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路博奕》巴丹托魯　霸權競逐的豐饒之地

焦點事件記者林靖豪報導

「歡迎來到多巴湖（Danau Toba）！」

從蘇門答臘最大的城市棉蘭（Medan）出發，沿著中央橫斷公路駕車約四小時，經過一連串的棕梠和橡膠種植園後，我們終於抵達這個世界最大的火山湖與蘇門答臘（Sumatera）的地標，一望無際的水平面猶如在內陸遇到一片海洋。

稍事休息後，繼續沿著多巴湖週邊行駛，經過一小段路後，公路轉往南邊，進入打巴奴里（Tapanuli）地區，沿路的地景不再是種植園，而是沿著山坡開墾的梯田，以及夾雜在農田間的原始森林。在這裡開車得要時時提高警覺，不僅是因為不時會有小孩在路上玩耍，更要小心在馬路中間悠閒晃盪的雞群。

自二十世紀以來，蘇門答臘的原始雨林隨著種植園、礦場與都市的開發不斷消失，而打巴奴里地區是蘇門答臘僅存的幾個熱帶雨林保留區之一，但隨著新一輪的開發，打巴奴里的雨林如今也面對巨大的危機。

發展中的蘇門答臘

蘇門答臘是全球第六大島嶼，面積比日本本州島和英國大不列顛島加起來還大，若以人口數而言，蘇門答臘約有五千八百萬的居民，是全球人口第五多的島嶼，僅次爪哇、本州、大不列顛與呂宋。除了廣大的面積和龐大的人口，這裡也有豐富的礦產，以及適合熱帶商業作物的氣候，島上的廖內（Riau）地區與周圍的廖內群島緊鄰新加坡，位處麻六甲海峽要道，坐擁絕佳的地理位置。

這些條件吸引歐洲殖民者在地理大發現後，爭相在此建立殖民地，1824年，英國與荷蘭簽訂條約瓜分此地的馬來蘇丹國，劃定雙方勢力範圍，新加坡與馬來半島歸屬英國，廖內群島與蘇門答臘歸屬荷蘭，此後，緊鄰的兩地有了大不相同的未來。

荷蘭人在蘇門答臘大量開闢種植園，種植咖啡、菸草、橡膠等商業作物，當地的勞動力無法滿足種植園的龐大需求，便從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大量招募「契約勞工」，然而在契約勞工的名義下，這些移工實質的處境如同奴隸，不但被迫以極低的工資長時間勞動、居住在極差的環境裡，不少人更是被綁架過去強迫勞動，使蘇門答臘成為惡名昭彰的奴隸島。當新加坡受惠於大英帝國的貿易網絡逐漸發展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港口時，蘇門答臘的經濟則繼續著重在剝削奴工的初級產業。

印尼獨立後至今，儘管蘇門答臘人民的基本生活條件有所提升，但與已開發國家之間仍有很大差距。根據印尼統計局的資料，2018年蘇門答臘各地區的人均名目 GDP 約在兩千到八千美元之間，人口最多的北蘇門答臘省人均 GDP 約三千六百美元（台灣約兩萬五千美元），島上各地區的平均薪資約在兩百五十萬印尼盾（約台幣五千五百元）上下，另一方面，工作機會的缺乏也是一大問題，當地青年告訴我，即使是大學畢業生，在城市想要求得一份穩定工作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而居住在農村的年輕人就更難找到好的出路了。

印尼政府促進蘇門答臘經濟發展的解方，是讓蘇門答臘更加鑲嵌進現在的全球貿易體系當中。前總統蘇西洛（Susilo）提出「蘇門答臘經濟走廊」的規劃，要將蘇門答臘打造成印尼的農業、礦業、食品加工出口基地；去年（2019）剛贏得連任的佐科威（Joko Widodo/Jokowi）在2015年上任後，開始落實這個規劃。

佐科威首先啟用位在北蘇門答臘省的塞芒吉經濟特區（Sei Mangkei Special Economic Zone），以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的資本投資，在經濟特區附近，更展開龐大的瓜拉丹絨港（Port of Kuala Tanjung）計畫，要將北蘇門答臘打造成麻六甲海峽另一個重要的國際轉運據點，而荷蘭與中國是這個項目的主要開發者。

