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近一步，看看被輕率對待的蘭嶼核廢料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看到近來對於蘭嶼核廢料的爭論，我腦海中總是浮現紅頭部落的夕陽下，小啤酒攤前，周福貴那熱情而帶著憔悴的面容。

對核廢料問題的輕率

周福貴，達悟族人，2007到2012年，蘭嶼核廢料貯存場「檢整」期間，參與作業的工人；2012年2月，主要依據他在廠區內拍攝的相片及現場描述，我完成了貯存場檢整的調查報導；揭露貯存場在趕工的情況下，忽視輻防，造成工人及環境曝露在輻射威脅下的真相。

2015年8月，在40多歲的壯年，周福貴以不明病因過世；我一直認為，蘭嶼檢整報導，是他透過我的手，以生命完成的作品。

在「以核養綠」公投論辯中，我聽到「一人一桶核廢料帶回家」，甚至「一家一個寶特瓶」這種荒謬的話，對於「低階核廢料」貯存實況的扭曲，只怕連蘭嶼貯存場的台電人員，也要感到他們的工作被輕視了吧。

蘭嶼核廢料貯存場。（攝影：孫窮理，2012）

1982到1996年，10萬餘桶的核廢料進入儲存場，一直到達悟族人的封港抗爭，把核廢料船擋回核二廠的明光碼頭。貯存場位於島的最南端，距離最近的紅頭部落約4公里，核廢料裝在55加侖的鋼桶裡，用水泥固化，再放進深度3公尺、露出地面1.5公尺的水泥壕溝裡，壕溝底部為40公分、四週35公分厚鋼筋混凝土結構，頂部為17到35公分厚蓋板，壕溝內部收集滲漏水，集中處理，1996年之後，壕溝水「零排放」，全部回收。

這已是一座備受質疑的貯存場的基本規格，「核廢料帶回家」云云，玩笑背後，就是對輻防的輕率。

訪問周福貴的時候，他總反覆地唸著輻防三原則：「時間、屏蔽、距離」，說了又說，告訴我這些教他這些的人，是如何地忽視這些。

「檢整」是因為當時（2007）最早移入蘭嶼的核廢料已經近30年，由於貯存場區位不良，位於海水不斷侵蝕的潮間帶上，許多廢料桶早已銹蝕不堪，有些甚至整個桶身都已經不見了，廢料粉塵四散，所以把10萬多桶核廢料，依據破損的情況，重新裝桶、塗裝，這也是為了「遷出」做準備。

即便是在犧牲安全的趕工下，光這件事，花了4年多的時間；如果，剛檢整完就有地方可以馬上遷，大概還要短則4年，長可能要10年、8年才能遷完，現在距離檢整完成，已經又過了6年，貯存場惡劣的環境因素沒有改變，要遷出，勢必還要再檢整一次，所謂「遷出」，在蘭嶼這一頭，就是以十年為跨度的一個動作。

而說到「檢整」，就讓人感到背脊發涼，很多問題都是這樣來的。

所謂「低階核廢料」

2011年底，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扈治安的檢測報告，測出貯存場外的潮間帶有人工核種每公斤6.5貝克（Bq）的「鈷60」，和每公斤32.9貝克的「銫137」，在蘭嶼島上其他各處，也有類似的檢出，由於沒有超過原子能委員會的標準，這稱為「外釋」而非「外洩」，但是，在2005及2008年，是沒有檢出這兩種核種的；「外釋」事件引人懷疑：是不是「檢整」出了什麼事？

出了什麼事？說來簡單，原來應該在密閉、負壓環境中進行的檢整作業，因為趕工，移到通風的場所，破碎的核廢料、刮下來的漆，海風一吹，就到了外面，人踩一踩、車子一帶，就到處都是了。

