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為：七十‧未央二》回看法西斯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法西斯主義從「被殖民」的焦慮出發，形成由下而上的一股社會力量，逐漸由軍人、官僚與財閥席捲日本的國家機器，隨著戰爭的開展，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為國家而戰」的氛圍。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來談談當時「作為日本人」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Voice」雜誌九月號的投書，他是這麼說的（投書全文）：
直至七十年前為止，日本和台灣原本就曾經「同為一國」。因為曾「同為一國」，故不存在有台灣與日本打仗（抗日）這樣的事實。我志願進入陸軍，而我的兄長李登欽則志願進入了海軍。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地是以作為一個「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的。
帝國內部的米貿易
「『當時』作為一個日本人，為祖國而戰」這句話，有客觀的事實，也有主觀的認同。不論「當時」或「現在」，我不覺得「認同」這件事情，有什麼好批評的地方，不過，我蠻好奇，李登輝是怎麼看待日本法西斯主義的。
在剛剛出版的新書《新台灣的主張》裡，李登輝提到：
為何日本會貿然走向戰爭？在此我們要介紹的，出乎意料之外，竟與台灣有些關連。在磯永吉與末永仁兩位日本農業技術人員的努力下，大正末期台灣成功種植出蓬萊米。結果，廉價的台灣米輸入到日本，使日本農民生活變得困苦。貧困農民販賣女兒的情形層出不窮。出身農家、對貧富差距感到不滿的青年軍官，於是發動了「五．一五」和「二．二六」事件。若我是當時的領導者，會首先從改革農村著手，但日本卻將國內矛盾的解決方案轉向大陸外求。這就是近代日本失敗的原因。《新台灣的主張》p.65
關於「五一五事件」與「二二六事件」，我們在系列二裡，已經有所介紹，現在我們順著李登輝的話，來談談殖民地與帝國之間的關係。
面對糧食價格高漲，造成國內工農階級生活困苦而爆發革命的壓力，日本積極展開「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佈署，1920年總督府工程師八田與一開始建設嘉南大圳，1922年，引進蓬萊米，大量種植輸入日本，從而壓低了日本的糧食價格，從下圖（1）我們可以看到，1917到1918年，日本米價格暴漲，這是造成「米騷動」（請見「系列二」）的背景。
「米騷動」是一場民主運動，也是一場階級運動，對統治者造成極大的威脅，日本到東亞各地收購稻米，希望平抑米價，結果是引發鄰近國家，特別是當時作為日本殖民地朝鮮的米價也隨之上漲，1919年，朝鮮爆發「三一運動」，階級、反殖民與民主運動的火種燃燒起來，跟著，中國也展開「五四運動」，日、韓、中的這三場運動，可是為東亞階級與民主運動的一次連續性爆發，也影響著1920年以後，文化協會、農民組合、民眾黨與共產黨…等與後續一連串社會運動。
日本政府把解決的問題放到殖民地台灣來，下圖（1）顯示出，自從1926年，台灣成功培育出的蓬萊米輸日之後，日本的米價才算真正的被壓抑下來，一直到「滿洲事變」的1931年，終於回到1918年「米騷動」之前的價格，再從下圖（2），我們也可以看到，1926年之後，台灣稻米產量大幅度增加，到30年代中戰爭時期，幾乎是1920年代的一倍，不過提供內銷的量變化不大，多出來的量，都是提供外銷。圖（3）則顯示戰爭時期，台灣種出來的稻米，一半供外銷之外，生產出來的蓬萊米，多作輸日用途。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殖民地對帝國的價值：「農業台灣」彌補了糧食的缺口，而正如李登輝所說的廉價台灣米輸日，使日本農民生活困苦，台灣米對帝國的擴張提供了幫助，但是對於帝國下的農民，卻造成傷害，米貴使得工人生活過不下去，農民則在盤剝體系下，也分潤不到利益，而米賤就傷農，從農村擠壓出貧困的青年，化身為熱血的青年皇軍，將生活的困頓轉化為效忠天皇、為侵略戰爭犧牲的熱血。
