,也給香港人看,給所有關心的人看;依賴小額分散募款的非營利媒體,要做到這些「跨界」的工作非常困難,希望你能捐款(月定捐單筆捐款)幫助我們(募款目標)。

「明天的情況可能會很惡劣。」

飛機起飛前,接到香港朋友來訊,這已是兩個月來不知道第幾次聽到香港朋友這麼說。21號,原訂要前往中環終審法院的遊行,遭到警方阻撓,遊行隊伍只被准許停留在灣仔盧押道,網路上,幾週以來累積的不滿再度爆發,各種升級抗爭的討論上蔓延…

721那晚,在前線後方

如同一個月前「200萬加一人」遊行,不分老少,大批的香港人再度走上街頭,民陣成員在遊行的終點前拿著麥克風持續不斷地為參與者打氣,每當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呼籲大家要保護好自己,「不流血、不被捕」時,總會得到現場以掌聲回報,許多大哥大姊更比起大拇指為民陣加油。

不過,警方的阻撓終究是擋不住抗爭者,許多人還在維多利亞公園等待出發,已經傳來最前頭的隊伍突破警方防線,要求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面的消息。「要是我們以前有這麼自由就好了!」一位社運經驗豐富的朋友說,過去香港的社會運動通常是在警方發給的「不反對通知書」核准的範圍內行動,像這麼大規模的遊行能夠突破警方限制,是很少見的情況。

遊行結束後,有經驗的朋友立刻集合,配戴無線電與識別臂章,組成「Exit」小組,準備協助鎮壓時的撤退。走出上環地鐵站時,彷彿來到另外一個世界,干諾道上滿是頭戴黃色頭盔,面戴防毒面具或以方巾、口罩將眼睛以下緊密包住的年輕人,他們以十個人左右為一群,正在拆卸道路上的柵欄,做成路障準備封住警察有可能進入的路口。

「Exit」小組成員在地鐵上配戴臂章。(攝影:林靖豪)

上環干諾道上聚滿示威青年,一家餐廳大門深鎖,但裡面仍有客人在用餐。(攝影:林靖豪)

Exit小組分成幾個小隊,確保撤退時能夠充分掌握安全的路徑,我們來到干諾道與德輔道路口,現場騷動,接著煙霧瀰漫,Exit小組趕忙分頭告知可以安全離開的道路。隊伍不斷向後撤;我跟著Exit小組往干諾道上查看狀況時,突然眼睛一陣刺痛,接著是喉嚨感到辛辣,不由得開始咳了起來,瀰漫在空氣中的催淚瓦斯是看不見的,卻讓人難以忍受,殘留在皮膚上的催淚瓦斯使我的臉不斷感到刺痛。

一路撤退到中環,現場多數決定撤離,結束行動,正當我以為告一段落時,旁邊的朋友突然遞過手機,問道:你有看到元朗發生的事了嗎?我隨即上網查看,臉書上已經滿是元朗白衣人施暴的影片,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情況遠比香港人在行動前所能想像的更加惡劣。一個Exit小組的成員說,今天以前還在想運動要怎麼繼續走下去,持續的動員還能繼續延續嗎,但現在只感到憤怒,不用想太多,必須得再上街頭…

Exit小組指引示威者撤退方向。(攝影:林靖豪)

Exit小組成員清洗殘留在眼睛上的催淚瓦斯。(攝影:林靖豪)

沒有「大台」?反送中運動如何遍地開花

像Exit小組這樣由幾個人自發組織,雖然沒有中心的協調機制,但各自在抗爭現場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的例子,在此次運動裡十分多見,它們承擔了衝突性較高抗爭現場的主要工作,除了支援安全撤離外,急救、物資、資訊傳播與訊息核實等工作,都能看到類似的小組在運作,許多人甚至本來不認識,只透過網路或在現場集結。

