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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Logo導讀：最重要的事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No Logo》出版於1999年，時當西雅圖反WTO全球行動的高峰，被紐約時報形容為「社運聖經」。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以豐富的資料，描述「企業取代政府」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跨國企業一腳把「物品」拋開，把生產外包，掌握商標、控制行銷通路，並透過廣告、贊助等商業行為，搶佔公共空間。商標已不只是銷售工具，廣告賣的不只是商品，而是認同，如此，就起著型塑主體的作用。

橫跨1990年代直至2005年，麥當勞對英國行動者Helen Steel與David Morris抵制麥當勞行動的訴訟，為《No Logo》書中對抗跨國資本的一個重要案例，這個訴訟的過程，2005年由Franny Armstrong與英國知名導演Ken Loach合作，拍成〈MacLibel〉（中譯〈卯上麥當勞〉）一片。圖為出版〈MacLibel〉的Spannner Film網站。另參何東洪〈《卯上麥當勞》誰說平凡人不能改變世界！〉

「生產」與「流通」的精密切割

這股力量，無所不包地吞噬各種多元文化的發言位置，克萊恩稱此為「心理空間的殖民」，1960年代「個人即政治」多元主體的政治衝撞，到了1990年代，被商業的力量侵蝕、重構、吸納，尤其是青少年，成為「文化產業的金礦」，連反抗的文化，也成為行銷的樣本。甚至像「文化反堵（culture jam）」這種對商標的干擾行動，都可以被文化工業轉化利用，成為行銷的工具。

文化工業的胃口那麼好，那我們怎麼設想它們吞不下去的「硬核」？

這恐怕得回到這個現象的本質，也就是將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做出精密切割的過程來看，二戰前，生產過剩的危機，造成獲利下降，對勞動階級的剝削達到極致，戰後，跨國資本轉而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在海外尋找生產基地，把不賺錢的工序丟出去，交給新興國家的資本承接，這時，他們關注的便是如何從「流通」的領域裡，創造出價值。

在《No Logo》裡，克萊恩對國家扮演的角色，著墨甚少，不過她特別提到了1980年代，美國雷根政府對於「反托拉斯」法案的干預，使得大資本得以整合文化工業與媒體，形成龐大的巨獸，各種連鎖商店、主題樂園、廣告看板…攻佔傳播媒介與公共空間，甚至透過「贊助」，控制學校，壓制對企業不利的研究，塑造意識形態。

專利、商標、智慧財產權等，是從「流通」領域創造出巨利的制高點；也因此，即使對商品的認同已經深深地滲入每一個人的生活與意識中，這些由大企業所擁有的符碼，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種「戀物崇拜」的現象，使得「企業取代政府」的統治，不但是寡頭的，而且是「政教合一」的，關注西方世界的這些現象，克萊恩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寫諸如「文化反堵」、「收復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RTS）」，乃至從消費端，對跨國資本在勞工、環境等剝削的抗議行動。

不過，克萊恩的野心不僅於此，對生產領域裡，勞動者的關注，仍然是這本書的核心，克萊恩談到了僱用型態的改變：大量部份工時、臨時與派遣工作的出現，這是無法將勞動力跨國境外包的服務業普遍的現象，而菲律賓羅薩里歐（Rosario）卡維特加工出口區（Cavite Export Processing Zone）與勞工組織者接觸的經驗，成為克萊恩觀察跨國外包生產的重要支點。

抗爭的主體：生產端與消費端

我注意到了克萊恩特別記載下一段對話，菲律賓組織者巴瑟納斯（Nida Barcenas）和他們的組織「不太喜歡西方人舉著行為準則的旗幟，大剌剌地衝進加工出口區，後面還尾隨著一列善意的監督者隊伍」，巴瑟納斯認為「解決問題的更重要法門，要從工廠裡的員工身上找尋」。

分析西方在消費端的抵制行動之後，克萊恩指出當中相當多的問題：對耐吉的抗議行動，獲益的卻是沒有好到哪裡去的愛迪達和銳跑，不同的倡議行動，引起的關注不同，經常難以達到某些經典案例的效果，更重要的，是這些跨國資本最後以企業內部的行為規範作回應，克萊恩批判為「公民權的私有化」。

應該具有全球普世性的環境、勞工規範，怎麼變成運動者與企業談出來的承諾？這樣會有多少執行的效力？同時，克萊恩不認為在自由貿易協定中抽象的藍、綠條款等是有用的，她訴諸全球性的強制規範，不過也著墨不多；克萊恩對巴瑟納斯「回到員工身上」這句話的認知，是要「自己決定的權利」，克萊恩將這段對話，收錄在全書最後的「結語」，並以「消費主義對上公民權–為全球人民而戰」下標。

