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處理群眾運動時使用束帶的問題

2014年，方仰寧擔任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任內，處理多起群眾運動事件時，大量使用束帶，作為逮捕抗爭者的工具，由於法律並無明文規定束帶屬於「警械」或「戒具」的一種，開始，引起爭議，2016年政黨輪替後，在「反年改」與「反同婚」等抗爭場合，束帶仍被大量使用，幾乎成為警方值勤的標配。

警察可以用束帶抓人嗎？

《警械使用條例》，第1條第1項，明定「警械」為「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所用警械為棍、刀、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而該法第14條第1項 「警械非內政部或其授權之機關許可，不得定製、售賣或持有」，而由於束帶為一般市面上容易取得的生活用品，因此，有人據以主張，束帶並非「警械」，不得警察值勤時使用^參考。

2014年4月25號，內政部解釋，行政院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1條第3項授權，定有「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其中有「警繩」一項，「具有繩帶性質之束帶『為警察所用』，即為警繩^說明」，若依此解釋，只要是與「規格表」中用途類似的器材，「為警察所用」就都可以視為「警械」，如此解釋將使「警械」定義無限擴張^說明。

到了不久之後的2014年5月19號，行政院再做出解釋，認為「具有繩帶性質之束帶由警察機關統一採購，並配發員警執行職務時使用，始屬『警繩』範疇，為警察人員依法使用之警械」。

這個解釋，明顯是為了要解決《警械使用條例》第14條第1項，非經授權，一般人「不得定製、售賣或持有」的問題。既然到處都有，就訂製一批警察專屬，別人不能「不得定製、售賣或持有」的束帶，但是仍沒有解決將「束帶」視為「警繩」，這種擴張解釋的問題。

束帶的合法性沒有解決，2016年政黨輪替之後，使用和抗議的人換了邊，在「反年金改革」、「反同性婚姻」的抗爭場合，警方依舊大量使用束帶，作為逮捕、禁制群眾的工具，自此束帶漸漸成為警察的標配；並且在非群眾抗爭的場合，也被大量使用^參考。

這個情況一直持續到2019年12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第89條之1，加入了在已經進入刑事訴訟階段，對被告的「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時，使用「戒具」的比例原則規範，並在該條第3項，授權行政院訂立「戒具之範圍、方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實施辦法」。

後續修法的動作

之後，法務部在2020年10月13號，預告〈執行拘提逮捕解送使用戒具實施辦法〉^草案，並於2020年11月3號，完成預告，但在一年之後的2021/12/30才正式公告。在該「實施辦法」的附表中，將「束繩」列為法定警械。法務部並表示，「這是首部針對戒具使用的實施辦法，以往戒具的使用規定，散見在各種行政命令中…」，而「這是首部針對戒具使用的實施辦法」^參考。

此外，內政部也在2020年開始《警械使用條例》的修法動作^參考，5月7號，行政院通過修法草案，新增第1條第3項，明文「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因未攜帶警械、未能有效使用警械或認以不使用警械為適當時，得使用其他足以達成目的之物品，該物品於使用時視為警械」，大幅放寬「警械」定義，在這個定義下，所有警察隨手取得的物品，都可以視為警械。

抗爭場合的「戒具」的使用與時機

在群眾抗爭場合，警察多是主張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0條，於「管束」時，使用「戒具（好吧，例如束帶）」，在概念上，「戒具」應屬於《警械使用條例》中「警械」的一種^說明。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警職法》第20條，「管束」的時機是定在該法第19條，也就是該條第1項前三款所列舉的「瘋狂或酒醉」、「意圖自殺」、「暴行或鬥毆」，以及第4款「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危害」的情形，群眾的行為，是不是已經到了「必須救護」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到了非管束不可的程度，這涉及到警方使用「戒具（好吧，例如束帶）」，是否合法的問題。

此外，〈執行拘提逮捕解送使用戒具實施辦法〉公告後，是否能如法務部所說，是「首部針對戒具使用的實施辦法」，處理「束帶」的合法性問題，恐怕也還有很大爭議，因為該〈實施辦法〉是《刑事訴訟法》第89條之1的子法，規範在已進入刑事訴訟階段被告的拘提逮捕解送，與《警職法》第19、20條的時機明顯不同，能否適用，也還有很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