事實上,不只是在有激烈衝突的情況下,就連數萬、數十萬人參與的遊行,也能透過這樣的方式組織起來。

在6月幾次大規模的遊行、衝突及7月1日佔領立法會的行動後,運動轉到香港各個不同地區,每週幾乎都有地區的遊行,其中關鍵的第一次,是7月7日在九龍,有超過20萬人參與。「71的行動之前,網路上就有許多討論擔心即使行動升級,運動也不可能在此結束,之後到底要怎麼辦?」。

綽號西瓜、從事活動現場音響工作的吳小姐說,「很多人提出要把抗爭帶到金鐘以外的地方,但卻沒有人真的開始做,所以我找了懂搞遊行的朋友,處理和警察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事情,然後我們成立了一個 Telegram 的群組,邀請網民加入,一起討論舉辦一場九龍的遊行,一天之內就有兩三千人加入」。

Telegram 可說是反送中運動中最重要的討論與訊息發布平台,許多行動在「公海」群組中產生。

西瓜說的 Telegram 群組叫做「公海」,「公海」群組是公開的,所有人都可以加入,並在其中參與討論。西瓜說,他們在「公海」中徵求能夠支援急救、音響等遊行基本需求的朋友,很快有十幾個人自告奮勇,他們另外組成一個私密的核心群組,處理遊行基本的行政工作。

「直到現在我都只知道這些人的網名而已。」西瓜說,核心小組的成員在遊行前兩天才見面,一起走一遍遊行的路線,「感覺很像網聚,大家也不需要太多討論,見面後的共識就是遊行要和平理性,讓香港人看到九龍也能有和平的遊行」。

西瓜說,之所以要在九龍辦遊行,最重要的是希望讓街坊能夠看到反送中運動是很和平理性的,不是政府或某些媒體口中的「暴動」。「核心小組裡,在反送中運動前有社運經驗的,連同我就只有三個人」,他說,核心小組裡的成員年紀都很輕,也有十幾歲的中學生,最大的成員也大概30歲左右,其中很多人的初次社運經驗,就是612政府總部前警方開槍鎮壓的行動。

從提出遊行的構想到舉辦遊行,只經過短短一週的時間,這麼短的時間,如何能辦成一場超過二十萬人參加的和平遊行?

「在 Telegram 群組裡,你丟了自己想做的事,只要沒人反對,就可以做,各自做得怎麼樣,其實其他人都不知道」。西瓜說,其實整個行動靠的就是信任和默契,若現場出了什麼事,核心小組的人其實會有法律風險的,但來參與的人都很有意識要保護發起人,而現場若有甚麼缺點,有什麼事情沒人做,都會有人自動補上,對於陌生人的信任,支撐著整個運動的進行。

不過,這樣的信任在幾個月前的香港,還是很難想像的。

另一位有社運經驗的遊行核心小組成員 Kelvin 說,前幾年的香港在網路上有很多衝突,當2014年的雨傘運動結束後,許多運動者轉向政治參與,但很多網民對民主派和政黨不滿,覺得他們無法帶領香港的政治改革,網路上滿是標籤和對立。但是,在反送中運動裡,「民主派」、「本土派」等過去較為知名的社運、政治人物都退場,取而代之的,是網路論壇和 Telegram 「公海」群組裡網民的聲音。

曾在616與71的遊行中做問卷調查的 Charles 表示,用「無大台」來描述現在的運動並不準確,因為這些行動並不完全是個別群眾自發參與,每個行動的背後都還是有幾個人在組織,就像九龍遊行中的核心小組一般。而西瓜認為,反送中運動和過去運動最大的差別在於「過去的運動是網民、群眾要去配合大台,但現在是大台要去配合群眾」。

Kelvin 也說,在後續的地區遊行討論中,在 Telegram 群組裡不乏罵戰,原因在於群組的發起人對於其他人想做的事情介入太多,或是讓人覺得遊行背後有組織或政治目的。不過,這些爭執並沒有淪為口水戰,發起人最後都會向後退,讓其他人有更多參與的空間,也只有這樣運動才能繼續下去。