立委、媒體，還有環團，喜歡用核廢料桶破裂、廢料四散的照片，來描述貯存場的狀況，這種照片對於貯存狀態不良的說明有幫助，但一點也不能說明更嚴重的核廢料的輻射狀況，理由很簡單，破裂得愈嚴重的桶子，進場時間就愈早，所經過各核種的「半衰期」就愈多，輻射劑量也相對更低，所以這些照片，看起來可怕，實際上未必如此；不過既然貯存狀態都已經是這個樣子了，檢整時，沒有做好防護，把壕溝打開，島上就能測到輻射「外釋」，當然也不奇怪。

但「外釋」的輻射也沒超標不是嗎？這是不是反而是貯存場很安全的證明呢？

那我們得再仔細一點，討論一下「低階核廢料」。

台灣的法規規範，只要不是「用過燃料棒」就屬於「低階核廢料」，一般常說核電廠工人用過的手套、衣服…等，這個說法，是粉飾太平的，在核電廠裡，具較高放射性的，像是長期泡在燃料池裡、與用過核燃料接觸的「燃料隔架」等，這些都算「低階核廢料」，根據原能會當年蘭嶼貯存場進場的規範，廢料桶表面的輻射劑量率上限是每小時20毫西弗（mSv）。

我們假設，當年的原能會對這批本來只是要海拋的廢料，都做了嚴格的控管，每小時20毫西弗是個什麼概念呢？這麼說吧，台灣每人每年接受輻射背景值大概是1.6個毫西弗，依據《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規範，在背景值之上，一般人輻射作業1年不能超過1毫西弗（第12條），輻射工作人員的職業曝露，連續5年不得超過100毫西弗、而且任何單一一年不能超過50毫西弗（第7條）。

也就是你如果抱著這個輻射劑量率每小時20毫西弗的桶子3分鐘多，就超過一般人1年的劑量，抱著它2個半小時，就超過職業人員最多的1年劑量，抱著5小時，就超過5年的劑量。

這個是跟法規的關係，那跟「有科學證據」的對身體傷害的關係呢？

科學告訴你和它也不知道的事情

根據過往核爆、核災的研究，超過100毫西弗的曝露，每增加100毫西弗會增加0.5%的罹癌風險，而在100毫西弗以下，則沒有辦法證明兩者的關係；而為了保險起見，在輻防上，100毫西弗以下的微量輻射，也假設它就像100毫西弗以上，照射劑量和罹癌風險也呈現一樣的線性關係（像是10毫西弗增加0.05%罹癌風險…）那樣地防護，最好是不要有任何超過背景值的輻射照射，這叫作「線性無閾模型（LNT，Linear No-Treshold Model）」假設。

不過這個「最好不要」得「合理」，我們都免不了要照X光，或者接觸到有輻射的設備，否則連日常生活、工作都會受到影響，所以，輻射工作的職業人員每年可接受的劑量率，會比一般人高那麼多，就是如果限制那麼嚴格，就根本不能有人操作這些輻射的設備了，因為「線性無閾模型」假設畢竟只是「假設」，我們必須在這個未被證明的風險，與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做出平衡的選擇，這稱為「合理抑低（as low, as reasonable, achievable）」原則。

部份反核人士經常高唱「輻射沒有安全劑量」這種說法，直接把「假設」當成定論，是對「線性無閾模型」假設與「合理抑低原則」的曲解；但若如「以核養綠公投」提案人黃士修說「喝100公升水會撐死，不代表喝1公升水會撐死的機率是1%」這種例子，也是曲解，人一口氣喝100公升水、101公升、200公升，或者90公升的水，都會撐死，機率大概都是100%，並不像100毫西弗以上的罹癌機率是一個有斜率的線性關係，而人喝1公升水不會撐死，這個根本不需要「假設」。

這些科學的假設，其實幫不了哪邊的人，當黃士修引用如「深澳電廠運轉15年增加5百多人死亡」這種健康風險評估的數據，說如果用核電取代燃煤，這些人就不會死，救了多少人，這也是有問題的，可能的核災與核廢料造成的低劑量輻射，各種型態曝露所造成的死亡，固然不能直接用高劑量的線性帶入計算，但也不能視其為不存在，否則也無需對輻射「合理抑低」了。

