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報導
香港反送中自6月9日百萬人遊行後，至今抗爭已超過一百天，在這一百多天中發生許多事，如七二一元朗黑社會打人、八一ㄧ示威者右眼遭攻擊、八三一警察衝入太子站等，在這些衝突中，我們屢屢看到香港警察與黑衣蒙面抗爭著的衝突。但除了香港前線外，在這一百多天中，在台港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著...
在台港人出來行動往往也需要隱瞞身份，害怕真實身份揭露後會遭到秋後算帳。（攝影：梁家瑋）
香港反送中抗爭爆發，6月9日百萬人上街無阻港府在逃犯條例進程，6月12日，大批市民佔領金鐘道全線，警方發射約150枚催淚彈。事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雖暫緩逃犯條例修訂，但未直接回應民間撤回逃犯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五大訴求，民間抗爭遂一波波，持續不斷。
Yuna，36歲，嫁來台灣快十年。父母是文革時期逃到香港，造成家裡都不談政治，Yuna高中時就好奇偷泡去參加六四晚會，當時只是想說，怎麼這麼多人啊；第一次參加遊行是2003反二十三條立法，現在主要幫忙反送中文宣製作、文字撰寫。
我9號有回去遊行，本來12號沒打算去，但11號晚上看到警察居然在金鐘搜身，非常生氣，就買隔天第一班飛機回去。這次行動跟過去遊行都不一樣，包含憤怒、無力感、不確定性，常焦慮，朋友說感覺六四要再來了，現場都是學生，我們本來想說可能是大學生，但看到的都是十六、七歲。
當時我們沒有裝備，不敢衝很前面，沒辦法出力我只能出錢，來回超市與前線，一直來回買水、衛生紙、濕紙巾。最後一次帶物資回來，突然有個催淚彈丟在附近，記得當時我手上拿著六大瓶水、很害怕，有幾個小朋友夾著我離開現場，我當時一直流眼淚，他們幫我沖洗，沒想到我一個快四十歲的人，還要三個十六、七歲的人安慰我。我們聊到一半，其中一個人拿書出來，原來，那時在大考，他要溫習課業。
那畫面為我來說很震撼，以前我們到底為這些小朋友做了什麼，那一天讓我覺得，我的責任不應該只在出錢，我的責任是讓很多還沒醒過來的人醒過來。
六月份香港的街頭。（攝影：林靖豪）
本來我跟朋友都不講政治，從那天之後，我開始會在各種群組裡轉反送中的新聞。我們這一輩香港人很多變成港豬，只要有吃有喝、睡得溫飽就好，尤其2014傘運失敗後，我很多朋友感覺心裡悲痛、無力，覺得做什麼都沒用，反抗成這樣還是失敗收場，還是安於現狀做港豬就好，真的非常可惜，他們不是真的是港豬，只是心裡疲倦，不想再發聲。
我開始在國高中、大學同學群組發訊息，解釋事情重要性後，剛開始我們會有些爭吵，七一衝擊立法會、打碎玻璃後，很多朋友都在罵，說這些人在幹嘛，那天我都沒有講話，晚上最後，抗爭者回去把夥伴救回來後，我才說，你覺得他們是暴徒，打破很多東西，但在他們眼中，同伴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你覺得暴徒會這樣子嗎？
後來發生七二一元朗打人事件，在那之後我家人都不讓我回去香港，覺得回去隨時有危險、會被打，我是很想回去，但我爸媽打電話跟我說，千萬不能回去，我只能選擇在這邊，用我的方式支持香港。
我覺得從民主運動的角度，台灣是香港的前輩，如果有多點台灣人願意站出來支持香港，就是用前輩的身份告訴香港，在抗爭的背後，有我們跟你們站在一起。
Jerry，26歲，來台念大學畢業後留在台灣工作。六月初開始關注逃犯條例，現在在台灣的反送中、撐香港行動中擔任志工。
我在傘運時政治冷感，沒有太大關注，今年六月初，有個在台讀書的學妹報名支持反送中的工作人員，我就跟她一起報名。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逃犯條例是什麼，是參加完之後，才開始理解為何大家反對，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都在香港，送中條例對我家人可能造成危險，我也不可能永遠不回去，這是我第一次這麼關注政治。