當雨林遇上水電

像蘇門答臘島這樣的發展與投資政策，是佐科威政府執政的主軸，但要吸引投資，提供穩定的能源供給便是無可或缺的條件，也使能源開發成為當前印尼最重要的基礎建設計畫之一。佐科威一上台，就宣布將在全國各地新增35,000MW 的發電裝置容量，為了回應全球暖化的國際壓力，印尼政府也承諾會大力發展「再生能源」，其中水力發電是最主要的項目，根據印尼國家電力公司（PT. PLN）的計畫，至2028年印尼將再增加8,009MW的水電容量。

在印尼群島中，北蘇門答臘地區是水電發展的重鎮，早在荷蘭殖民時代，殖民政府就有計畫開發多巴湖流域豐沛的水電資源，以開採這個區域豐富的礦產。太平洋戰爭日本佔領期間，日本陸軍與日本窒素公司也對此處的水文和資源進行過詳細的調查，到了1970年代，通過政變上台不久的總統蘇哈托（Suharto）將富產鋁礦的亞沙漢河（Asahan River）流域交給由日本政府與國內主要財團聯合設立的日本亞沙漢製鋁公司（Nippon Asahan Alumnium）開發。

日本人在此興建水壩與水電廠，以廉價的水電對鋁礦進行初步加工，再出口至日本與世界其他地區，直到2013年才將亞沙漢河製鋁事業交還給印尼。而負責亞沙漢河資源調查與擬定開發計畫的工程顧問公司日本工營（Nippon Koei Co. Ltd），此後繼續接受印尼政府與世界銀行的委託，在印尼各群島進行水電資源調查，擬定了印尼水電的開發潛力點，也成為印尼政府能源規劃中水電部分的基礎。

如今，隨著水電市場的擴大，除了日本之外，中國與南韓也成為北蘇門答臘水電開發的主要投資與建設國。北蘇門答臘省目前總發電裝置容量為3,400MW，其中水電占了447MW，此外，亞沙漢製鋁公司在這個地區有603MW的自用水力發電容量；根據印尼國家電力公司的計劃，北蘇門答臘省預計要在十年內再增加6,182MW的發電裝置容量，其中水電的新增數量最多，共1,734MW，也就是要再增加四倍左右的水電規模。

儘管佐科威的35,000MW 方案在實際執行上不如預期，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僅完成10%左右，但目前的水電開發已經對北蘇門答臘的雨林生態已經帶來很大的衝擊。日本投資建設的亞沙漢三號水力發電廠由於環評問題延宕多年，但在佐科威任內闖過環評開始施工；由南韓 LG 集團主導開發的哈桑（Hasang）水力發電廠在佐科威就任不久後迅速開工，預計於今年完工，而南韓中部電力公司（Korea Midland Power）也在2017年宣布將於北蘇門答臘西伯帕（Siborpa）地區興建大型水力發電廠，對該地區的雨林與蘇門答臘虎棲地的威脅已經引發關注。

不過，目前在所有案例中最具爭議性的，是由中國電建集團（Power China，前身為中國水電）承建的巴丹托魯水電廠（Batang Toru hydropower project），該項目的裝置容量達510MW，預計耗資16億美元，將成為這個地區最大的水力發電廠。巴丹托魯河是一條位在多巴湖以南，貫穿打巴奴里地區的河流，2017年，科學家確認居住在巴丹托魯河流域的打巴奴里紅毛猩猩（Tapanuli orangutan）屬於該地區的特有種，且族群僅剩不到800隻，而水電工程將對牠們的生存帶來威脅。