「只要有適當的處置就可以大幅降低輻射傷害」，對於支持核能的人來說，是不是應該大力強調「適當的處置」，而非淡化「輻射的傷害」，這樣才更據說服性一點呢？

回到周福貴告訴我們的「處置」和「傷害」的實情上。

「檢整」的真相

當年，進入貯存場的廢料桶最高表面輻射劑量率是每小時20毫西弗，換句話說，只要抱著桶子5個小時，就會脫離「線性無閾模型」的「假設」，漸漸進入有科學證據可證明會增加罹癌機率100毫西弗以上的範圍，不過的到了檢整結束當時的2012年，依各核種的不同，又經過了幾個不同的半衰期，輻射劑量的實質是什麼樣子的？

2011年4月6號，檢整期間，周福貴在1天之中，在貯存場中隨意走動，用輻射偵測器測到了最少有10個桶子，表面的輻射劑量率在2毫西弗以上：

當然，不會有人抱著一個表面輻射劑量率2毫西弗桶子50個小時的，但，如果是在下圖這樣的環境工作，長達4年以上的時間呢？

周福貴攝，左上角圖為台電公佈、隔著鉛玻璃的「標準作業」示範。

拿出這張照片給我看的時候，周福貴反覆頌念著他們教給他的輻防三原則：「時間、距離、屏蔽」。我久久說不出話來，輻射劑量、罹癌風險，我不會算，真的不會。而最終周福貴得用生命（也不能）證明…

蘭嶼核廢料檢整，總共有144人參與，島上達悟族人佔半數以上，算算甚至已近成年男性的一成，就我所知，已有4人，周福貴外，還包括一位也提供資料的朋友，在壯年過世，我沒有證據，不製造無端恐懼，不知道與檢整、核廢料有關無關，但是，恐懼，是否真的無本？

2012年4月25號，跟著當時原能會物料管理局局長邱賜聰帶的隊伍，我再次踏進了蘭嶼儲存場，四處測量（當然）輻射都沒有超標，我向儲存場場長（經理）池國泰要求「開棺驗屍」，周福貴拍的照片，有紀錄下桶子的編號，可以查對，此外，其餘10萬桶低階核廢料的實際輻射劑量，需要有一個客觀的紀錄，但是，當然池國泰拒絕了。

我得強調，就核廢料桶的表面輻射劑量率數據來說，周福貴的資料，說不上爆了什麼料，因為從原能會當年移入儲存場的表面輻射劑量率上限（每小時20毫西弗），加上「鈷60」、「銫137」等核種半衰期的推算，照片中的劑量，都沒有超標，也就是，它們都是「低階核廢料」合理、合法的實情。

必須一起面對的事

蘭嶼核廢料的遷出，固然是歷史正義恢復的必然，但一想到這件事，仍讓人憂心不已。再一次的檢整、移動、運送、遷入的過程，在一整個黑幕下，這個以10年計的過程，又會發生多少事情？更不用說未來3座核電廠除役，將面對動輒百萬桶以上的「低階」核廢料和用過燃料棒的問題。

理論上，只要掌握「時間、距離、屏蔽」三要素，核廢料的傷害的確可以有效控制，問題在於自然條件與人為因素讓人難以相信，也需要更多核工外的專業、資訊的透明，以及居民與社會的介入，在這些方面，我們有太多的未知，有的是科學的界線、有的是人為的遮掩，有的是各種的偏見和扭曲，這些都是不管廢不廢核都必須面對的。

最後，有幾句話想對周福貴說：

其實我一直蠻介意當年沒能把你的名字，寫進我的報導裡這件事情的，我知道，從當年在「試檢整」階段，就參與台電這個舉世創舉的工作，一直到檢整最後階段，勇敢地站出來，揭露弊端，以及許許多多蘭嶼儲存場不為人知的面貌，各階段來自方方面面，包括台電、包商永樂公司，還有族人、家人的各種不諒解，所帶給你的壓力，但無論如何，你已經對蘭嶼、對達悟族人，乃至我們這個充滿惡意的大島，做了很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