在這裡，我感覺到一些扞格（起碼克萊恩忠實地記載下了）。可以跟克萊恩對話的，是從我從台灣的位置看到的，西方世界把生產丟出去，東亞國家扮演著「承接」的角色，90年代之後，西方資本抓住流通的優勢，台灣資本沒有辦法像這些跨國資本一樣，也把生產丟掉（換句台灣慣用語說，就是無法「產業升級」），就開始全球競租，找尋廉價勞動力，賺代工的薄利。

從這個世紀開始，台灣的團體進行過幾次跨國的行動，基本上就是美國的消費者運動，加上生產地勞工的抗爭，而台灣是資本勞力密集的資本輸出國，這樣三地的結合，在台灣，不是跨國資本看重的大市場，美國能搞的搞不起來，而真正血汗的勞工，也不在這裡，能作的也就只有針對台資施壓，把它祖宗十八代抓出來批鬥，大概是這樣。

消費端的行動不是沒有意義，但若要真的能抓住高來高去的跨國資本，不從生產端下手，是很難發揮效力的，不管是個別企業自訂的勞動準則、自由貿易協定裡的條款，或者克萊恩所希望的強制性的國際標準，如果沒有回歸到當地勞工鬥爭的需求上，是看不出其的作用的；而抗爭的成果，也必須回到這些當地的工人組織身上，才有可能落實。也就是說，法律或公民權這些東西，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應該從「是否召喚出勞工的集體與組織的行動」來判斷其價值。

全球行動的意義

2011年，Naomi Klein於「佔領華爾街」運動現場，針對私有化、刪減公共服務、去除對企業管制…等政策對全球暖化等氣候議題造成的影響，發表演說，Klein訴諸全球的行動，她稱之為「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Occupy Wall Stree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Now〉，之後這篇文章也經她自己改寫投稿在英國衛報：〈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is down to us – the 99%〉。
圖片來源：Wikipedia Commoms

這已經涉及克萊恩所召喚「下一波浩大的（全球性）政治運動」的主體問題了；透過「生產」與「流通」的切割，跨國資本創造一個全球高獲利╱高剝削的環境，同時藉著這個切割，透過國境的藩籬，消弭過去在「生產」領域的階級抗爭，1999年停在「公民權」的闡述上的克萊恩，到了2007年，以《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重新審視帝國主義扮演的角色，或許可以開展進一步的對話。

最後，想回到這本16年前的書，對現在的意義來談談，1999年，當全球聚焦在西雅圖行動的時候，WTO，這個全球化的中心，似乎顛撲不破，但隨著歷次談判的不順利，現在的這隻怪獸，已經呈現裂解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區域性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及隨之而來的地緣與國族衝突，這當然不是克萊恩在當時所能觸及的，不過《No Logo》對商業文化吞噬公共空間的精準批判，到今天，顯得格外重要。

16年前，還沒有像iPhone、iPad這樣的電子產品，在經過蘋果電腦、賈伯斯的包裝下，行銷全球，商品戀物現象發展得更深更廣，16年前，也還沒有如此發達的網際網路與移動載具，也還沒有像Facebook等社群媒體，挾網民的力量，包圍訊息的流通，曾經一度被寄予厚望的草根媒體，10年前就在壟斷性的商業平台席捲下，被擠壓到邊緣。

克萊恩所說的「一切都是再現」：訊息傳播窄化為意識形態的反覆加強，認同決定認知的環境，與國族衝突的環境伴生，商品包裝的認同式邏輯重組了公共想像，從而陷溺了政治與社運的思維，空洞的正義，帶來沒有政策內涵的「新政治」（克萊恩談到，「讓我們的國家夠酷！」這種政治包裝，取代了政黨的政策，在台灣呢？我不想說誰了…），與缺乏批判力的社會運動，酷炫的形式壓倒行動的內涵，而資本的力量也依然從中牟利、推波助瀾。

16年前，當時年僅28歲的記者克萊恩，藉著《No Logo》一書，開始了全球性的公共對話，再進入到全球社會運動的領域，從西雅圖到2011年「佔領華爾街」，這樣的對話從一開始就是全球性的，也因此，可以超越「保護主義」與「國族認同」，面對商業符號與認同政治的深度侵蝕，找尋全球與在地的行動主體，重整反對跨國資本與帝國主義的力量，而我相信，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這些，是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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