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林靖豪報導
香港示威者。（攝影：林靖豪）
9月4日傍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透過預錄的談話轉播，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例，這是自6月9日百萬人上街開展的反送中運動以來，港府做出的最大讓步。然而，林鄭月娥在這個時間點的撤回決定，早已注定無法平息港人的怒火，從反修例訴求開始的運動，在將近三個月過程裡，讓香港人的憤怒，指向當前體制更根本的問題。
什麼讓全城變戰場：《公安條例》與其背後的秩序
8月31日晚上，剛下班的廚師吳志輝從荔枝角地鐵站上車，準備到太子站轉車，雖然時間已經將近晚間11點，但太子站仍然擠滿了人潮。
吳志輝好不容易擠上去，列車卻遲遲不發動，最後他還被要求離開月台，正感到困惑的時候，日常的通勤場景，卻突然演變成暴力現場，「警察衝了進來，看到穿黑衣、戴口罩的年輕人就打，有一個跟我一起從荔枝角進站的年輕人，只是穿深藍色的衣服，也被打」，現場有抱著小孩的媽媽，有老人家，都被突如其來的場景嚇的驚慌失措，當吳志輝試圖上前查看傷者狀況時，卻被警察強硬阻攔甚至推倒在地。
「恐懼」，是吳志輝經歷當晚後最深的感受，他是香港廚師聯盟的主席，廚盟的會員裡就有年輕廚師因為上街抗爭被逮捕、被打傷，也有人因為受傷丟了工作，但當親眼看到公權力赤裸地在日常生活的場景中展現暴力時，這樣的場景讓他真實感受到，香港已經不再是他熟悉的安全的地方。
但831太子站的暴力，僅是兩個多月來的其中一件而已，在這段期間內，幾乎每一個周末在香港不同地區都有示威活動，而幾乎每次的行動，都以警察的暴力鎮壓收場，就如太子站的場景般，這些暴力畫面透過網路與電視，都傳播到香港的各個角落。
事隔兩天後，吳志輝向主管請假，參與添馬公園的三罷集會，他說雖然恐懼，但現在不走出來，以後可能就走不出來了。這正是反送中運動中不斷循環出現的模式，每一次的暴力鎮壓，卻都激發了下一次群眾走上街頭的動員能量。
吳志輝於金鐘三罷集會。（攝影：林靖豪）
是什麼樣的體制，造成暴力與動員的不斷循環？我們要從給予香港政府鎮壓集會及逮捕示威者的法源《公安條例》談起。協助反送中被拘捕者的義務律師 Michelle 指出，警方逮捕示威者最常使用的罪名包括「非法集結」、「管有攻擊性武器」與「暴動」等，而這些罪名，都羅列在《公安條例》之內。
依《公安條例》第18條，只要是三人以上的集結，在現場如果有任何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破壞社會安寧，就構成非法集結，任何參與在集結現場的人都可以被逮捕，並面臨最高5年的監禁；而若「非法集結」已破壞社會安寧，就構成暴動罪，參與暴動現場者最高可被監禁10年。
此外，《公安條例》（第31條）不只給予香港警察取締非法集結和暴動的權力，也給予警察事實上的許可集會的權力，舉辦集會必須先通知警方，並且獲得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才構成合法的集會3386-001。
在反送中運動中，香港警方就曾多次禁止集會，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陳皓桓表示，民陣在申請818的集會時，警方僅以鑒於目前的情況，集會可能發生暴力事件，而沒有任何具體證據就加以禁止，顯示警察有任意審查集會的權力，而雖然集會審查設有上訴委員會，但上訴委員會成員也是由政府指派，難以發揮作用。
這樣的法律意味著，香港警察握有掌控集會的絕對權力，只要是不經警察許可的集會，都可能構成非法集結，警察隨時可以介入破壞集會。而所有參與集會的示威者，只要警察認為集會是非法集結並於現場發出警告後，都可能成為被逮捕的對象，這也使警察的執法範圍大大擴張，同時合理化了任何以取締非法集會之名在集會現場、甚至現場以外所行使用的暴力、武力。
7月28日上環的示威。（攝影：林靖豪）
林鄭不讓的底線
給予警察如此大的權力，並對示威者的處罰如此嚴苛的《公安條例》，是在1967年由英國殖民政府所訂定，而《公安條例》的立法，是港英政府歷經1967連續發生在香港的大規模社會抗爭「六七暴動」後，整合原本分散在各個法律中的相關規定而成。