來自印尼、澳洲和全球各地的科學家曾聯合發表一封公開信給佐科威政府，指出水電工程將貫穿打巴奴里紅毛猩猩的棲息地，不但將縮小其原有的棲地範圍，道路的開發更可能導致後續的盜獵、盜伐，嚴重威脅這個瀕危的物種；另一方面，該公開信也指出水壩的興建廠址鄰近斷層帶，若遇到大規模的地震將對周邊區域帶來龐大的損害。因此，科學家要求印尼政府停止該項目的建設，並應採取行動保育紅毛猩猩族群，許多國際 NGO 也都聯名參與了這項倡議。

反水電運動

在蘇門答臘本地，最積極組織反對水電廠運動的是印尼環境論壇（Walhi）的北蘇門答臘分部，負責這個項目的羅伊說，他從2017年就開始到巴丹托魯河流域做田野調查，同時也協助在地居民組織反對運動。羅伊表示，巴丹托魯水電廠不但會破壞紅毛猩猩的棲地，也會對附近村落居民的生計帶來影響，該地區的居民多從事農漁業，水電工程不但會徵收農民的土地，水壩的建設也會影響下游漁民的生計。

當地的學生也投入反水庫的運動中，來自南打巴奴里穆罕瑪迪雅大學（Muhammadiyah University of South Tapanuli）的羅尼說，當地的學生自發組織議題關注組，每週前往巴丹托魯河下游的五個村莊與居民開會討論行動策略，羅尼表示，目前村民最在意的是水壩建設影響了他們的生計，卻未能提供替代的工作機會給他們，但羅尼也提到，由於村莊的頭人很多都已被公司收買，使許多村民不敢站出來發聲。

運營巴丹托魯水力發電廠的公司名為北蘇門答臘水力能源（PT. NSHE），屬於印尼財團達馬旺薩集團（Dharmawangsa Group）旗下，2016年，中國水電設備製造龍頭之一的浙富控股收購該公司51%的股權，成為最大股東。

水力發電廠的環境爭議在國際與印尼本地爆發後，北蘇門答臘水力能源投入相當多資源在建立這個項目的「綠色形象」 ，該公司提出減緩對環境與生物多樣性影響的方案，表示會保留生態廊道、最小化對雨林的砍伐並且投資設立保育中心，也在印尼本地參與各種再生能源會議及舉辦多場說明會，宣傳水電對全球減碳的貢獻，以及這個項目工程在減緩環境衝擊上的措施。

此外，該公司更積極尋求國際上的盟友，長期在蘇門答臘投入紅毛猩猩的保育工作、總部位於瑞士的國際環保團體 PanEco，原本是這個項目的主要反對者，但在去年8月，PanEco 宣布與北蘇門答臘水力能源公司合作，其創辦人雷吉娜．弗雷（Regina Frey）表示這是在「最壞情況下的最佳選擇」；另一方面，北蘇門答臘水力公司的環境顧問也出席了去年在西班牙舉辦的COP25會議，爭取國際支持。

但各界仍有許多對北蘇門答臘公司提出方案的質疑。澳洲的著名熱帶雨林生態學者威廉．勞倫斯（Willam F. Laurance）認為即便該企業聲稱其開發面積減到最小，但該項目的施工範圍貫穿巴丹托魯河的生態敏感區，勢必仍有很大影響，且道路與河道周圍的開發將使盜獵、盜伐更為猖獗，這在全球的熱帶雨林都是屢見不鮮的狀況；跨國環境媒體獨立環境報導（Mongabay）的報導也指出，最新的研究顯示，熱帶水力發電廠的建設往往因砍伐森林，以及淹沒植物及富含碳化物的土壤造成的甲烷排放，而未能達到其所聲稱的減碳效果，甚至加劇碳排。

那麼，為甚麼印尼政府要在打巴奴里這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蓋一座這麼大的水電廠呢？Walhi 北蘇門答臘分部的菲莉雅認為，水力發電廠可能是要替阿金考特資源公司（Agincourt Resource）在周邊區域開採金礦的計畫提供廉價的能源。阿金考特資源公司是印尼主要的金礦、銀礦開採商之一，隸屬於阿斯特拉國際集團（PT Astra International Tbk group），該集團是東南亞最大的汽車製造商，為豐田、本田、BMW 等國際大廠生產汽車，同時也享有日系汽機車的獨佔販售權，而日系品牌的汽機車佔據了印尼絕大部分的市場。