大圳的水流進了嘉南平原…
1930年代，西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陷入經濟大恐慌，日本卻在台、朝、滿等殖民地的助力下，漸漸超越矢內原所說的「後進性」，1933年，日本取代自從工業革命以來，就佔據全球龍頭地位的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棉布出口國；日本經濟學者名和統一分析1930年代，構成日本經濟發展的「三環節」為，一、對美國出口生絲、進口棉花機械；二、對大英帝國圈出口棉製品、進口重工業原料；對中國及滿洲出口重工業產品及進口糧食和原料。在這個架構下，日本的經濟在全球性大蕭條下，快速地成長。
不可忽略的，這一場法西斯主義戰爭，本質上就是經濟性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這些與帝國體制形成裙帶關係的大財閥，從殖民擴張中崛起，它們是戰爭的最大獲利者與推動者。七十年後，如何看待這一場以「為國犧牲」為名，讓財閥踏著工農階級的屍體，取得壟斷利益的戰爭？這已不是國家認同的問題了，無論是七十年前，或者現在「作為日本人」，都不能不面對的。
在《新台灣的主張》最後，訴諸「台日永遠緊密聯繫」，李登輝提到了台南烏山頭水庫旁八田與一的銅像，1981年，它從倉庫中被移出來，重新豎立起來，李登輝以其作為「日本精神」的象徵。與李登輝及其陣亡於菲律賓的兄長李登欽一樣，1942年，八田與一也「為祖國而戰」，死在菲律賓的戰爭裡，作為嘉南大圳的設計者，他被冠上「嘉南大圳之父」的稱號。
嘉南大圳的建成，與台灣米輸日，有密切的關係，對台灣農民生活的改善，也的確起著作用。
這得從殖民地的「米糖經濟」談起，日治初期，三井等財閥壟斷了糖的出口及生產，其勞動力以租佃或自耕方式從事蔗作的農民為主，糖業會社以借貸與契約將農民綁住，農民靠著向會社借錢，維持一年的生活和生產，一年過去，賣了收成還錢，就沒了積蓄，只能再借第二年的；而在契約中，要求農民必須接受會社的指揮，從事生產，在身份上也被綁住。
當時民間也有俗諺說到「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因為依存於會社生存，會社秤甘蔗偷斤減兩、恣意判定甘蔗的品質，決定價格，農民根本沒有議價的籌碼，這種情形，矢內原忠雄稱之為「為了獲得原料而置蔗農於奴隸的地位」。不過，農民真的那麼「憨」嗎？不是的，因為別無選擇。蓬萊米開發成功，打開輸日的市場，這個時候，大圳的水流進了嘉南平原，使得旱地可以變成水田，農民的選擇就來了。
沒有蓬萊米之前，會社透過米糖比價，只要不低於在來米的價格，就可以放心壓低糖價，但是作為出口日本經濟作物的蓬萊米有價格的優勢，土地的限制消失，你壓甘蔗的價格，我就去種稻了。這使得糖業的原料價格上升，甚至沒有原料可以供應，這就是糖業資本所擔心的「米糖相剋」問題。
其實，蓬萊米的輸出仍然是掌握在三井等財團的手裡，不過米的生產組織結構跟甘蔗有些不同，碾米的「土壟間」、農民的借貸、米在本地的銷售管道等，一定程度掌握在台灣本地資本的手裡，農民雖然還是在佃租、貸款與盤剝下受到剝削，不過還是從「米糖相剋」夾縫裡，得到了一絲喘息的空間。
消滅「米糖相剋」的「米管令」
