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報導、攝影
- 史慶生，48歲，機師年資23年
機師史慶生在華航任職超過20年了，他說今年（2020）一開始時，國內沒特別管制，直到指揮中心宣布歐洲回來檢疫十四天，讓許多機師措手不及。那時去上班，回來就禁足十四天，有些機師就干脆直接請假不要飛，本來華航規定請一天假不用醫師證明，但那段時間抓的很嚴，一天也要醫師證明。後來又經航空公司爭取，民航局跟指揮中心協調後，變成沒過夜班不用檢疫，就自主健康管理；有過夜的要檢疫，貨機三天、客機五天。
編按：2020/3/19~12/31，空勤組員受到的是一套特殊的「防疫健康管控措施」。雖然規範與一般民眾的「居家檢疫」雷同，但非由政府、而是由航空公司來執行、管理。這套措施對組員14天內仍要求行動規範；但讓航空公司可以在14天內再派遣組員航班。
史慶生說，因為要豁免十四天檢疫，在外站時，機組員生活也必須處於隔離狀態，一進房間就不能出來，三餐要叫外賣，或自己帶符合檢疫的食物，如沒有肉類，素的或乾的，只能吃這些東西 ，生活比以前艱苦。就算公司有提供補助，但幫助有限，不會改變他們失去自由的現實。
那這段關在外站的時間多長呢？史慶生說，要看航班的班次，長程的會到24小時，要兩到三餐，也有到48小時、72小時的例子。如去紐西蘭，可能就要待三天，且紐西蘭規定，所有入境組員都要進駐政府指定防疫旅館，還有專人看守，就跟進監獄沒兩樣。他指出，還沒疫情時，飛機不會直飛紐西蘭，都是先飛澳洲，過夜後隔天非紐西蘭來回，但現在澳洲機場減少，變成台灣直飛紐西蘭，光單趟就要十個半小時，如果又碰到沒有連續排班，可能多隔個兩天，就要在那住上72小時。
除了在外站須徹底隔離外，機組員自國外返台又後，仍有三天或五天的禁足期。史慶生說，回台後組員不能出家門，連倒垃圾也沒辦法，他個人這段時間以來是蠻習慣了，而且他家裡只有兩個人，小孩都長大住外面，生活單純可以預先安排，但有人家裡有小朋友長輩，就要視情況住防疫旅館，變成在外站旅館關一兩天，回來又三天，而為排班需求，可能三天住滿，可以派遣又馬上派飛。
就算檢疫期滿，至回台十四天為止，都是自主健康管理期。史慶生說，如他載貨回台檢疫三天後，從第四到十四天是自主健康管理期，在這段期間，出外都戴口罩，不能出入大型集會場所，如音樂會不能去等，若有症狀都要通報。所以在這段時間，他也只能做生活上必要的採買，如大眾交通工具也是避免搭乘，也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樣，是有受到限制的。
問題是，對機師而言，這「自主健康」管理期似乎是無休止的，多半在自主健康尚未期滿，他就又要再派飛，回來又是檢疫、自主健康管理這一套流程的輪迴。史慶生說，他們有App會顯示，哪一天自主健康管理可解除，但他們永遠沒有解除的一天，因為在這十四天中，公司仍然可以排班，等於是無止盡的自主健康管理，這段期間，大型集會、交通工具都不能搭乘，理論上連小朋友畢典也無法參加。
「每個人有自己生活步調、方式．不是只有上班，下班才是真正的生活，而被剝奪自由的人，就是個上班工具。我們的付出，讓航空公司可以繼續營運，讓台灣空運不要中斷」，史慶生認為，這段時間下來已逐漸習慣這種生活，但這終究不是常態，組員一直上班要承擔的染疫的風險，又是處於半失去自由的狀態，組員要學會自我調適、身心保持平衡，不然真的會瘋掉。
史慶生表示，這半年多來，因貨運非常旺盛，航空公司雖然沒到大賺，但至少已沒虧損，這是建立在相關環節工作人員，如航務、運務、機務的高強度工作負荷，尤其是他們這種要出差外面的，到外站被關，回來又被關，就算不是檢疫期，也不能去密閉場所，幾乎沒有放鬆的時間，這對身心都不是很正面。而為了維持營運、公司榮景，他們第一線，雖然很無奈，但也不會去怨誰，只能忍受。
到了年底時，因一位紐西蘭機師造成本土零確診天數中斷，指揮中心宣布，明年（2021）1月起，機組員需居家檢疫七天，但檢疫期間仍然能派飛，只要不進入社區即可。史慶生說，他個人很反對調整為七天，因這意義不大，如他在德國感染，大概三到五天潛伏期，就算檢疫七天，他還是有機會感染別人，且准許他在檢疫期屆滿前繼續工作，與他共事的其他同事就沒風險嗎？ 他認為，如認為機組員有風險，應定期採檢，不要污名化機組員，回到實際面，若要航空公司營運，也應有更好的整體配套，可以多參考國外個案。
「我認為我們因防疫而被犧牲的 」；史慶生說，可以預期，機組員將下來將更失去自由，一個月可能只剩下一、兩天可外出做事，想到這件事就高興不起來，因為一起案例，許多人將矛頭指向他們，大部分守規矩、也很健康的他們。在這一年來，他們在外站受隔離，回來同樣隔離，生活壓力很大，回到社區，一般人也很怕，不知道他們在幹嘛，就這樣過了一年，現在出事，又將矛頭指向他們這些遵守規定的人，許多人心裡很不是滋味，心情非常低落。
史慶生說，大部分機師都是非常遵守規矩的，這段時間來每天航班這麼多，這麼高風險的情況下，到年底才出現一個案例，但他們還被質疑有特權，這對他們來說非常不公平。他們是被派到前線執勤的人，暴露在風險裡面，在疫情下，大家都是受害者，他們只是在崗位上，做他們該做的事，政府的政策不能說錯，但就是要滿足社會期望與輿論，而犧牲的，就是他們這些無法對外發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