「六七暴動」是從1967年初起數家工廠爆發的勞資爭議展開，在當年5月，警察進入新蒲崗的人造花廠鎮壓於廠外抗爭的工人，打傷並逮捕多人，引發社會不滿，左派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主導，社會各界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的聲援下，於5、6月發起多次大規模示威以及罷工、罷市、罷課等行動。
這些示威遭遇港英警察的強力鎮壓，許多示威者被逮捕，其中數名工人在拘捕過程中死亡，這使得抗爭在7月後逐漸升級為暴力行動，接連爆發包括襲警、縱火、放置炸彈等事件，造成多名工人、警察與市民的死傷，政府則動用《緊急法》搜捕示威人士，直到年底事件才逐漸落幕。
六七暴動。（引自Wikipedia）
如何看待六七暴動，在香港仍是具有高度爭議的議題，當中的許多事件迄今仍未有充分的資料能夠還原面貌，抗爭中的暴力事件也使許多人抱持反感。不過從當時社會頻頻發生的工人與基層民眾抗爭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年港英政府執政下社會騷亂的背景，是高度的社會不平等，另一方面是民族的衝突與中方的壓力。
而面對這樣的社會狀況，港英政府一方面以《公安條例》收緊集會自由，另一方面則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投資，以經濟成長緩解社會矛盾，同時推動部分的社會福利與勞工法律制度。收緊集會自由和以基建投資帶動經濟，但不根本改變既有的權力和資源分配，是港英在六七暴動後維持香港殖民地穩定的兩大手段，而這套體制也延續到了今日。
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開始，真普選的問題躍上檯面成為中國與香港的主要矛盾之一，對於中國來說，不能讓香港產生與北京立場不一致的領導人，可說是當前的底線，而要能持續控制香港社會在中央選定的領導者下保持穩定，收緊集會和保持香港經濟地位，是最重要的手段。
在這樣的情況下，林鄭月娥政府只能不斷在既有的管制框架下鎮壓抗爭，而不願在「釋放抗爭者」及「撤回暴動」等可能挑戰原有管制集會的體制的訴求上讓步，同時盡可能避免採用威脅香港經濟地位的手段，也就導致衝突不斷循環，無法解決。
7月27日元朗示威，示威者與警察對峙。（攝影：林靖豪）
暴露體制荒謬的運動
然而，是什麼因素讓這套行之多年的體制失效？
一方面，香港警察的作為，暴露出在「法治」的外表下，國家管制社會的實際手段其實就是透過暴力，近三個月來的運動過程中顯示，在管控示威集會的過程中，警權幾乎是無法被監督和控制的。
香港警察的執法依據是《警察通例（公開的條文，其中有多個章節不公開）》，但其中關於武力使用等章節卻不對外公開，過去曾經參與過許多抗爭者被檢控案件的陳皓桓表示，即使在法庭上警察仍不會公開其執法的依據，警權的範圍在香港如同黑箱，但這也使得警察的內部監督不受社會信任，以至於運動不斷要求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成為運動無法退讓的一條底線。
3號，在「五大訴求」中，林鄭只能回應他能夠做得到的「撤回條例」，要「真普選」，必須北京點頭，當然不是林鄭所能回應的；而剩下三個訴求：對警方暴力的「獨立調查」、撤銷對運動為「暴動」的定性，以及「釋放被捕者、取消控罪」，卻也難以回應，這就牽涉到這個上對北京當局、下對香港市民，都失去正當性政府的尷尬了。
運動發展至今，香港警察與群眾，儼然已經成為對立衝突的兩端，而除「撤回條例」與「真普選」外的另三大訴求，涉及警察與群眾力量的消長、警方的責任與尊嚴，就算港府能夠同意，恐怕也非警方能接受的，這種港府難以管制的警力，是長期以來體制縱容，「養虎為患」的結果，在今天維持統治的秩序需求下，使港府更加難以擺平，造成現在林鄭「騎虎難下」的窘境。
林鄭「只」撤回了修法，當然不足以和緩眼前的形勢，而剩下讓林鄭無可奈何的，除了遠在天邊的北京，恐怕還有近在眼前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