不過，目前巴丹托魯水力發電廠的工程正在暫停當中，據Walhi的了解，資金中斷是主要的原因。Walhi在去年（2019）3月曾經發布一封公開信給這個項目的主要資金提供者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要求其停止貸款給該項目，並曾到棉蘭的中銀總部前抗議，中銀表示會嚴正審視這個問題，並曾與 Walhi 私下會面，了解情況；10月，中銀找來羅伊與其他 Walhi 的代表在雅加達會面，中銀代表在該次會面時表示他們已經中止對巴丹托魯水力發電廠項目的貸款，但並未對外公開宣布此事。

那麼中銀是因為此項目的環境問題而中止貸款的嗎？羅伊表示，雖然 Walhi 認為環境運動的壓力是中銀中斷資金的原因，但中銀並未正面對水力發電廠的環境爭議表態，他們雖曾向 Walhi 提及有派調查隊前往調查，但並未公開調查結果。

緊張氛圍

雖然水力發電廠因為資金問題而暫停施工，但北蘇門答臘水電公司並未放棄這個項目，仍在尋找新的資金來源，而中國電建也尚未停止承建這個項目。羅伊表示，隨著爭議的升溫，巴丹托魯區域的村落內的氛圍也越來越緊張，「先前我帶另外一個國際媒體的記者到村落採訪，結果我們兩個人一起被趕出來。」羅伊苦笑著說道，「村子裡現在到處都是公司的眼線，Walhi 的成員現在已經很難進入了。」

一場悲劇讓情勢變得更加緊張。2019年10月，年僅34歲的律師戈爾弗里德．西雷加（Golfrid Siregar）被人發現全身重傷倒在棉蘭的路邊，雖被送醫急救，但仍在三天後宣告不治。戈爾弗里德生前是 Walhi 的法律專員，也是 Walhi 控告巴丹托魯水力發電廠環評不合法案的律師團成員，當地警方聲稱他的死因是自撞的車禍，但 Walhi 與綠色和平、國際特赦組織等國際環保、人權團體發表公開信指出這起案件有諸多疑點，包括戈爾弗里德頭部受到疑似毆打的創傷，以及他的筆電、手機等財物遺失等，要求印尼警方就此案展開獨立調查，但印尼警方並未同意此項訴求。「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很好的工作夥伴。」羅伊與其他 Walhi 的同事談起他時，語氣中流露著哀傷與無奈。

在距離水壩建設地車程約30分鐘的小鎮希畢洛（Sipirok），我們遇到曾在南美洲多國有10年海外工作經驗的劉姓工程師。劉工程師表示，巴丹托魯水力發電廠的工程因為「不只一個理由」而正在暫停當中，雖然不能透漏細節，但他表示，這個案子是他遇過最難做的一個，原因並不在工程技術問題，而是中國電建與本地企業，也就是北蘇門答臘水電公司的合作問題。「他們並不尊重我們」，劉工程師說，他的理解是因為印尼有排華的歷史，造成他們對華人的歧視心理。

或許是因為已經有相當海外工作經驗的關係，談到在這裡的日常生活，劉工程師說一切都還好，沒有甚麼特別不適應之處，日常遇到的在地人也不會特別排擠華人。「地方政府與我們之間也沒有甚麼大問題，只有一些小問題」，他所謂的小問題，指的是工作機會的供應，劉工程師表示，除了管理和少數技術門檻高的工作外，這個工程絕大多數都是採用本地人，但水壩的建設過程中不是隨時都需要大量人力，有時候並不能滿足本地村落的期待。不過他認為，這個問題只需要跟地方政府稍微溝通一下就好，並未使雙方產生很大摩擦。

