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訪Tamansari。(攝影：王子豪)
焦點事件記者王子豪、孫窮理報導
第一次來到Tamansari時，已經是晚上了。
那一天下午，我們在萬隆，前去拜訪印尼最大，也是最早的環保團體WALHI西爪哇分部。採訪過程中，忙碌的負責人達丹（Dadan Ramdan Hardja）不時要接電話或是招呼其他來訪者。幫忙作英文翻譯的印尼環境論壇（Wahana Lingkungan Hidup Indonesia，WALHI）志工多迪（Dody Alfajr）問我們，有什麼想去的地方嗎？在閒聊間，他提及了一個正在面臨拆遷的聚落，Tamansari，那就去看看吧！
夜訪Tamansari
對WALHI的採訪結束後，已經是傍晚了。多迪一邊打了幾通電話，一邊向我們說明，要帶外人進去，最好還是先向居民打聲招呼。WALHI的成員買了一些點心回來請我們吃。原本不能理解，明明天色漸暗，為什麼不快出發？後來多迪向我們解釋道，因為快到「Maghrib」，伊斯蘭日落時的禮拜時間。多迪試著向不是穆斯林的我們解釋，他認為Maghrib是日夜交替的時刻，會有很多「精靈」出沒，他盡量不會在這個時刻待在室外。
「Maghrib」結束後，一個WALHI成員順路開車送我們到Tamansari附近，一個大型商場外的圓環。在不熟悉的都市地貌規劃中，不知所措地跟隨著多迪直直地穿越了一條車來車往的大馬路，順著商場繞了半弧，鑽進了一條下坡小道。經過三五成聚的小販後，直立眼前的是一間簡素藍綠色的清真寺，Masjid Al Islam，方方正正，除了鐵皮往外搭建的兩遮外，沒有更多的裝飾。
多迪向坐在Masjid外面的幾個男人打了個招呼後，領著我們繼續往裡頭鑽。逆著Masjid又繞了半圈，終於鑽進了Tamansari的小巷弄間。
轉過兩個巷口，多迪帶我們到了一間轉角上三坪左右的房間。後細長的空間裡堆放了些雜物，門口內則擺了張床墊，三個年輕人，兩個男孩一個女孩Mega在那兒抽菸聊天。幫忙翻譯了一整個下午的多迪愜意地窩上床墊的一隅滑起了手機，三個年輕人中Mega的英文稍好，但也沒特別精通，硬生生地開始介紹起Tamansari，卻也和我們漸漸地互相熟悉彼此的英語。
Tamansari是這附近一大片的區名，只是在拆遷議題的語境下，現在大家講Tamansari便是特指這一個正面臨拆遷的聚落，經歷過陳情與抗議，市政府卻仍然在幾個禮拜前來拆掉了大半的房子。更早已前，其實附近是有更多這個樣子的聚落的，隨著都市化的發展，一個接著一個的被拆遷、改建。
現在輪到Feru他們生活的聚落了。
居民帶我們參訪Tamansari，經過尚存房屋間的小巷弄。(攝影：王子豪)
「沒有貧民窟的城市」
亞投行成立於2014年，是一個由世界各國出資、中國主導的「國際開發金融機構（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MDBs）」參見條目：〈什麼是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
Tamansari現在面臨的，是一個由世界銀行（World Bank,WB）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簡稱「亞投行」）」聯合資助的「貧民窟升級」計畫，印尼文叫作「Kota tanpa kumuh」，意思是「沒有貧民窟的城市」，印尼人依字首簡稱為「KOTAKU」。
這個從2015到2019年的計劃，由印尼政府提供大部分的13億美元融資，WB和AIIB各提供2.165億美元融資，這也是世界銀行與亞投行首次的聯合融資項目。
根據WB的報導，印尼（總人口約2.4億）約有2,900萬人生存在「貧民窟」裡，其中1,100萬人缺乏衛生設施，900萬人無法取得安全的用水，貧困的人口從私有水系統取得用水的費用，是公共供水系統的10到30倍（參考）；也因此，Jokowi政府提出「100%飲用水、0貧民窟、100%衛生設施」的目標。
這聽起很不錯，有什麼問題嗎？
印尼的人權組織ELSAM（Lembaga Studi dan Advokasi Masyarakat，英文為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Advocacy，政策與宣傳研究所）的一份報告，點出了一些問題，ELSAM說，JOTAKU計劃諮商的過程，沒有能符合WB或AIIB的要求。
2016/1的諮商會議，成員組成多以政府官員為主，民間參與不足，3個小時會議後，關門做出結論。在2015年時，KOTAKU計劃，的社會和環境衝擊被列為「A」級，被認為要做更詳盡的環境和社會分析，但在2016年時，被列為「B」級，變成只有簡短的分析。
