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蔣宜婷、謝碩元報導
七月份遠見雜誌借題發揮，重打《勞基法》與勞檢。北市媒體業勞檢激起陣陣漣漪，七月份出刊的遠見雜誌以「一部勞基法，搞慘360行」為專題，批判《勞基法》缺乏適用每一行業的「彈性」、製造勞資衝突。而現任網路媒體「新頭殼」董事長，曾任新聞局長、中央社董事長的蘇正平，也在自家媒體上，發表〈不是對三月媒體勞檢喝采〉及〈媒體勞檢要為新聞志業留多少空間？〉兩篇文章，他認為記者勞動狀況特殊，提出勞檢「破壞新聞自由」、「縮小新聞志業空間」等批判的論點。
記者的勞動狀況與新聞志業、新聞自由的關係是什麼？在接受「焦點事件」記者採訪時，蘇正平認為記者工作不是工廠工作，若適用嚴格的工時規範，就是「讓媒體管理單位去監督記者是不是處於工作狀態下，這是很沒尊嚴，隨時在監督下工作，跟工廠勞工一樣…」。
面對記者工作特殊，工時長又難以計算，造成勞檢全數違規的困境，蘇正平認為，除了《勞基法》的工時規範不適用於記者外，「勞動部的官員應該有這個guts宣佈『責任制』適用這個行業。」他也補充，這並非無限上綱的責任制，需配合記者與雇主間的個別合約跟工作規範。
「記者既然把自己當作第幾權，然後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你應該曉得自己的權利義務」，蘇正平認為，記者可以成立工會，或在勞資會議中，與雇主協調工資、工時等問題，「如果連記者都不敢爭取自己的權利，要用行政權來保障自己的權利，這個記者我們還能期待他為社會的公平正義發聲？」。
對於記者勞動條件的問題，相較於成立工會、勞資會議等內部監督機制，蘇正平對於由外介入媒體勞資關係的行政權，表達強烈質疑。
他指出，曾有學者與工會代表等建議勞動局進入媒體的發稿系統，透過發稿時間，掌握記者工時。對此，蘇正平認為，讓行政權進入編輯台，是對新聞自由的侵害，「倒洗澡水可是把整個小孩都倒掉了」；即便不進編輯台，蘇正平對勞動局的勞檢、開罰仍充滿疑慮。
「因為《勞基法》不符產業特性，現在是每一家都被罰」蘇正平說，普遍違法的情形，也會讓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行政機關，依據其政治需要，進行勞檢和裁罰，「我政治上需要就檢查，我要保護就不檢查，是不是可以讓握有權力的人依照其政治需要去進行勞檢？」
另外，蘇正平也擔心，未來「不管是記者或是主管，都必須用值不值得發加班費去衡量了」，在明確工時規範後「台灣的新聞志業空間愈來愈小」。（相關文章）
「像是318，有人認為是工作，有人認為是歷史時刻，你不給我加班費我也是要在現場，我們過去野百合學運，我們一天工作完晚上也都在現場，我們有想過要領加班費嗎？」，在5月26號的文章裡，蘇正平說，318學運時，一直守在現場，逾時工作的新頭殼記者林雨佑雖然沒有領到加班費，但是「社方的確給了他一筆不見得比加班費少的獎金」，這引來已經離職的林雨佑在6月1日回應，「應該建立起固定性加班費、補休、人力調配制度，而不是以法律地位不清楚的『獎金』來取代本應發給的『加班費』」。
蘇正平強調，如果記者需要計算加班費，「回歸到事業經營」，記者對事件特別關心前去採訪，然後雇主就要被動地支付加班費，「會有這種雇主嗎？不可能有吧！大家不能太天真的認為我記者要保持那麼大的自主性，我決定你雇主要給我多少錢」。蘇正平說，「林雨佑大概還認為，我今天多做一些工作就申請加班費，晚上有地方我去採訪，我就申請加班費，怎麼可能，工廠裡面的勞工說要加班，就能加班嗎？」蘇正平認為，如果記者要適用「加班費」的規定，最少需要經過主管的核准，不是由記者自行決定的。
