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滿時期的久保田豐。
日本工營的 LOGO。
日本工營 （Nippon Koei Co. Ltd） 的創辦人久保田豐，1890年出生，1924年進入日本窒素肥料株式會社，主導朝鮮水電開發，一躍而成日本國內水電開發的重量級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利用滿州國，推動滿州與朝鮮兩個殖民地一體化的「鮮滿一如」發展。久保田帶領的日窒團隊的技術主導下，滿、朝總督府與日窒在1937年起，在鴨綠江建設水豐大壩。
1938年，日總理近衛文麿的「東亞新秩序」構想，與1940年，更具體化為「大東亞共榮圈」的政策。水豐大壩已不僅是為了帶動朝、滿的工業發展、支持戰爭所需，更被視為大東亞共榮圈下，「東亞建設」的典範。此時，久保田豐頻繁往來海南島、爪哇、蘇門答臘、馬來亞等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新佔的殖民地，與帝國共同開展在各地的基礎建設、自然資源開發與工業化事業。
水豐大壩淹沒面積198平方公里、1萬5千戶，影響達7萬人。殖民政府以頒布禁耕令政策與強制手段，強制驅離貧困的農民；而興建大壩的勞動力，則從朝、滿各地徵調，在朝鮮實施「道外斡旋」，將勞工調派到北朝鮮、並招募中國苦力；最後則是從「集團部落」，將滿州許多地區的農村焚毀，強迫農民移居，並由警察日夜監視，強迫到水壩做工。
1944年，水豐大壩完工，僅僅一年後，日本戰敗，1945年8月，蘇聯沒收日窒在朝鮮的八成資產，隨後，日窒集團遭「財閥解體令」瓦解。1947年，久保田成立「日本工營」，以電力資源的開發、調查計畫為主，展開「工程顧問」的事業，成為戰後日本工程顧問領域的開創者，他將目標放在積極說服開發中國家的領導人，他們「需要什麼基礎建設」，以更快速的獲得經濟發展成果。
戰後的久保田，以戰爭中日本帝國「東亞建設」計畫調查為基礎，提出基礎建設與週邊開發的「總合開發」計畫，延續戰前日本帝國擴張計畫的概念、涵蓋了戰後日本國家與資本的整體利益。
1950年代，日本工營成功取得緬甸巴魯江大壩的計畫，而日本則將他們戰後的賠償，用來支付興建水壩所需的資金；剩餘的賠償金，則用來訂購日本的商品與服務，以及日緬聯合投資事業的資金，戰爭的「賠償」繞了一圈，卻僅是從日本國家的手中，流入日本資本的手裡，同時也打開了日本國家與私人資本進入東南亞市場的道路。
戰後賠償告一段落後，日本仍持續以「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的方式，延續對東南亞國家基礎建設與國內產業的投資；從東南亞出發，日本工營等大型的工程顧問公司，與日本主要的綜合建設公司，更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和實績，得以走向更大的全球市場。
1950年代，亞洲進入冷戰體系，吸引大量資金，投入基礎建設的「國際援助」，成為美國扶持新興獨立國家，部署圍堵共產勢力的手段，而日本的基礎建設資本，也成為最大獲利者，1957年，越、泰、寮、柬成立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Committee）；憑著從戰前到戰後在東南亞開發水電的經驗，久保田豐受到延攬成為這個計畫的核心人物，甚至在國際間得到「湄公河元帥」的稱號。
日本在1966年主導成立的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也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區域跨國投資機構，1974年，日本政府成立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負責統合政府與民間對外發展援助的工作，為日本資本進入亞洲國家，提供金融與整體計畫的資源。
戰敗日本以經濟重建和經濟成長為首要目標，這些對外援助計畫同時具有國際政治，與經濟上替日本的跨國資本創造合乎其最大利益的投資機會，並且藉此讓跨國投資帶動國內產業的產業成長與升級的目的。
在這些背景下，1965年，受到美國扶持的印尼獨裁者蘇哈托上台之後，由日本工營主導的亞沙漢河（Asahan River）水電開發計畫，於是建立了一套由日本跨國企業與政府的金融與對外援助機構共組「國家隊」向外投資，以達到經濟與政治雙重目標的「資源外交」模式；這個模式，後來也擴展到亞馬遜、中東與印度等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