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報導
Labor Notes 的重要任務：「把運動放回工人運動裡」，要重新尋回工運的進步性（圖片來源：Labor Notes 介紹影片片頭截圖）。
美國工運組織 Labor Notes 即將在今年（2019）8月16號到18號，在台北福華飯店，舉行一場「亞洲勞工會議（Labor Notes Asia Regional Conference）」，屆時會有美國及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寨、印度、孟加拉、泰國…等主要是東亞地區的勞工組織者約150人與會。類似這樣規模的國際工運組織者會議，在台灣非常罕見，而對 Labor Notes 來說，也還是第一次離開美國舉行這樣規模的會議。我想在這邊，作一點粗淺的介紹。
二次戰前的鎮壓
首先，我想從美國的「工運」和「工會」開始。
曾經在全球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美國工運，經歷上個世紀的鎮壓，與國家強力的干預，到今天，基本上是虛弱無力的。最早的總工會「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成立於1886年，本身有強烈的排外性，在勞動條件上，只看到自己會員工會，而忽視如女性、非白人、邊緣勞動者，更遑論世界工人運動的參與。
到了1905年，AFL受到新興起的總工會「國際工人工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的挑戰，IWW 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號召全體工人階級的團結，以建立全球一個工會（One Big Union）為職志，挑戰以「白種男性典型勞動者」為中心的 AFL，將工運從優勢工人與工會的手中解放出來，訴諸更大範圍的團結，並向資本家掌握的政府發動政治的挑戰。
但 IWW 隨即遭到美國政府的鎮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體制，給與國家非常好的藉口，頒布《反顛覆法》、《反煽動法》等，美國政府宣布 IWW 為非法組織，展開白色恐怖的血腥鎮壓，在戰爭中，消滅了 IWW。經歷經濟大蕭條時代，羅斯福「新政」，一方面對工會妥協，承認工會的談判權，一方面透過法規的限制，將工會的活動限制在廠場內的經濟鬥爭。
這一套邏輯，具體體現在被稱為「華格納法案（The Wagner Act）」的「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NLRA）」上；基本上它總結了之前半個世紀美國對工運的策略：只要你不造反、不要讓勞資爭議擴大，變成政治問題，我就給工會保障，讓它成為談判主體。
冷戰時期的「立法」與「收編」
兩次大戰期間，1935年，「產業工人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從AFL中脫離出來，再開始批判AFL的族裔色彩，成為具進步色彩的新總工會系統，不過隨著進入二次大戰以及接著的冷戰，美國再度陷入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肅清共產勢力的白色恐怖情境裡。
1947年的「勞工關係法（Labor Management Act，即塔虎特・哈雷 Taft-Hartley 法案」、1957年的「勞資關係法（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Act，即蘭德姆・葛里芬 Landrum Griffin 法案），除了再次強調勞資爭議必須限於純粹經濟關係，也進一步禁止支援性或政治性的罷工、強調勞資談判的目的必須是「恢復生產秩序」，而國家也可以強力地介入、中止罷工。
1955年，CIO 回到 AFL ，成為今天的 AFL-CIO ，圖為 AFL-CIO 的標誌，左邊白色的手代表 AFL、右邊有色的手代表 CIO。在法律的箝制下，美國進步性工會，以及工人的政治力量受挫，1955年，從 AFL 脫離的 CIO 再度回到 AFL，成為今天的美國「AFL-CIO（勞聯・產聯，或可以理解為美國總工會）」；接下來的故事，就是在這個受到外部限制、同時也高度自我設限的封閉環境下，美國工運怎麼發展了。
時序進入1960年代，面對新的社會運動再起，工會已經不再能在其中發揮領導的作用，從而也使得社運的抗爭，失去了這一股政治的主力，而難以產生翻轉政治的力量。這個時候，美國工會的問題：專注經濟鬥爭、忽視邊緣勞動者的參與，在封閉的系統下，漸漸成為體制的一部分，即便還不至於變成由資方控制的官方工會，但工會的官僚主義瀰漫，已不具有政治上的進步性。
Labor Notes的成立：1979
「Labor Notes 成立於1979年，在美國社會運動高峰的尾期」。
這一次協助 Labor Notes 舉辦亞洲勞工會議的美國「國際勞工權利論壇（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orum,ILRF）」的 Kevin Lin 說到， Labor Note 是由幾個馬克思主義團體的成員共同成立的，但他們不想作左翼的小團體，而希望能夠從事支援進步性組織者的的角色。
而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在美國的脈絡下，面對工會的官僚主義、超越族裔的框架、踏出工會所忽視的邊緣勞動者的組織工作，一直是百餘年來美國工運「進步」與「非進步」的一條界線。Labor Notes 成立的宗旨很清楚，是「反對商業化的工會，只是在雇主和工人之間扮演調人，有時甚至偏向資方的利益」。
Labor Notes 表面上主要的工作，是編輯《Labor Notes》這份刊物，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工人的抗爭上，他們希望讓工人自己寫稿，並且發展對工人抗爭的培訓工作，「Labor Notes 對這些工作，並沒有限定是針對哪一個行業或者工種，重點在於組織者的理念，著眼於工人怎麼改變自身…」，Kevin Lin 說。