一開始我只是想去幫個忙，但現在心態不是這樣，我覺得非常憤怒，現在的香港政府實在太離譜了，我來台八年，從我離開到現在，每年回去都覺得香港改變很大，但過去只是陌生感，現在懷疑自己出生的地方，為什麼跟以前比起來，好像完全變成另外一個地方了。
過去有些台灣朋友要去香港玩，他們有時擔心香港治安，我都會說香港治安很好，香港警察蠻多的，而且每區都有警察巡邏，現在我不可能再這麼說了。
七二一元朗打人發生時，我直播從頭看到尾，在他們還沒衝突、還沒打人的時候，就已經有明確消息指出會有黑道，當時我想說，怎麼可能沒有加派警力、警察應該很快就來了吧，但完全沒有，就這樣開打，而且不是十五分鐘之類的，真的非常長。
我那時看立場新聞，記者被打、鏡頭躺在地上，黑社會還對他叫囂，說知道他是記者，就想多打幾下。我那時看著記者被打，記者的鏡頭還照到自己流血，覺得越來越荒謬，那中間持續很久，沒有警察，就算較多警力部署在港島區對付示威遊行，但你港警有反黑隊，怎麼可能都沒有先收到消息。
這讓我隊香港警察的印象整個破滅了，現在就是朋友有問題說要找警察，我就會說，不用找警察，他們已經沒有用處了，現在香港的感覺是人治大於法治，警察已凌駕於法律之上。
我心裡是很想回去，但因為工作關係，沒有辦法回去，現在我就是多跟身邊台灣人說明香港的狀況、港人堅持的是什麼，沒有到想要台灣人變成香港人的黃絲，只是要讓台灣人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知道我們現在在做的是正確的。
Monica，20多歲，大學畢業後來台念碩士。第一次參加的大型集會是2012反國教運動，也有去過傘運，因為喜歡台灣獨立樂團來台唸書，覺得台灣樂團能將社會議題與音樂結合很厲害，能透過自己的影響力，讓更多人反思社會議題。
傘運散了之後，整整五年大家不知道怎麼辦，這次逃犯條例香港四、五月開始有連署、遊行，我當時很悲觀，覺得大家都沒什麼感覺，沒想到後來會有這麼多人願意出來遊行。
好幾次我偷偷查機票想回去，但我媽好像都有感應似的，每次我在猶豫、想刷卡買機票時，她都會找理由打來，跟我說不要回去。
當時覺得蠻絕望的，也覺得回去也沒有實際用途，我關心這些的朋友都在前線，我自問沒有能力在那，去前線可能造成他們的負擔，若只是當個和理非又對不起他們，才會一直想說有沒有些事情，是在台灣才做得到的。
八月份，台北公館地下道的連儂牆。（攝影：宋小海）
後來公館有了連儂牆，我整個八月幾乎都在連儂牆，覺得我在這也有我的用途，有些事是需要香港人在這裡告訴台灣人。我們會貼便條紙在身上，寫「我是香港人，歡迎你跟我聊天」，我本來要暑修，但後來就每天起床、整理一下文宣後就去連儂牆，從下午四、五點待到晚上十一點。
在8月11日警察射傷示威者的那一天，連儂牆的香港人一直看直播，平常我們蠻吵鬧的，但當天大家一句話都沒說、超級安靜，完全講不出話來，有人說還是早點回家，我們從來沒有這麼早回家。
回去之後，有一個人說，我們不可以灰心、不可以絕望，我們在台灣已經是最安全的人，不會被警察打，不用上前線，我們要更加努力。我接這句話印出來貼在書桌上，每次覺得很絕望，都會想說，不能絕望，我們做的很多事是在香港無法做到的，但回想起來，811也不是那麼嚴重的事，覺得是很久之前、一年前的事了，在這時空感拉的很長， 每天都會有很多令人傻眼的新聞。
當我覺得無力感很重時，就找事情做，每個人都有自已能做的事，我蠻討厭有人一直說做這些事沒用，不然你說做什麼有用？
老實說我也不是很喜歡「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大家都很努力啊，「今日香港」似乎香港已經成為定案，好像我們已經死掉似的，但香港還有救啊，大家都還在努力，為什麼這麼快就要定案！
Eric，21歲，來台念大學。20歲前不管政治，也幾乎不看書，反送中之後才開始看各種政治、哲學書籍，覺得要想政治的問題，需要先把思路弄清楚，具備獨立思考、批判思考的能力。
