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侯百千報導
在華光社區舊址的一角做著生意，也持續在訴訟和抗爭中的廖金裕。（攝影：侯百千）
大觀社區的抗爭，走到了最後關頭，這些年來，這麼多在都市發展下面對迫遷的人，他們過得怎麼樣？跨過「失去家園」與「抗爭」這些的變數，大觀社區的居民又會面對怎樣的未來？我們走訪了幾位曾經面對這些生命中重大「失去」的華光社區居民，看看「迫遷」對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五口之家一人挑 余秋和：就節儉一點過囉
余秋和一家。（攝影:侯百千）
搬離華光社區後，余秋和一家五口搬到到萬隆巷弄的一間公寓，扣掉租金補貼後，每個月上萬元的房租，對於經濟貧寒的余家來說，是一大重擔；余秋和的話不多，但談到對於現在進行式的大觀社區迫遷案，他以過來人的身份說，政府應該要保障人民的權益，而不是將矛頭指向居民，每個居民可能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政府應該設法好好了解，並協助安置，而不是直接用法律控告。
過去政府曾向他追討不當得利，金額一度高達3百多萬，當時銀行帳戶還被強制執行，每個月被扣3分之1薪水，僅剩下2萬出頭可以給全家人使用，是後來向法院訴願後才暫緩執行，而官司直到現在還躺在法院，了結之日恐怕是遙遙無期。
自被迫遷後，余秋和獨立支撐一家5口生活所需，每個月不僅需要多負擔房租費，原先周邊鄰里互相照顧的機能也不復存在，面對日漸增加的生活重擔，余秋和淡淡地說：「就節儉一點過囉。」，對於他們一家人來說，迫遷似乎已經是過去的事，是一件已經既定的事實，無須多言，每天所想的，就是怎麼過好每一天的日子。
頭戴著呼吸器的余爺爺，不方便說話，問起他對於政府的感覺，他說他沒有恨，剩下的僅有無奈與失望。
余爺爺1941年出生，今年78歲，他28歲時隻身從彰化北上打拼，以在華光社區一帶的菜市場叫賣起家，1982年，他以賣魚、賣菜所存下的幾十萬積蓄，買下了華光社區的黑瓦房，並自行興建二樓，就此與小他10個月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在這裡落地生根。
余秋和的哥哥自小有中度精神障礙，但一家人在華光社區互相扶持，生活還算過得去，直到2007年，余爺爺感染肺結核，而且病情日漸嚴重，不得不帶著呼吸管才能維持器官正常運作，菜市場的生意也沒法做了，全家生計全落在余家次子，也就是余秋和的肩頭上，包括余太太一家5口，每個月依靠著身障補貼，老人年金，以及余秋和一人在物流公司3萬多元的薪水，勉強度日。
而華光社區的迫遷，無疑對當時狀況本來就不佳的余家，再蒙上一層灰，當時余秋和一家奮力抗爭，最後仍不得不在2013年搬離華光社區；現在余爺爺由余太太專職在家照顧，余太太是苗栗人，2000年初她嫁到余家，當時對於華光社區印象相當深刻，她說，當時華光社區鄰里都互相認識，每天家家戶戶互相串門子，坐在木製沙發上談天，景象相當和諧，就算家中有什麼狀況，鄰里間也會互相照顧，甚至連大門都不用鎖；但現在，萬隆這邊的鄰居都不認識幾個，與以前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
離開傷心地 王昀量：鄰居再見有何用？平添傷心而已
王昀量與妻子重返華光社區。（攝影：侯百千）
過去家還在的時候，這片土地上，有原先日本時期就住在這裡的居民，也有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法務部員工，當時他們在政府的默許下興建房屋，王昀量的父親就屬於後者。
父親隨國民政府來台，在法院當官員的隨扈，也在此興建了20坪大小的黑瓦屋，成為來台成家立業的根基，王昀量從小就在此生活，與各種外省、本省的小孩玩在一起，「小孩也走不遠，半徑一百公尺就是極限了。」王昀量說道，過去唸書、戀愛、工作、結婚生子，人生50多年光陰都在華光社區度過，而面對突如其來的迫遷，他一開始也與政府抗爭、纏訟，但直到2013年，他還是選擇與政府和解、搬離。
「若不和解要賠數百萬，沒想到就算簽了和解也要付數萬元行政費。」，王昀量忿忿不平地說，他簽下和解書，自行花費3萬多塊，把生活50多年的家拆除，之後卻還是被政府「追殺」4萬5千元的「行政測量費」，讓他很是不諒解。
原先他與母親、太太，弟弟和弟婿一家5口生活在華光社區，家人之間雖偶有爭執，但畢竟同住一屋簷下，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社區拆了之後，他與太太一起搬到新店的山區，弟弟與弟婿和母親則是一起住進了南港中繼住宅，而搬離後，王昀量與太太只有在過年的時候，才會和住中繼宅的家人見面，關係大不如前。