1920年之前，日本派駐台灣的總督皆為軍人，1920年，從田健志郎上任，到1936年，隨著東亞情勢的緊張，由小林躋造開始，又回歸到軍職的總督，1939年，小林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政策，而《米管令》的實施，結束了糖業資本困擾的「米糖相剋」難題。
米和糖，本來都是為了帝國的需求而生產的，大圳或蓬萊米的開發，也不是為了改善台灣農民的生活，或許，農民會感念八田與一，這可以理解，不過，殖民擴張的目的，本來就是從工農階級身上榨取到最後一絲的利益，「米糖相剋」的矛盾，始終是帝國與財閥所需要解決的問題。
日本政府注意到米輸入本土造成的問題了，1933年，頒佈《米穀統治法》，希望透過國家的力量，調控帝國內部，特別是朝鮮和台灣對日本的米穀輸出，繼續壓低日本的米價，也避免台灣米產量繼續增加，威脅糖業的生存。不過，到1938年之前，《米穀統治法》可以說沒有發揮作用，台灣和朝鮮的米穀輸入日本的數量並沒有減少。而此時，日本中央與台灣總督府面對了兩方的壓力。
台灣「米統制反對運動」從1932年開始，一直到中日開戰後，在肅殺的氣氛下還能繼續，那也是從米穀出口獲利的本土地主和資本家才辦得到；而台灣總督府的態度，顯然是站在另外一邊，也就是一直處心積慮要壓抑稻作，解決「米糖相剋」難題的日本糖業資本。1939年，總督小林躋造排除包括部份日本內閣官僚在內的反對聲浪，實施《台灣米穀移出管理令》，摘除了在戰爭中繼續大發利市財閥的眼中釘，將出口米穀的權利，收歸總督府。學者柯志明在《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一書中，是這麼說的：
已然啟動市場控制機制的殖民當局在米糖利益間終須有所抉擇，遂乘戰時經濟管制之便，釜底抽薪在1939年越過無力壓低農民收入水準的本地支配階級，代之以全面、直接控制農民所得的辦法：「米專賣」。
1939年，小林躋造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目標，現在一般常被討論的，是文化性的「皇民化」，而後兩者產生的影響則較少被關注，《米管令》則就是在這兩個目標下進行的，總督府殖產局長田端幸三郎認為高米價「農民會在溫室般的保護下而沈溺於安樂，對台灣農業的前景影響甚大」。
不能「沉溺於安樂」，因為台灣農民是有任務的。在農業上，作為「南進基地」的台灣，目標是發展熱帶的作物，以配合日軍在南洋及南中國的擴張，種稻子收入好，會排擠這些農作物的發展，田端所謂的「農業前景」，是這個帝國使命的「前景」。而糧食的價格，與工人的工資是連動的，價格過高，造成工人維生的工資就降不下來，農村可以養得活人，也沒有人要離鄉背井去打工，對於「工業化」的發展也甚為不利。
小林躋造的政策，帶動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首先，總督府控制米穀購入及銷往日本的價格，但是沒有控制本地消費的價格，低價買進、高價在台灣賣出，使得總督府從中獲得鉅額的利益；總督府強行介入米穀的運銷之後，台灣和日本的米穀市場因而被切斷，就在1939年，朝鮮爆發大旱，米穀幾乎無法輸出日本，在戰事正殷，日本需糧甚急的時候，台灣米穀的輸入竟也同時銳減。日本只能大量進口外國（主要是東南亞）米穀應急，到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海上運輸都開始變得困難，整個帝國全亂了套。
隨著戰事的吃緊，1943年之後，嚴重的通貨膨脹出現，在日本政府的糧食管理制度下，米價受到嚴格的壓抑，「米糖相剋」夾縫也隨之消失。
「同為一國」
現在回到李登輝帶起的討論。
從民間的力量，到發展成軍人、官僚、財閥控制的法西斯主義國家，整個形成的過程，是充滿著各種的辯論和衝突的（見本「系列一」、「系列二」的討論），當我們關照到那個時代的那些人所關心的事情的時候，當不至於把所有的「法西斯主義者」當作鐵板一塊，也不至於遺忘了他們對自己國家遭受殖民威脅的焦慮（事實上，這是非常重要的…）；不過，這些都無法讓人忽視在那個時代，在那個國家，出現了一個席捲一切的力量。