對於蘇正平的批判，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認為他忽略了媒體產業的變化，在這個競爭的產業鍊中，記者如何成為血汗記者，這個問題並沒有被說清楚，「蘇正平這個老經驗」應該把話講清楚，而不是搬出古老的新聞自由、新聞倫理，「這些價值沒有人質疑，勞檢也不是針對這個」。賴香伶認為，就是因為記者不是固定在一個地方，必須隨時移動，媒體就應該給他們充足的資源，讓他們可以深化資訊的處理。
她也解釋，這一次台北市的勞檢，並沒有進入發稿系統。至於某些記者提出主管會用Line等通訊軟體交代工作，甚至為了規避勞檢，直接叫記者在Line上面發稿的情形，賴香伶說，他們也沒有檢查屬於「私領域」的通訊軟體紀錄。
賴香伶說，行政上的檢查不同於司法檢查，有它弱勢的地方，即便是嚴重的工安事故，也只能由司法來介入。
不過，工時舉證困難，若勞檢進入這些系統是為了掌握更多的資訊，「私有制和管理權包在一起，上綱到沒有人可以挑戰」，賴香伶質疑「蘇先生是站在哪一方在講話」？
複習一下：記者工時分析，「8+2」，「8+2」之前的上午，以及之外的時段。詳系列一。事實上，進入編輯台或者通訊軟體等私領域檢查的爭議，其實未必那麼無解，勞動部的《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要求工時約定（譬如「8+2」）需以書面勞動契約約定，並寫入工作規則；確認正常工時之後，加班認定，可以發稿紀錄、行車紀錄、勞工自行製作之紀錄，輔以通訊軟體、電話、對話或其他方式，而這些紀錄「雇主應記載之」。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專門委員黃維琛也承認「勞檢有其極限」，不過「記載」加班狀況的這個要求，就把不管是在編輯台或者私領域的紀錄拉了出來，「勞檢單位只需要要求『覈實記載』就可以了」，黃維琛解釋，如果有記者提出申訴，拿出自己的紀錄，資方拿不出來，無法舉證，就可以作認定，如此，根本不會涉及行政權進入編輯台或私領域的問題。
《指導原則》提出「正常工時依約定之起迄時間、加班依實際勞務提供之起迄時間」計算的原則，黃維琛解釋，如果媒體真的實施「8+2」，除了書面記載的正常工時外，加班就按照實際工作狀況認定，「8+2」之前的早上時間，「8+2」中間原本該休息沒休息的時間，以及這之外的時間，有加班，就可以紀錄、就可以報加班。
而對於勞檢及開罰，黃維琛也採取積極的態度，「這種事情不是像抓小偷，就是要『打草驚蛇』」，處理了一件兩件，讓雇主知道，對於加班「不閃不避，有報的就要認」。
「責任制」與加班的發動
近年來過勞問題引發關注，醫療、保全…等行業頻傳過勞死的消息，即便對《勞基法》不熟悉的人，恐怕也聽聞過「84條之1（責任制）」的「威名」，《勞基法》第84條之1，由勞資雙方以書面約定，排除《勞基法》幾乎是全部的工時規範，沒有加班、做七休一、每日工時12小時上限…等保障，不過要適用84條之1的兩個重要的關卡，是首先必須是中央的勞動部指定行業，此外，工時約定需經地方勞政主管機關的核備。
由於地方政府有審核權，因此，勞動部會針對行業別頒佈「工時行政指引」，地方政府也各自有單行的「審核標準」，可以這麼說，「責任制」只是架空了《勞基法》的明確規範，將管制的機制交到行政部門的手上，這雖是勞動法令保障的倒退，但行政權也絕非沒有介入的空間。甚至可以這麼說，一旦一個行業被納入責任制，缺乏明確法律保障，行政機關等於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反而應該更積極地介入，以維護勞工的權益。
至於「加班」的發動，在實務上早有規則，行政法院的見解是，勞工「自動」加班，雇主不表拒絕，且受領勞務，就可視為「加班」或「停休」（如行政法院81年度判字第735號判決），記者「自己」要加班，主管不表反對，甚至接受記者的稿件，當然就是「加班」或「停休」。實務上，也並非如蘇正平所質疑的「工廠裡面的勞工說要加班，就能加班嗎？」如此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