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報導
2014年318反服貿期間的324佔領行政院及警力強力鎮壓事件，被許多人認為是國家暴力的代表。（攝影：孫窮理）
時間剛過凌晨，已到了大多數人安睡之刻，但今晚的行政院，卻不若以往平靜；不安，在建物、在廣場、在通道、在後門聚集的群眾心裏蔓延，剛剛已聽說北平東路抗議者被打得很慘，下一個會輪到誰？ 等會，警察是否也會暴力對待？
過了一會，水車開進來了，警方又再度說著那早已聽厭煩的話語，「現在已經很晚了，陳情民眾趕快回家吧」，但，都已走到這刻了，又怎能放下身邊的夥伴獨自離開呢！
在前方的資深社運者開始教導抗爭者注意事項、如何保護自己，但話還沒講完，就被警察拖走，身旁不遠的記者想記錄畫面，卻被警察推開、擋住。隨著指揮一聲令下，一排黑壓壓、身穿烏龜裝、手持警棍的鎮暴員警開始向前，數不清的盾牌、警棍也隨之而來....
2014年323、324的行政院佔領行動與警方暴力事件，至今，五年了。
五年可改變很多事，但也很多沒變。當時指揮的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去屏東走了一遭，回來台北升為北市警局副局長，現在又要調往彰化縣擔任警局局長；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一開始說警察只是「拍肩」，政黨輪替後低調了一段時間，這兩年又重出江湖，什麼都沒發生似的回台大重講「政治可以改變世界嗎？」，更用「死了哪些人？」、「驅離時自己跑去撞到電線桿或跌倒」，回應當初事件。
五年了，還是有一批受害者與司改會堅持不放棄，繼續走在訴訟的道路上，希望找出當時打人的員警，希望追究當時出問題的指揮系統，希望能得到一個解釋、一個道歉。
訴訟的開始
訴訟是怎麼開始的呢？ 司改會執行長陳雨凡說，318佔領運動開始時，想說很快就清場，需要大量律師處理衝突，司改會號召上百位律師進入議場排班，其中很多是年輕律師，323晚上也有二、三十名律師進入政院，希望至少有律師在場，警察執法不能違反比例原則，但沒想到還是被打得這麼嚴重，律師們在現場實際看到大規模的暴力、流血，就好像說好似的打人，震撼非常大，覺得這件事不能這樣就算了。
「一定要有人負責，誰可以給我答案？」 陳雨凡說，沒有追究責任，就是放縱後續警察暴力，若324打成這樣都沒事，他們就會知道，上面老大會罩著他們，可以隨意動粗，如果這件事有追究， 警方才會漸漸知道界線在哪裡。
後續司改會在網路上徵求受害者，也透過各種管道與受害者聯繫，詢問是否共同提出訴訟；當時在大廳受傷的林瑞姿說，當時在大廳的七十幾人有留聯絡方式，出來後也有聯繫，有人在群組裡說司改會要發動集體訴訟，她實際去了司改會後，司改會解釋訴訟可以怎麼走、有什麼風險，經過思索後她確定要提告；「想知道那天警察為何打我，打我的是誰，是一種不甘心」。
但實際開始提告後，卻發現蒐證的艱難，司法的不友善，甚至大多數訴訟，都是在程序上就被駁回了。
唯一還算好的只有國賠案；司改會專員蔡尚育說，國賠是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相對單純，舉證因果關係只要有損害造成，是國家暴力所導致、國家有故意或過失就可以，不像刑事要有具體特定對象，還要有能明顯佐證的證據。
台北地院2015年判決當時受傷的林明慧30萬元，林明慧是最早提出國賠訴訟的，後續司改會又於2016協助牙醫師王心愷等31名受害者向台北市政府及北市警察局訴請國賠1037萬，判決結果尚未出來。
林明慧說，當時媒體直接就有他被打的影片，證據相當明確，才會先提國賠訴訟，但說真的他跟律師都覺得把握不高 ，主要還是要看遇到怎麼樣的法官，在相對敏感的時間，法官心證影響很大 ，他運氣好，遇上年輕一輩裡比較自由派的法官， 法官審得很細、不同面向都有處理到，遇到他國賠才會勝訴，以現況來說，法官還是佔了重要因素，法官本身立場與態度對訴訟非常重要。
就像林明慧說的，法官非常重要，在大多數323、324的刑事案件中，法官都直接不受理案件，甚至用「已有人告過同一被告」為由，直接駁回告訴。
