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窮理
我們曾經將6月7號到6月28號的苗栗縣「移工禁足令」，和6月5號到7月13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勞動部的「疫情三級警戒期間禁止移工轉換雇主」合成一個〈COVID-19 疫情期間對移工的歧視性措施〉的條目，現在在這個條目裡，把勞動部在7/16預告，20日（至8/5）內提供意見的「禁止移工跨業轉換」的措施，也加了進去。
嚴格說，「禁止跨業轉換」並不是「疫情期間」的措施，因此它也不像「禁足令」或「禁止移轉雇主」一樣，已經成為「過去式」，而是向未來發生，會延續到疫情結束之後的，而它和疫情的關係，是由於跨國勞動力的流動在疫情蔓延下減緩，工廠面臨缺作為廉價勞動力的移工現象，加上在台灣「家事移工」的勞動條件不及「工廠移工」，因此產生跨業移轉的動力。
藍領移工只能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7條第1項第8款到11款，也就是「漁工」、「幫傭及看護」、「（重大建設）建築工」，以及「製造業廠工（少數的農業移工）」等幾個類別的工作。他們不能像本國人一樣，對現在的工作不滿，就任意換工作，開開計程車、送送外賣…甚至到鄉下種田。
也就是說，所謂勞動力的「自由市場」：工人有工作上的選擇權，而產生和雇主的「議價能力」，對移工來說，幾乎是不存在的。
不過，根據勞動部的統計，「跨業移轉」的確在今年（2021）前半年大幅增加；工廠缺乏新的移工補充，產生需求，加上「工廠移工」和「家事移工」之間，存在著待遇與勞動保障間的落差，甚至有家事移工雇主團體指出，有家事移工以「怠工」的方式，希望轉換為廠工。
我們可以將這種現象，理解為家事移工的「議價能力」，因為這種環境的改變，透過這種突然出現的的職種間「比價」，而稍稍提高了。這對家事移工的雇主來說，頗為不利，因此產生切斷跨業移轉管道、以消滅這突然出現的家事移工「議價能力」。
國家利用公民權利、國境移動…等限制，創造出一個對於勞動者來說，非自由的市場，以壓低勞動力的價格，提供廉價勞動力，給長照服務、公共工程，以及農漁、製造業，而這種因為疫情而乍現的縫隙，使得控制的體制出現短暫的不平衡，雇主與國家感到不安，想要趕快把破洞填起來，這是這件事情的大背景。
而造成破洞的原因，是「家事移工」與「工廠移工」之間的價差，這又是國家在政策上，再透過剝奪家事移工在勞動法上的權利所造成的，它的背後，更是台灣長期在長照體制上不願投注資源，而希望以更廉價的勞動力填補漏洞的這個結構性因素。
- 請參閱條目： 〈COVID-19 疫情期間對移工的歧視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