為了瞭解更多細節，我們前往水壩的施工預定地，也是中國電建的項目辦公室所在地，雖然目前工程暫停中，工地的入口外仍然聚集著七八個保全，都是本地的青壯年人。一個保全向上級請示並得到同意後，騎著機車為我們引路，工地裡原先的森林已不復存在，山坡被開挖後留下黃土的峭壁，又再經過了兩個檢查站，我們才到達辦公區，中國電建的辦公區設在一個小山頭上，雖然只是臨時建築，周圍卻建起了比人高的水泥圍牆。

一名中國籍的職員在詢問過中國電建的主任後，說必須要得到業主，也就是北蘇門答臘水電的同意才能受訪，我們請這位職員協助聯絡業主，他雖嘴上稱是，但同行的翻譯告訴我，他實際上是以印尼語聯絡本地的保全負責人，要求他們將我們趕出工地。

土地爭議

我們在南打巴奴里的城市巴東石林潘（Padang Sidempuan）與一個本地人費迪南見面，費迪南說他的家族在巴丹托魯水力發電廠的引水隧道施工處有一塊約10公畝左右的地，在未經協商和補償的情況下，直接被北蘇門答臘水電公司「強佔」，他指控北蘇門答臘水電偽造土地所有權文件，以假的土地所有人簽名完成土地取得程序。

費迪南拿出厚厚一疊文件，裡面有土地所有權證明、工程計畫的檔案，也有他們到現場留下的照片，照片裡一群本地保全戴著頭盔在土地四週拉起封鎖線，還有其中一張是費迪南的母親手舉抗議布條站在封鎖線旁。問費迪南是否有採取法律行動，他說他已經向警方報案，卻還未向法院提起返還土地的訴訟。

為甚麼遲遲不採司法救濟程序？費迪南的理由很簡單，他不相信印尼的司法系統，他認為整個官僚體系存在系統性的貪腐，而法院對此毫無辦法。菲莉亞告訴我，在印尼的基礎建設或大型發展項目中常有所謂的「土地黑幫」，即以非法手段強佔土地，並透過賄賂地方政府與軍警來取得土地所有權與開發權的集團，這樣的問題在印尼早已不是秘密，佐科威政府也曾宣示要打擊土地黑幫。

而大企業賄賂地方當局以取得土地使用許可的情況在印尼也時有所聞，近期引發最大關注的是印尼第二大財團力寶集團（Lippo Group）在雅加達周邊的勿加泗（Bekasi）地區建造的綜合發展項目，力寶集團內數名管理層因涉嫌賄賂勿加泗地方官員以取得土地許可而遭到印尼政府反貪委員會逮捕起訴。該項目為配合中國建造的雅加達－萬隆高鐵的交通導向型發展項目（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這個包含住宅、商場與產業園區的綜合項目是目前印尼最大的城市開發項目，目標是讓勿加泗成為「印尼的深圳」。

另一方面，北蘇門答臘水電本身也的確擁有雄厚的背景，其總裁安頓．蘇吉歐諾（Anton Sugiono）是漢卓普利優諾策略諮詢公司（Hendropriyono Strategic Consulting）的董事，這個公司的創辦人漢卓普利優諾（AM. Hendropriyono）是前印尼國家情報局局長，其他董事會成員還包括多名警界退休高層。安頓．蘇吉歐諾的達瑪旺薩集團在印尼許多島嶼都有不動產、礦業與其他基建的投資。

費迪南告訴我們，巴丹托魯水力發電廠建設工程所徵收的土地大部分都有類似的爭議，而坊間盛傳土地問題已經造成北蘇門答臘水電與中國電建之間的矛盾，原因是雖然北蘇門答臘水電向中方承諾他們已經完成土徵程序，但中方在施工過程中仍然常常會遇到居民的抱怨甚至阻擋，而當中方要求北蘇門答臘水電出面解決時，他們卻只會逼迫中方不要理會抗議強行施工，這讓中國電建頗為不滿，也使施工進度受到拖延。

像這樣的土地問題是目前印尼推動基礎建設與發展項目時遇到的最大問題，許多重大項目都因此延宕，佐科威政府雖推出許多法案簡化土徵流程，但像費迪南這樣的個案顯示，若官僚貪腐與土地所有權保障不足的結構問題未能解決，民眾不信任體制的情況將無法得到改善，不但會大幅減緩基建進展的速度，更難以避免基建過程中對人民權利的侵害。

