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窮理
《最低工資法》新法上路，不過，跟過去行政命令〈審議辦法〉時代相比，實在沒有太多的不同，其中把基本工資「工作小組」調整成最低工資「研究小組」，大概可算最大的改變。
「工作小組」是在2014年8月，基本工資審議時決定設立，該年11月4號召開第一次會議；目的是「期透過建立常態性討論機制，有助於建立日後勞資雙方互信協商之基礎，凝聚更週延之共識，以利資本工資之審議」。
簡單說，就是定期讓勞資代表「溝通」，避免每年審議會一翻兩瞪眼、無法產生共識；我們可以把這個功能定位，視為「協商主義」的表現。
「工作小組」有沒有用？在它成立的第一年，2015年，就因為一直無法有共識，勞委會直接宣佈當年不審基本工資，接著2016、2017年，在《勞基法》一、二修，資方代表抵制的氛圍下，也非常不順利，使《最低工資法》的倡議力道增大、並被蔡英文納入2016年的競選政見。
而研究小組的目的，是「就最低工資審議事宜進行研究，並提出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考」作為研究和幕僚機構，跟「工作小組」的定位截然不同，它完全排除了勞、資代表，純粹由官方和學者組成，這樣的設計，或可理解為，它更傾向讓最低工資審議，更傾向「專業主義」，而非「協商主義」的方向。
不過，《最低工資法》草案在2018年制定之後，就一直擺在那裡，遲遲沒有通動立法的動作，此時，許銘春接任勞動部長，神奇的是，在這位史上任期最長（2018-2024）的部長任內，基本工資審議都十分順利，這不知是否「工作小組」終於發揮了功能，但勞動部大概就是這麼認為的。
勞動部在召開「聯席會議」時的宣傳，將這次會議稱為關於最低工資的「首次重要會議」。
所以，今年新制第一次上路，就蓋起了違章建築，6月26號，勞動部召開了一個「最低工資審議會暨諮詢會聯席會議」，成員除了包含各7名勞資代表的全體審議委員之外，再加上幾名非審議委員的勞資代表，會中討論了官方的數據，以及「研究小組」提出了報告，勞動部也強調，這個「聯席會議」，是延續了之前運作良好的「工作小組」模式。
這樣做也沒什麼不好，不過，距離《最低工資法》完成立法，才短短半年時間，既然勞動部一直認為勞資「事前溝通」的機制很重要，為什麼不在修法的時候放進去？現在「聯席會議」的機制，甚至連之前寫在〈審議辦法〉裡的「工作小組」的位階都沒有，這也與立法建立制度的目的，大相逕庭。
這大概也表現了勞動部始終對於立法興趣缺缺，為了趕在蔡英文卸任前完成「實現承諾」的外觀而倉促立法有關。在勞動部「一切照舊」的操作下，也難怪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首次「最低工資」審議，會讓人那麼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