王昀量與母親、弟弟與兩個姐妹，過去數十年都在華光社區生活，但這樣景象現在也已不復再。（提供：王昀量）
南港中繼宅是政府當初拆遷華光社區的「安置方案」，但要住進去，必須要有低收入戶或是殘疾證明，兩年一簽，申請條件與一般台北市民無異；至今為止，上百戶華光社區的迫遷居民，僅有5戶入住。
心之所嚮，家之所在，社區被輾平後，家也不復在了，華光社區成為王昀量的傷心地，對他來說是不可扭轉的痛，與從小熟識的居民，也再也沒見面。「見有何用？只是傷心而已。」，社區的脈絡因為迫遷斷裂後，過去鄰居之間的關係也不復再，而從小習慣的社區，「廖家牛肉麵」、「杭州小籠湯包」、「碳烤老麵燒餅」、「盛園燒餅油條」、「金華麵店」、「豆漿店」，王昀量帶我導覽的時候，如數家珍，甚至對每一棵樹的品種他都瞭若如掌，「現在房子都沒了，連剩下的就是這30幾顆樹，也是抗爭爭取來的。」
而談到迫遷，王昀量還是有些咬牙切齒，他對我說，讓他一直無法過關的是背上「釘子戶」污名這件事，華光居民許多都是年紀大且經濟困難的弱勢，卻被政府與媒體塑造成釘子戶，他認為，針對迫遷案，政府應該要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進行調查，並讓住戶參與，以受社會公評，讓弱勢居民洗刷「釘子戶」的污名；另一方面，對於弱勢居民，政府應該要配合社福機關等各單位聯合安置，而非各單位互踢皮球。
對於即將被迫遷的大觀社區居民，王昀量也拋出提問，先有華光，後有大觀，中間數年到底有沒有什麼改變？政府作為有沒有任何進步？這樣才是抗爭的意義所在。華光迫遷案之後，他對於政府可說是已完全失望。
無水無電，攤子還在 廖金裕：我還在抗爭中
直至今日，廖金裕仍在金華街上賣餡餅，有蔥肉有甜餅，鹹甜兼具，用炭火鐵桶古法烹製，價格實惠，路過的雙B轎車駕駛、機車騎士紛紛駐足向他買餡餅，生意看來不錯；他是在華光社區最後僅存的攤商，也可說是最後抗爭戶，華光社區現在已變成一片綠地，在了無人煙的華光社區舊址，他的攤販就在金華街上的一角，持續做著生意，彷彿一切如舊。
社區還在時，廖金裕在金華街上有店面，在抗爭期間他頑強抵抗，還曾跳上雨棚與警察對峙。強拆後，他仍持續與政府進行訴訟，數年來花費不止百萬元，官司直至今日仍未完全了結。他透露，由於他的堅持與一些幸運，讓他取得關鍵的證據，證明他的房產早在日本時期就存在，也大大有利於他的官司，法官甚至在判決書上寫明「政府應給予合理補償與安置」，但時至今日政府仍在互踢皮球，沒有人要提出解決辦法，也沒有人對他有辦法。
華光社區抗爭時，廖金裕曾跳上雨棚和警方對峙。（提供：侯孜餘）
「我現在還在抗爭中。」
廖金裕說，其實他很簡單，就事論事，只要有理他也願意走，但多年訴訟下來政府始終拿不出「理」來，那他也會持續用他的方式抗爭到底。官司雖然順利，但店面早在華光社區迫遷時，也一同被拆除殆盡，但他仍然堅持在原地做生意，無水無電，只能用小LED燈照明，持續生活下去。
這樣的生活也沒那麼單純，他時常被找麻煩，他說，現在天天有黑頭車在附近「站崗」，三不五時來找他「聊天」，希望看看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他這個「麻煩」。但廖金裕說，他就算是再繼續被騷擾，還是會持續抗爭下去，不會屈服。
仍在原地做生意的他，不時會有過去華光社區的居民回來與他買餡餅，甚至有幾位華光居民，直接成為他攤販的「幫手」，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抗爭，而直至今日他與政府還在繼續纏訟中，官司還在打，這也代表華光居民廖金裕的抗爭路，還會持續走下去。
廖金裕：「我還在抗爭」。（攝影：侯百千）
同樣的故事，一直來，一直來…
各種虛華想像一一落空，6年來華光居民的家沒了，這塊地卻一直不知道要幹什麼，今年因為東門、南門市場拆遷，攤商們將移到華光社區原址，好不容易為這塊金磚地找到了一個用途。〈空許繁華不堪回首 華光強拆後六年 南門市場將遷入〉
剛剛經過幾天陰雨的浸潤，地上的草又長了些，2007年，「金磚計劃」下的「台北華爾街」比雨後的彩虹消失得更快，2012年，又來了「台北六本木」計劃，沒多久也跟著成空，在這片被形容為「金磚」的土地上，對於有權力的人來說，好像隨便哪一種紙醉金迷的空中樓閣，都比「家」來得更酷炫、有價值。
6年了，今年（2019）稍晚，這片該長卻沒長出榮華富貴的青草地上，才將迎來新一批的暫住者：同樣在都市計畫中，未必情願搬遷過來的東門、南門市場攤商；而失去了「家」的人，日子過得更難了，不過生命總是頑強的，怪手推土機壓彎了人們的腰桿，但還壓不斷他們的呼吸和心跳。萬般無奈者，同樣的故事，一直來，一直來。
沒有了家的人，你們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