海上絲綢之路

在離開棉蘭的飛機上，我的鄰座乘客是一個華人，等待飛機起飛時，他正用手機觀看影片，透過手機傳出來的聲音，我聽到這是一個介紹海南海花島項目的影片，旁白聲稱海花島項目將讓海南島成為下一個杜拜。

以大型基建項目帶動一個地區的發展並使其走向世界舞台，這是21世紀的「中國夢」，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所盼望實現的發展公式，在這套公式中，中國領先世界的技術與建設能力是決定成功經濟發展的唯一因素，無論放到世界的哪個地方、哪種政體都能一體適用。

我們不知道印尼政府是否真的相信中國有能力領導21世紀的世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並不介意中國的海外擴張，只要能夠從中得到好處。在20世紀的最後，親美的獨裁者蘇哈托倒台，印尼迎接新生的民主政府，當時正逢江澤民開始大力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中印雙邊關係逐漸升溫，作為雙方友誼的象徵，中國承諾援助印尼興建跨海橋樑，原本的計畫是建造一座橫跨爪哇與峇里島的大橋，但因峇里島爆發恐襲爆炸案，改為在東爪哇大城蘇臘巴亞（又名泗水）興建連結離島馬都拉的「蘇臘馬都大橋（Jembatan Suramadu）」，在經過南亞大海嘯的延宕後，大橋最終在2009年完工，成為印尼最長的橋樑。

習近平上台後，中印關係更加緊密，2013年習近平出訪東協時，在印尼宣布中國將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計畫，這也是一帶一路計畫的濫觴。為甚麼選在印尼宣布這個消息呢？一方面印尼是東協最大的國家，也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國家，在東南亞自然有一定的分量；另一方面，當時的印尼總統蘇西洛已經開始加速國內的基建計畫以及吸引外資投資，使印尼成為中國在海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市場。

佐科威上台後，更加快經濟建設的進程，中國在其中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自2016年開始，中國在印尼的海外直接投資（FDI）每年都超越美國、荷蘭、馬來西亞、南韓等原本的主要投資國，僅次於新加坡和日本，若加上來自香港的投資，其規模已能超過日本的投資額，而日本可是從二戰後至今長期在印尼都享有投資的優勢。

在泗水，有數座名為「鄭和清真寺」的特別清真寺，這些鄭和清真寺皆以中國傳統風格建築，最初由印尼華人柳民源推動建設，除了希望促進華人與印尼人相互交流外，也是在印尼推廣中華文化的重要據點。鄭和清真寺彰顯了鄭和在中印關係之中特殊的象徵意義，一方面鄭和七度下西洋象徵著中國與東南亞乃至印度洋國家有著悠久的交流傳統，另一方面，鄭和作為信仰伊斯蘭教的華人，也成為中華與伊斯蘭文化得以相互交融的典範。當然，鄭和也象徵著強盛的中華帝國對周邊世界的影響力。

新世紀的中國崛起不免讓人們回想起鄭和的年代，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複雜性恐怕遠遠不只如此，在巴丹托魯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前進海外的中國資本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在地的裙帶資本主義環境與族群政治的限制，同時也受到本地與國際社會運動的挑戰。

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當然也非鄭和故事裡的美好形象，雖然印尼政府沒有表態，但許多印尼穆斯林對於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穆斯林的壓迫相當不滿。另一方面，中國資本雖然在許多產業的世界市場中取得領先地位，但並非是不可取代的，在印尼的水電市場中，來自日、韓等國家的跨國企業仍具備能與中國競爭市場的能力。

或許在現在這個階段，我們可以說的是，中國崛起加劇了跨國資本的競爭，也加劇地緣政治上區域霸權間的競爭，在這個過程中，使許多尚未被開發的地區以更快的速度被捲入全球市場，而這些變化對各地環境與人民生活帶來的衝擊，以及不同地區的人們如何共同面對這個局面，則需要更多相互的交流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