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聯制資訊不挪它用　一個輕率而自始無效的承諾

文：孫窮理、王子豪；圖：王子豪

19號，台中地院法官張淵森的一篇投書，指出警方以實聯制資料聲請搜索票，質疑資料「僅作為疫調使用」淪為口號。之後，警政署、中央疫情指揮中心、NCC 都出面「澄清」，強調一切「合法」，警方不是從指揮中心處取得資料，所以沒有違背承諾，不過，這樣的澄清，恐怕只是落實了「資料會挪做它用」的指控。

檢警監察、調取犯罪嫌疑人的手機通聯記錄，是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向電信公司取得通聯紀錄，其中當然包括實聯制發給傳染病諮詢專線（1922）的簡訊；沒有從指揮中心那裡調資料是事實，檢警「合法」從電信公司處取得資料也是事實，實聯制資料可以合法地挪做它用，也是一個事實。

而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在記者會中的「未來警方會主動排除、不使用實聯制內容」口諭，反而帶來更多的問題。

首先是，實聯制的法律依據，至今仍不清楚，而指揮中心的口頭指示，能夠超越《通保法》的法律規定，要求電信公司在提交通聯紀錄的時候，過濾掉實聯制的資訊嗎？再來，監察、調取通聯記錄是《通保法》授予檢警的職權，沒有明確的法律規範，為什麼可以限制？而嫌疑人在遇到這種情形時，又可以做什麼主張？

而張淵森是在審核搜索票聲請時，發現實聯制資料被檢警利用這件事，那是因為檢警沒有意識到這麼做的爭議，在聲請搜索票的時候，據實上報，現在既然有陳宗彥這句話，以後不要把這件事情報上去，就沒有人知道了；如此一來，檢警利用實聯制資料，仍然完全合法，只是意思意思，跑到檯面下，再也不會被發現了。

「實聯制資料不會挪做它用」是一個自始跳票的輕率承諾、而指揮中心不從法規的完備上，去補足這個空頭承諾的不足，只是用一句口諭，再輕率回應，含混帶過，只是再一次凸顯出防疫體制在「法治」與「人權保障」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