我也一點不想懷疑當時作為日本人的李╱岩里氏兄弟，為國犧牲情感的真摯，當然，這種真摯的情感，也發生在為建設嘉南大圳而苦思著的八田與一的身上。而正因為其「真摯」，讓人忽略了這一場法西斯主義戰爭的本質，是利益的爭奪，是寡佔，是剝削：不僅是對被侵略、被殖民的人的剝削，也是對所有具有真摯情感同胞（那些甘心赴死的被剝削者）的剝削；正因為「真摯」，一切腐敗的，變得「神聖」了起來。
蓬萊米的育成、嘉南大圳的建設，這些都是在一個帝國的利益與意志下展開的，工農階級或有機會從發展的內在矛盾裡，獲得短暫的空間，就好像「米糖相剋」所帶來的那一絲喘息，隨即在資本的傾軋與帝國的利益下被再度封鎖。台日之間此種緊密的聯繫，當從七十年前「同為一國」：在同一個帝國的意志下，被決定人民的命運裡，重新審視。
關於李登輝的日本姓名「岩里正男」
8月22日，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郭正亮在〈台灣人不能縱容李登輝的親日史觀〉中，質疑李登輝這個認同經驗的普遍性，以「改日本姓名」作為一個象徵，他提到在1943年底，全台改名的人數，只佔總人口的2%，所以李登輝的經驗是「2%」人的經驗，郭正亮說：
1940年公布「台灣籍民改換日本姓名促進綱要」，規定改姓名家庭必須符合「國語常用家庭」和「符合皇民資格且富於公共精神」兩大條件。李登輝父親李金龍是日本刑警，為了宣示效忠日本殖民政府，就率先將李登輝改名「岩里政男」，哥哥李登欽改名「岩里武則」。
根據伊藤潔的《李登輝新傳》中提到，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擔任日本警察期間，給自己取日本姓名「岩李龍男」，1929年，他讓李登輝就讀「汐止公學校」時，登記的名字就是「岩里正男」；當時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只有6歲。郭正亮描述，李登輝1940年改姓名，這是錯誤的。1940年，22歲應徵入伍的時候改姓名，跟1929年，6歲懵懂之時，就已取了日本姓名，當然有很大的不同。
1895到1945，50年的日本統治時期，中間1920到1936年，由文官出任台灣總督，其前後總督由武官出任，這「武、文、武」三段時期，大致也是日本政府的「同化」政策的三個時期，1936年小林躋造就職，結束文官總督時代，1939年他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激進的「皇民化」政策，才積極鼓勵台灣人改姓名。
郭正亮提到，1943年底有大約2%的人改了姓名，那是依據1944年1月24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這2%，大概也就是從1939到1943年的成果，這則報導的背景，是日本要在台灣實施徵兵制度，因此之後將再放寬改姓名的規定，而如此放寬之後，到日本統治結束的一年多裡，有多少人再改了姓名，就不大可考了，而在1939年之前，特別是早於這十年之前的1929年，基本上總督府的政策，根本是不鼓勵台灣人改姓名的。
而出生於1900年的李金龍，也是「生為日本人」，沒見過清朝統治下的台灣，他在1929年（或更早？）就改了姓名，這個經驗，也許可以類比的是在「賽德克巴萊」電影中的「花崗倆（一郎、二郎）」，在霧社事件（1930）發生時，就改了姓名，與李金龍一樣，花崗倆也是擔任日本警察，對日本當局來說，是某種「同化」的樣板的，如此，恐怕不能僅以郭正亮說的「2%」來理解李登輝成長背景，李金龍「站在統治者這邊」的描述固然是不錯，不過，我們也看到了，花崗倆在衝突中認同的矛盾，這些對他的下一代造成的影響又是什麼？或應有更細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