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國道收費員抗爭經年，繼3月16日堵毛宅（相關報導）行動後，明天（3/22）再度從交通部六步一跪到行政院，最近半年來，自救會的訴求，逐漸從社會大眾較熟悉的要求遠通轉置，回到在收費員工作的「舊年資」問題，訴求對象為過去的雇主交通部高公局。
過去，收費員以「約聘僱」或「臨時人員」的方式任用，這種方式，是在公部門樽節支出、抑制公務人員人數的政策下產生的結果，沒有公務員的身份、升遷與工作保障，也沒有公保，以及讓勞工稱羨的退休、撫卹制度，約聘僱與臨時人員可以說是從公務員身份被拋棄出來，卻沒有被勞動法體系抓住的一群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16日交通部所強調的，收費員訴求「逾越」《勞基法》，其實只反映了他們受未受到兩個系統保障的現象，而交通部訴諸「全民」，指出若因此引致全體約聘僱、臨時人員要求比照，國庫將損失超過千億（不知道怎麼算的？），也正清楚地表述公部門大量以非典型勞動者取代公務員的根本原因。
非典僱用本是政府樽節的產物，當政府錙銖計算收費員比照《勞基法》條件，將增加多少支出時，沒有說出的，是非典的存在，已經為政府（若以公務員任用）節省了多少經費。收費員的訴求，其實不過是提出了，在公部門拋出來的這些受雇者勞動條件保障的底限，而這個底限，當然也就是回歸到勞工的基本法定保障。
如果只是公部門僱用的「勞工化」，本身並不是太大的問題。素有「鐵飯碗」之稱的公務員，固然有讓勞工羨慕的條件，但也有許多保障，是不及勞工的，好比說，組織工會的權利、對於工時、休假、加班…等基本勞動條件的保障，以及中央及地方的勞政單位，這些制度上的監察機構。
問題在這個「勞工化」的過程，恐怕得放置在整個政府私有化的過程來被看待。
政府以公部門資源為由，管控公務員的員額，造成需要用人的單位開始以非典型的方式僱用人力，除了樽節的這個理由之外，以一年一聘等方式僱用的彈性，也是任務不斷變動中政府機關所需要的，如果從「約聘僱」與「臨時人員」中再做比較，約聘僱仍屬於公部門的「人事費」，而臨時人員的薪水，則是以「業務費」支出，在人事體系裡，已經沒有固定的位置。
之後的發展是，政府再以樽節與彈性的理由，進一步管控約聘僱與臨時人員員額，使得用人單位開始以更加彈性的方式，用「勞務採購」契約，向派遣公司購買勞動力，派遣工連「受雇」的身份也成問題了。而更進一步的發展是，政府再對派遣員額也進行控管，如此就拉出了公部門再進一步用「外包」，乃至「去任務化」，乾脆將公家的任務交給市場，或者把公共建設交給財團經營。
政府樽節、員額管制、外包與去任務化，是政府私有化的三部曲，這具體體現在國道ETC、收費員失業的過程中。被公務員體系拋出來，卻沒有被勞動保障體系捕獲，造成年資的消失，收費員的抗爭是對私有化過程中衍生的現象的抗議，要求政府負起雇主的基本責任，本是當然之理，不過，順著收費員的抗爭，更讓我們看到公部門僱用體系的變遷與私有化的牽連。
公務員、約聘僱人員、臨時人員及一般勞工在勞動條件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