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預計11月底公告《最低工資法》草案，今日（11/28）舉行公聽會。（攝影：王子豪）
焦點事件記者王子豪報導
11月27號，立法院舉行《最低工資法》公聽會。現在基本工資的修訂審議，是由「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組成、審議，但並未明定參考的指標與使用方式，而且在召開時間、進行的程序規定不清，許多勞工團體與立法委員希望能訂立《最低工資法》，讓最低工資的審議法制化。勞動部表示，預計可以在本（11）月底提出立法草案。
關於「基本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別，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副司長黃維琛認為，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過去在《勞動基準法》使用「基本工資」一詞已30餘年，而國外使用的名詞直接翻譯會是「最低工資」。黃維琛表示，立法後會再慢慢接合兩個名詞的差異。
現在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為任務型委員會，不定期召開。勞動部政務次長施克和表示，希望未來除了有勞、資、政、學四方代表組成的「最低工資委員會」，會定期進行審議外，也會研擬建立「研究小組」先行評估機制，以利委員會討論聚焦。
對於參考指標制度化，施克和表示會採用各界有共識的指標，並劃分成「應」與「得」參考採納兩種。先由「應參採」指標計算出特定調幅範圍，再由「得參採」指標具體討論。施克和表示，目前最有共識的指標之一為「消費者物價數指」，對於其它指標、《最低薪資法》在《勞基法》外的適用對象、「月薪」與「時薪」的換算方式，施克和表示還在衡酌各界意見中。
對於過去有被提出過，以立法明訂公式的方式計算最低工資，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係教授李健鴻則反對「公式化」。李健鴻認為，用公式計算，會使最低工資的調整僵化，缺乏對外部事件的反應力。如果要調整法制化的公式，還必須經過修法程序。
李健鴻表示，依「公式」計算和「委員會」審議，其實是互相矛盾的存在。此外對於今年（2018）8月基本工資審議時，勞方提出將「就業扶養比」作為指標，李健鴻也表達反對態度。他解釋，通常在開發中或未開發中國家較常採用「就業扶養比」一類的指標，原因是當國家的人口在快速成長時，家庭中年幼成員較多，就業扶養比較高。不過隨著社會發展，就會逐漸下降。李健鴻直言，如果採用這一類指標，長遠來說對勞工是不利的。
【數據解讀】綠線為基本工資對（台灣省）最低生活費的倍數；紅線為（台灣省）就業扶養比。2017年基本工資為最低生活費的1.84倍，而就業扶養比為2.06，如全產總等主張基本工資公式為「最低生活費✕就業扶養比」，即基本工資應為最低生活費的2.06倍，但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就業扶養比呈現年年下降的趨勢，綠、紅兩條折線也在逐年接近中，以此定基本工資公式，對勞工未必有利。焦點數據：〈歷年基本工資與最低生活費、就業扶養比的比較〉
在「月薪」與「時薪」的換算，李健鴻則認為應該在採用「平等原則」。他認為，自從2012年的「時薪」換算上，加上「1.1」倍的加成，雖然對時薪工作者有利，卻造成「時薪」與其它種類薪資脫鈎，並造成兩個層面的不平等。一個是對於全職工作者的不平等，另一個則是對於同為「部分工時」的日薪、週薪等族群的不平等。
至於外籍家庭看護工，因為被排除在《勞基法》適用對象外，薪資自2007年便低於基本工資。先暫且不論《勞基法》排除外籍家庭看護工是否合宜，若《最低工資法》立法後，將成為獨立於《勞基法》法律，是否也應該適用於籍家庭看護工呢？李健鴻認為，本國籍與外籍家庭看護工都不應該與基本工資脫鈎。
但李健鴻認為，家庭看護工與基本工資脫鈎的歷史，牽涉到國內弱勢族群的照護需求。若背後的問題沒有解決，「不是勞動部可以獨自解決的問題」。但李健鴻也直批，即使當年脫鈎的壓力，來自國內弱勢族群的需求，但現況是「有錢人請的外籍家庭移工薪資也低於基本工資」，明顯不合理。
國際上，最低工資可參酌的指標，可二分為因應勞工及家庭需要的「社會因素」與因應經發展的「經濟因素」，不難理解「最低工資」的議題，就是在勞、資之間拉扯的角力。早在2010年大修《審議辦法》前，審議委員會內的勞資雙方代表人數更少，但雙方仍會透過工商會談、社會運動等各自施加壓力，試圖影響最低工資審議。不只是在最低工資審議法制化後會，改變勞資角力的樣貌，在立法的過程中，就已經是勞資角力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