加上佐科威政府基於各種大型建設的需要，修改環評和徵收的法律，例如，縮短對被徵地地主意見表達的時間、讓基於私人利益的目的，也可以徵收土地，遭遇到衝突的時候，開發單位只要把補償金提存到法院，就算補償的程序已經走完，在法院還沒有判決的時候，就可以繼續徵地、將地主驅逐。
在環評制度上，也是一樣，影響大的案子，公眾只有10天可以表達意見，影響小的，只有3天，而且在環評還沒有通過的情形下，開發單位就可以進行開發。2016年，佐科威更修改法規，縮減了環評的程序、減少對於森林砍伐及環境破壞的評估時間，環評過程，也缺乏有意義的諮詢機制。
在徵收區中的農民，大多屬於沒有土地所有權的無地農民，在計劃裡，也缺乏對於這些無地農的安置和補償的機制，在這種情況下，ELSAM擔心，將引發農民與特別是中國工人之間種族的衝突，在報告裡，ELSAM也注意到了經濟上的補償機制，最後都回到男性身上，對女性受到的非物質性損失，則缺乏補償的機制。
此外，ELSAM更指出，KOTAKU計劃是「Urban PNPM（PNPM,Program Nasional Pemberdayaan Masyarakat，國家社區賦權計劃）」的延伸，在PNPM執行的過程，發現了非常多的問題，金援3,570個計劃中，只有128個計劃合法結案，這種問題不解決，ELSAM擔心，「KOTAKU」將造成更多貪腐的問題。
ELSAM認為，印尼的國家保障系統（country system safeguard,CSS）非常脆弱又沒有品質，不符合WB或AIIB的規範。
世銀貸款對環境社會的衝擊與調整
關於世界銀行貸款的基礎建設，造成環境與社會衝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90年代，由世界銀行支持的印度納瑪達河（Narmada River）數千座水壩和數十座電廠，以及一條全球最大的人工運河計劃；其中光撒多撒羅瓦大壩（Sardar Sarovar Dam），就要造成12萬6千人遷離棲地，整個計劃估計有上千萬人將受到結構性的影響。
1990年代，印度受到納瑪達河大壩威脅的居民，在淹沒區，以「自溺」的方式，進行抗爭。
1991年，從印度開始，透過在地的抗爭，發展到全球的串聯，迫使世界銀行不得不正視開發所造成的衝擊，1992年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最後調查報告指出，受害戶的遷移與更生目標不可能實現，預估效益也不切實際，嚴厲批判這項計劃「充滿缺陷」，終於使得世界銀行在1993年3月，宣佈終止對印度的貸款。
「納瑪達計劃」是WB撤除已經通過的開發計劃貸款的首例，也是從在地到全球NGO的一個重大勝利，1994年9月，全球2,000個NGO在印度馬尼貝里村（Manibeli）發表〈馬尼貝里宣言〉，向更多世銀貸款的水壩項目提出挑戰。
批判WB在當時已貸款500億美元，在全球92個國家興建的500多座大壩，已迫使1,000萬人流離失所，在強制興建水壩的過程，WB對各種任意逮捕、毆打、強姦和平示威者的事件視若無睹。並指控WB以秘密和不負責的方式，推動這些計劃，而不考慮符合環境及社會成本的其他方案。
在環保與在地團體的抗爭下，2008年，政府仍執意開始了雲林湖山水庫的興建，當時執政的民進黨並承諾湖山水庫將是「台灣最後一座水庫」，而在民進黨於2016年上台後，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卻使得新北市雙溪水庫的計畫，重新啟動，也使反水庫運動再度串連起來。〈情義相挺 命運共同 雙溪匯流處 那些反水庫的人〉
1997年，再在巴西庫里替巴（Curitiba）聚會，也發表了〈庫里替巴宣言〉，除了確認〈馬尼貝里宣言〉的原則外，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小農、工人、漁民、原住民族…向世界銀行等國際信貸機構以及開發大壩的跨國資本、顧問公司宣戰，除了反水壩，也提出「拆壩」的訴求。
「納瑪達計劃」的失敗，給予世界銀行很大的衝擊，除了在1992年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外，也著手一系列組織內部的改革，避免它所支持的開發案造成的衝擊，1997年，這些零散的保障政策，被匯總為「保障政策（safeguard policy）」，2016年，世界銀行通過「環境暨社會框架（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ESF）」，並於2018年10月，正式推出。
從「納瑪達計劃」的失敗，到「環境暨社會框架」的付諸實現，世界銀行足足走了25年，不過現在的變數，是新興的資本輸出大國興起，新的投資銀行，如亞投行，或者中國開發銀行、金磚國銀行的出現。