Labor Notes 本身也不領導抗爭，其主要協助的對象是工人自發的抗爭，組織者自己就是工人，而不是由大工會派下來，由大工會專職人員領導的抗爭，「這牽涉到抗爭的主體性問題」，Kevin Lin 說，大工會往往都希望控制工人的抗爭，這牽涉到「民主」的問題，「在工會裡面，越往上走，越不民主，而 Labor Notes 希望用基層的力量，貫穿工會」。
今年剛好是 Labor Notes 成立的第40年，這40年來，這個「不領導而在外協助」的角色的工作，除了編輯刊物之外，也在美國各地辦培訓課程，稱為「麻煩製造者學校（Troublemaker school）」、編寫「組織者手冊」，並且兩年一度，召集全美各地聯結到的組織者，召開大會；就拿去年（2018）在芝加哥召開的大會，僅僅有6、7名全職人員的 Labor Notes 聚集了來自全美，3,000名的組織者與會。
第一次國際會議，串連的嘗試
或許可以這麼說，一個沒有明確中心的美國主流工會「反對派」已經隱隱成型；那麼在美國之外呢？在國際間已經有一定知名度的 Labor Notes 過去是不是有更多的跨國串聯？ Kevin Lin 說，就他的了解，過去 Labor Notes 比較有投入的，大概也就是對於在美國扶持的右翼政權下，遭到鎮壓的拉丁美洲國家工會，歷次組織者的大會，偶有國際的組織者參與，不過絕大多數都是美國本地的組織者，而像這次的「亞洲勞工會議」，還是40年來，破天荒第一次。
那，問題來了，為什麼要這麼做？又為什麼是台灣？
Kevin Lin 的回答，比較是個人式的，過去 Labor Notes 的重要成員 Ellen David Frideman 過去大概15年的時間，在中國活動，並曾經在中國廣州中山大學推動成立勞工中心，也跟日本、韓國的組織者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聯繫關係，至於和東南亞的聯繫，則是也在 ILRF 負責中國項目的 Kein Lin 個人，有一些聯繫，而這一次提出要到亞洲來辦這樣的會議，也就是希望把過去的連結接起來，讓亞洲的工作者能有交流的機會，也影響亞洲工運組織者的理念。
至於台灣，Kevin Lin 說到，一個原因是台灣剛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中間，在地緣上最方便，而歷次國際交流的場合，都沒有看到台灣的組織者參與，其他地方，像是香港，差不多都是類似聚會會選擇的地點，本來國際化的程度高，會議到那裡開，幫助也有限，而就是因為台灣缺乏這樣的機會，所以或許這樣操作，可以提供資源的效果也會更高。
看起來，在會議舉辦地上，也有一點「中心」和「邊陲」的考量。
不過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既然 Labor Notes 是從對美國工會的官僚主義的批判出發，跟這些他們對脈絡沒那麼熟悉的國家合作，怎麼知道不會串聯到他們最討厭的工會官僚呢？這種人，在亞洲可是一點也不少見啊。 Kevin Lin 承認，這一次是一個嘗試，希望能夠支援到更多國際的工作者，沒有辦法做太多的篩選，希望在過程裡，找到適當的切入點，「上點心，把大家連結起來」。
東亞工運・帝國邊陲
我想，最後在這裡，我也從東亞這個位置上做一點回應好了。前面，花了很長的篇幅，在討論美國工運遭到鎮壓的歷史，以及在這個歷史下，發展出的美國工會的樣貌。而這些，做為美國冷戰前緣的東亞國家，完全是參與其中的；二次戰後，美國對於在其佔領下的日本及韓國，最重要的輸出品，正是美國消滅工人運動過程所淬煉出來的方法。
這一套方法，簡單來說，就是「鎮壓進步工運、扶持保守工會、立法箝制工人運動」，麥克阿瑟的軍政府，將美國的工會法制引入歷經戰爭體制，左翼力量已經被撲滅殆盡的日本，而在韓國，美國軍政府血腥鎮壓工人運動，消滅左翼總工會「韓國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全評）」，扶持「大韓獨立促成勞動總聯盟（大韓勞總）」，整平場地後，再透過李承晚的魁儡政權立法，嚴格限制工會的任務。
麥克阿瑟（右）血腥鎮壓韓國工運後，扶持李承晚（左）獨裁政權，輸入美國的勞動法系統，並且扶持黃色工會，在韓國複製了美國的經驗。
在台灣，不需要它的美國主子操太多心，1950年代以降，國民黨政權先發動白色恐怖鎮壓，接著自己的黨機器進入國營、大工會系統，一方面扶持為黨國、資本所用的工會，透過工會幹部特權的給予，建立「黃色工會」， 另一方面嚴格立法限制工會的行動，也避免在黃色工會之外，再產生另外的工人運動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連美國式表面保護工會、實際是限制、規訓工會的法制都不需引入，直到解嚴後20多年的2010年，工會生態漸漸發生改變之後，才喜孜孜地去把麥克阿瑟留給日本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當成寶貝，迎了回來。在台灣，當「合法罷工」成為必然的辯護時，工會也已悄悄回到1930、1950年代，在法律外觀下，失去戰鬥性的美國。
結伴同行
工會失去戰鬥性，「官僚化」是在體制裡取得代表權與利益的必然結果，這種現象大概在全世界都有，不過若從美國到東亞的歷史來看，如果有志於工運組織的人，像 Labor Notes 的朋友，是在「找出路」，那其實，大家是迷失在同一個林子裡，當有更多結伴同行的理由。
Labor Notes「亞洲勞工會議」將在8月16到18號，在台北福華飯店進行三天，相關議程將有 Labor Notes 的民主的組織方法的培訓、關注契約工的組織、移工、漁工與家務勞動者的強制勞動…乃至全球經濟下的企業談判、跨國的勞工運動等（詳細議程，還會再更新），現場同步中英文口譯，目前可以接受線上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