艱困的法庭過程
訴訟分為好幾塊，一部分是對當時指揮系統最高層的江宜樺等人，一部分是針對中間負責的各分局局長，最後一塊則是針對實際動手打人的員警。
當司改會統整好受害群眾，想向法院提出集體自訴時，發現當時被鎮暴水車強噴、被警察打到腹腔血腫的周榮宗已向前總統馬英九、江宜樺、前警政署署長王卓鈞、方仰寧提出「殺人未遂」訴訟；蔡尚育說，因周榮宗自己先提告，後來司改會想向指揮系統高層提告為傷害共同正犯時，都被法官用「同一案件」為由，因這被告已有人告了，直接就不受理訴訟，自訴人不服，抗告到高等、最高法院，但還是都被同一個理由駁回。
2015年，周榮宗過世後，其他自訴人申請承繼訴訟，一開始法官仍只願意讓周榮宗子女承繼，雙方發生一陣爭執後，法院才同意其他自訴人都可承繼此訴訟；蔡尚育說，此案只有不公開訊問、沒有交叉結辯，去年（2018）8月21日，法院用證據不能證明馬英九等4人罪嫌等理由，裁定駁回自訴，也就是說，此案根本沒有進入沒有實體的公開審理，自訴人已再向高院提出抗告。
若說前述案件最大的影響，應是藉由這些案件，讓自訴人與司改會拿到更多證據、影像紀錄；蔡尚育說，律師在訴訟中提出保全證據，自訴方因此拿到警察監視器錄影帶、行政院監視錄影，也拿到當天警力配置圖，後續再依警力配置圖去告各分局局長，因分局長有監督義務，卻放任底下員警執法不當，此部分訴訟結果尚未出來。
陳雨凡說，司改會當時共徵求三批志工，每週都到司改會看影片，希望從海量的行政院監視畫面、警察手頭影像、網路上海徵到的影像中，找到打人的證據，這過程非常冗長，海徵到影像又非常零散，「也有一個影片五十分鐘，都在拍一個門把」。
但就算影像多而零散，司改會還是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中，盡力找出警察實際打人的畫面，但他們沒料想到的是，就算有分區配置圖，知道當時是哪個分局，就算有影像紀錄，實際指出打人員警相貌，但究竟是誰打的，警察局的答案仍是：查無此人。
打人員警？ 查無此人
「他們一定知道是誰，但分局不提出來，就是沒有」；陳雨凡說，司法過程中，法院要自訴人確定告訴對象、自己找出攻擊員警是誰，我們確認當天攻擊者是哪一區的員警，但無法得知是誰，僅能提出分區配置圖、影像給法官，法院可能發函給警局，但分局都會說沒這個人、無法辨識；「就算有截圖，還是找不到人，警察可能知道這個人是同事，但就是說沒這個人，有本事你們指認」。
在告「不知名員警」打人的案件中，法官最後都因無法確定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住所、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裁定不受理自訴案，自訴人上訴高院時也以同一理由駁回，目前已到最高法院。
蔡尚育說，自訴方已很努力蒐證，找出施暴影片，只要警方提供名單，告訴我們是誰；他說，法官可依職權調查重要事實，在檢察官起訴案件中，若檢察官證據不夠，法官也可送鑑定、測謊等，但做到什麼程度還是要看法官，這案件法院就發函過去，對方回函沒有，行禮如儀。
「對我們來說不知名員警，但對警政單位來說，絕對不是不知名」；林瑞姿說，連網路上傳得最兇的揮警棍員警照，大家也在傳說他疑似是誰，但警政署仍說查無此人。她說，員警一定有出勤紀錄，也知道是哪個分局，就算是白色恐怖時期，檢察官、審訊是誰，一定有資料，只看查不查、查到什麼程度；「我們提出自訴，就是要你查查這名員警是誰，但提出去，卻都說查無此人，這對我們來說非常不合理」。
324行政院現場。（攝影：孫窮理）
324，群眾以赤手空拳面對警方的鎮壓。（攝影：孫窮理）
沒問題的指揮系統 得不到的解釋
讓受暴者憤恨不平的，除了實際施暴員警找不到人外，整個指揮體系似乎也完全沒事一般，沒有一個人被究責，沒有一個道歉，也沒有任何一個解釋，說明為何當時會採取這種手段。而當時的最高行政首長江宜樺，至今仍不承認當晚有暴力行為，仍說抗爭者是「撞到電線桿或跌倒」。