西瓜說,在九龍的遊行後,很多地區的朋友都傳訊息給他們,希望他們能夠把這個經驗帶到別的地方,覺得他們就是新的大台,但西瓜說,他們不想成為大台,也不想別人把他們當大台,所以並沒有回應其他人的邀請,只是到場參加行動。為了跟上網路的討論,西瓜這兩個月幾乎隨時都在線上,每天幾乎只睡兩三個小時。

721遊行當天,西瓜也在現場做音響工作。(攝影:林靖豪)

「組織」在哪裡?反送中運動的突破

西瓜個人其實早從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就開始參與社運,但2014年反東北發展的抗爭中,政府強烈的鎮壓讓他深受傷害,決定離開。「這次的運動對我來說是一個救贖」,西瓜說,612他在金鐘現場,兩顆催淚彈就丟在他身邊,政府如此的暴行讓他決定再走出來,但這次,他決定自己要做為一個普通的網民參加運動。

西瓜說,很多在香港的社運組織工作的朋友,在這次的運動裡其實一時間找不到參與的位置,有很多人來問他能不能幫忙音響的工作。「我們追不上素人成長的速度」,他說,短短兩個月裡,很多從沒參加過社運的年輕人在街頭和網路上學習、成長,已經突破許多過去社運的限制,像突破「不反對通知書」限制的集會範圍,就是過去社運很難做的的事。

從事基層運動超過二十年的「社區前進」成員朱江瑋則說,「香港民間團體成長的速度,追不上民眾成長的速度」。

他說,傘運後,民間社會陷入低潮,就算是相同路線的團體,也因各種原因分裂。但反送中運動突然之間凝聚了兩百萬人,很多人對不同的運動手法或路線差異的看法,就算不是完全和解,也在互相理解,這是過去想像不到的事。對於其他人的作法採取「批判性支持」,是民間團體還沒能做到的地方。

朱江瑋更認為,反送中運動總結了過去三十年香港的政治和社會運動,關鍵的原因在於,香港人在這次明白了權力來自自己的行動。

「很多人說,香港為何這麼難罷工,難出現民主,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香港人不覺得權力來自自己」,但行動往往是有代價的,回顧三十年來的運動,朱江瑋說,「雖然香港在80年代就有選舉,但只能投票選菁英。89之後,香港人看到北京,才知道什麼叫民主。從89六四開始,你每一天問的問題,如果民主要流血,你願不願意?」。 

政權鞏固權力的方式,就是散布恐懼,遏止行動,這次的運動的動能雖然是來自對於生活被中國改變的恐懼,但大家選擇站出來,朱江瑋說,這就表示大家戰勝了恐懼,即使知道會輸,還是站出來,這是長出來自自己的權力的過程。

香港工運研究者區龍宇也說,香港人這次對衝突的看法改變了,政府的暴力反而激怒了更多人,過去群眾對主動挑戰警方的防線反感,但現在不會,而每次警察的鎮壓只會激怒更多人出來。「群眾已經踏上歷史舞台,如果林鄭月娥不後退,會強迫群眾採更激烈的抗爭。」區龍宇也表示,這次的事件讓香港人學到不能相信統治者,如果沒有真普選,人民沒有政治權力,那麼香港人與政府的裂痕將不可能修補。

616兩百萬人塞爆金鐘,是香港前所未見的歷史時刻。(攝影:林靖豪)

從修法而起的抗爭,走到現在,早已超越修法的問題,從警察的暴力鎮壓,到元朗鄉黑「恐攻式」的襲擊,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運動已從個別議題的衝突升高到對香港政府及北京的全面不信任。出身社運的立法會議員朱凱迪說,香港人在這個運動中,正在形塑新的政治認同。

香港的社運組織,也在運動中學習、成長,在沒有大台可以主導運動方向的情況下,如果運動中的民主討論能夠延續,並且能夠持續讓每一個人都找到自我參與、自我組織的空間,而整個香港社會,也在共同經驗這個成長過程…

後接:〈反送中・燃燒的香江》政治拉扯:和北京角力的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