我過去都不關心政治，六月第一次示威遊行時開始留意反送中，後來看到越來越多人上街，我也越來越關注，出現第一個義士後，我開始覺得運動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似乎看不到盡頭，但當時在台灣，就搜集資料、分享文宣。
在我回香港前發生七二一事件，最讓我憤怒的是，警察居然跟黑社會聯手對抗抗爭者，那時非常想回香港，但還有課，直到八月回去，我第一件事就是上前線。
之前我有從影片中看過催淚彈，但這跟現場感受到的完全不同，你也不是一個生於戰地國家的人，根本沒碰過這些，光聽到催淚彈的聲音就讓人恐懼，還有朋友被催淚彈擦到肚子，我們只能幫他快速冰敷急救就要馬上撤退，因為防護警察馬上就要衝過來了。
當時防護警察距離我們只有五十、六十公尺，在這種距離，真的感受到自已的生命會有危險，那天回家途中，一直在想，為什麼我不能六月就不管學業回到香港，香港從六月到八月每週都有抗爭，說什麼齊上齊落，但我卻錯過那麼多。當時覺得很無力，蠻慚愧的，為什麼自己在台灣有包袱，不能完全犧牲自己，到最前面。
後來發生八三一，我又剛好不在香港，我又一次對自己懷疑，為什麼每次發生事情的時候，我都是不在香港。
當時是家人知道我會出去抗爭，不想我待在香港，就全家去日本；等我回香港後，我去了太子站一趟，感覺裡面氣氛非常奇怪，我從不相信鬼神，但當天卻覺得地鐵站裡有一種陰沉的氣氛，那時覺得，應該真的有些事情，政府警察可能真的隱瞞一些不可以讓知道的事情。
現在回台灣，除了做文宣外，我還多了許多行動，像是去西門町唱願榮光歸香港，或是參加台灣撐香港的行動、幫忙各大學連儂牆；我也曾想過就這樣留在香港，但覺得我家人一定會完全反對，我也找不到理由說服他們覺得我可以留下，我只能回歸崗位，做我能做的。
Kuma，26歲，來台念大學、碩士，大學快畢業時發生傘運，碩士快畢業時發生反送中。目前為香港邊城青年執委，929遊行擔任主持人。
傘運發生時我在念大學，當時有在校內弄政改關注組，但後來參與人數不多，關注組失敗對我挫折很大，覺得很難再做任何事，一直在想為何會這麼孤立無緣。反送中發生時，一開始我沒有這麼快投入，但香港開始有人自殺、有生命犧牲時，我開始轉變。
六月底有個少女在留下撤回逃犯條例、香港堅持下去等字句後，墜樓身亡；對我來說這已經觸及到我的底線，好像突然觸發到心裡最沈重的地方，他已經不是單純價值的問題，為什麼有人真的要犧牲生命，為了明明是對的事情。
我們在講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背後的基礎就是這個，他不是談判技巧，好像我想要一百塊，先喊一百五十塊，最後可以得到一百塊，不是這樣，五大訴求根植在所有香港年輕人的心裡，如果我們退縮了、妥協了，怎麼對得起已經犧牲、連自己生命都沒有的那些人，更何況現在已經有1100多人被捕，太子那天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
我自己的心態在這幾個月也轉變很大，過去在傘運時，會在台發起關注組是因為對民主理念的支持，只是我剛好出生在香港，支持民主化，但現在不是這樣，除了理念支持外，也是我對香港土地、香港人有感情， 以前我聽到「我是香港人」會覺得噁心，但721元朗事件後，隔幾天有個元朗年輕人在影片中講述對元朗的愛，聽他說「我愛元朗、我愛香港」、「看黑社會砍人，我現在都不敢說是元朗人」，我聽著聽著就哭出來了。
在929主持集會時，我不會戴著口罩上去，在台灣上街頭遊行、從事任何工作，都是合法權利，但現在的香港不是這樣，很多人為了莫須有的罪名被抓，我們的主題是撐香港、反極權，極權籠罩香港，我不戴口罩是要告訴大家，我們在台灣自由土地，若在這裡也不肯發聲 ，在香港發生著更危險的事情。
上主持台後，我要跟大家說，我要跟大家說香港發生什麼事、為何需要台灣幫忙，很多人支援香港，他們不僅是要看到戴著口罩的香港人，而是跟他們站在一起共進退的人。
*Yuna、Jerry、Monica、Eric、Kuma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