「至少我要知道，是誰下令的，為什麼是這樣子打人，為何用這麼強硬的方式驅離」；當晚頭被盾牌砸傷、肚子被警棍毆打的洪聖超說，他覺得整個警政系統都出問題，當晚一定是上級的人有要求即刻清空，警察有這壓力，才會使用這麼強力的手段，只能這樣推測為何警察會這樣打人，畢竟上級也不可能直接要求員警打人。
當時在後門被警棍毆打的鄭運陽則說，對他來說就是要有交代、有道歉，例如當時政府必須要道歉，或現在政府對當時的事情道歉，就好比二二八，不是現在政府做的，但現在政府要為二二八道歉；「這是一個機制的問題，發生這麼多事情，每個都有對或不對，政府應對每個環節不對的地方道歉 」。
林瑞姿說，訴訟過程中數度案子被駁回，律師問她要不要繼續，她都回答要，因為她想知道，那天警察為什麼打人，打人警察是誰，也想知道為何江宜樺當天會這麼下令。她說，過去提告是她想知道江宜樺的回應，但現在看到他的說法，只覺得非常氣憤和荒唐，為何一個自由派的學者能說出這種話，這跟他過去做得研究、寫得論文，完全兩碼子的事。
陳雨凡說，在過去譴責暴力聲音還強烈時，江宜樺比較低調，但這一兩年來卻變得很高調，他會看風向、毫無反省又投機，當年發生暴力，他身為院長最該感到難過，卻在五年後事件還沒釐清，咎責還沒結束，甚至上次開庭時，律師已當場拿出政院打人影像給他看，他卻仍公開說只是電線桿撞到，真的很不知羞恥。
五年過去了...
很快的，事件五年過去了，經歷政黨輪替，當時的政府官員至今仍說沒有暴力，如今的官員也從未說明、追究此案，訴訟又遙遙無期，過程中一個一個自訴者慢慢退出，從原來四、五十人，到現在只有二十出頭，在部分案件中，更是只有個位數。
「我連打人的人是誰都不知道，怎麼贏？」；洪勝超說，他們連最基本的官司都沒有下文，訴訟拖了五年也沒什麼進展，大家都有點在撐，每次出庭，就看到人數越來越少；他說，雖然他也希望能打贏，現在看來有點不太可能，但提自訴的人也有些革命情感，他希望就是能走到最後、把他走完。
洪聖超說，他雖然當下非常憤怒，但事情久了之後，期待也會變得很少，如果一直抱著這樣的情緒，生活也很辛苦。他說，那年事件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他真的比較少參與社運了，他從樂生開始接觸社運，經歷國光石化抗爭、華光擋拆等，他真的很喜歡社運現場的生命力，覺得這樣的現場很有活著的感覺，但可能是那一年的影響，身體受的傷害還好，有一種累了的感覺 ，不知怎麼形容，就是覺得很無力。
鄭運陽說，放棄就會讓這件事情落幕，在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落幕；這件事一定要有結果，不能因駁回就放棄上訴，就像當初他為何站上街頭一樣，只是現在場景從街頭變成司法。
但鄭運陽也說，時間會沖淡一切，他心裡已不像當初那麼慷慨激昂、亢奮，自己對這個事件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如果重演還是不會後悔，但之前五年過去，每一年亢奮都在衰退、減少。
林瑞姿說，她周圍還是有些人希望有個結果，但實在太累了，一開始她知道這件事很複雜，想說三、四年才會結束，沒想到五年還在持續，雖有心理準備，但還是疲倦，到最後出庭都覺得痛苦。曾有一次她上法庭，坐在那裡，心裡卻想說「為何我要坐在這邊？ 為何我不能跟別人一樣工作？」 久而久之，她也漸漸少上法庭，近期都是委託律師出庭。
但她還是希望訴訟能走到最後，林瑞姿說，她一開始告是氣憤，現在不能說不氣，但比較多的是不甘心，因至今仍未得到一個道歉、一個交代；她說，當事情沒處理好，下次還是會有一樣的事情發生，她希望能走到最後，不管最後是好是壞，有結局或沒有結局，但若可以，她還是希望有個結局，至少讓執法單位知道，當人民表達抗議時，不能這麼粗暴對待。
陳雨凡說，時間會淡化一切，大家憤怒淡掉、記憶減少，越來越多人未經歷過這件事，也很多事情會被扭曲，如上次江宜樺去台大演講遭抗議，許多評論不提324，反而去脈絡化的說抗議者干擾言論自由。
「我能夠做的，就是不斷的講述這件事，讓大家記得，這就是我們所能做的」。
324行政院的破窗。（攝影：孫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