基於對世界銀行過去透過貸款，要求承貸國進行「結構調整計劃（
不過，在開發過程中間可能產生的種種環境、社會的衝擊，這些說起來，也算是承貸國的「內政」，在亞投行和世界銀行這個全球第一起合作的案例裡，亞投行則只是很簡單地回應，將會採取世界銀行的標準。
被夷平的空地上，擺上了長凳，成了居民的聚會所。(攝影：王子豪)
貧民窟，誰說了算？
Feru指向我們進來時繞過的大商場說，那邊原本也是個聚落的，幾年前，政府說要拆掉舊聚落，要蓋公共建設和公共住宅，但你看，最後卻蓋了一個商場。
一如我們在很多其它地方所見到的，住在Tamansari的人，大多從事低階或是不穩定的工作，在Tamansari解決了住的問題，收入還足以應付其它生活所需。但若搬離這裡，連租房子都成問題。更何況許多人的工作都有地緣性，離開後是否能維持現在的工作，更是許多人所擔心的事。
當然更重要的是，Feru他們並不覺得現在的居住環境有什麼問題，更何況許多人在此生活了一輩子，與附近的鄰居，與這片土地，是有不願斷離的人際關係以及家的情感。
在Feru與Mega介紹的過程中，不時有路過的鄰居或好友探頭進來打招呼，或是坐進來一起聊天。
介紹到一個段落後，居民們帶我們去參觀他們的社區，剩下的社區。
「你要上去看看嗎？視野比較好。」Feru問我「這間曾經是我祖父的房子。政府給了他幾百萬（約台幣幾千塊）便要他離開，完全不管他離開之後，還能住在什麼地方」。
我們站在被搗毀一半的Feru祖父家二樓，望下腳下，只剩零星幾棟房子佇立在一大片整地中的土地上。多迪說，他以前在附近念大學，「那個時候我很常經過這裡，穿梭在小巷弄間。」他指著光禿禿的荒地這樣說，接著看向那座五光十色的橋「先是那座橋，然後是商場，現在是Tamansari。接下來，或許就是那邊了吧！」他指向隔著一條小河的對岸聚落說道。
「KOTAKU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長期關注萬隆都市發展的Ari解釋，「什麼是『貧民窟』？根本沒有標準。市政府說了算」。在Tamansari來看，確實是如此。無論是從尚存的房子，或是從拆掉一半的屋子來看，即使先不定義「貧民窟」，Tamansari的房屋狀態實在說不上糟。甚至不用和網路上其他國家的典型貧民窟的照片比較，光是在印尼，我們就見過更多更多物質條件更差的居住群落了。
對於小河對岸的聚落，Ari並不完全同意多迪的猜想「至少我目前沒有聽聞那邊要拆遷的消息，或許還沒有那麼快。」但這反而才是萬隆市政府最大的問題，Ari說，不只是這邊的居民會問「為什麼是拆我們家？我們之後怎麼辦？」，從都市發展的角度來說，也要問市政府，為什麼要拆這邊？拆這邊要做什麼？整個都市更新的想像是什麼？「市政府根本沒有完整的規畫。」Ari認為，Tamansari的拆遷，或許就只是因為旁邊蓋了商場，讓這塊土地有了開發商機。
Ari說，市政府根本沒錢做那麼多的建設，所以只要有人想出錢開發，政府就全力配合。「所以Tamansari的朋友們才會這麼生氣，」Ari說「先是污名化他們是『貧民窟』，但整個計畫卻根本沒有要解決『貧民窟』的問題，完全不管他們離開這裡後的生活。拆掉Tamansari後這塊土地要做什麼也說不清楚，之前那邊說要蓋社會住宅，最後卻蓋了一座商場就是最好的前例」。
對美國開發總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來說，Kotaku代表著貧民生活的改善，然而類似這樣由國際貸款支持的大規模的建設，需要檢視的地方，還非常多。(圖片來源：USAID Indonisia)
在我們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了更多居民。被夷為平地的空地上，擺上了長凳，成為社區的聚會所。與朋友合創品牌製作衣服的Eva拉著我們聊起社區反拆遷的事。「台灣也有這樣的事嗎？」Eva問道。
有的，在彼此有限的英語能力下，我們談到了遭到迫遷的大埔，和華光社區還有正在面臨迫遷問題的大觀社區。當我看到影片，一位Tamansari的居民在市政府前陳情時，卻被警察圍起來打到頭破血流感到心驚時，他們則對華光社區的聲援者被判刑、台灣警察會偷扭手指的小動作露出驚駭的表情。
一個阿姨煮了一大盆泡麵擱在長凳上，擺上幾副碗筷，幾瓶杯水，一壺咖啡。再過兩天就是Ramadan，伊斯蘭的齋戒月，穆斯林們透過齋戒體驗窮人的生活，並反省自身。我問May，這間Masjid Al Islam也會被拆遷嗎？May笑笑著說，等到附近都沒有居民的時候，政府會幫祂搬到更好的地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