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蜜、血汗與戰爭：帝國烽火下的糖鐵南北線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西港糖鐵保存近況

在諸端保存的奔走下，台南西港的糖鐵及旗站^2211-001，現在還沒有拆，不過這是暫時的狀況，台南市政府提出外環道路^2211-002與糖鐵共存的方案，還在跟「堀仔頭小森林」等保存團體與居民協商，台南市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科長鍾南豪說，道路不可能為了糖鐵繞路，否則就要變更都市計畫，在這個前提下，所謂的「共存」方案，是在既有的道路計畫範圍內，改變路和人行道的配置，讓未來鐵路可以座落在人行道上、旗站則「易地保存」。

簡單說，無論方案是什麼、將來如何蓋回來，鐵路和旗站都還是要拆；最讓保存團體憤怒的，是台南市政府一面跟居民「溝通」，卻一面在做「招標」的動作，去年（2017）12月28號，在居民幾度的抗議下，在三度流標後，工務局還是成功地把兩個標的其中一個（南段）標了出去，接下來，「蓋」會怎麼蓋不知道，但是「拆」，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糖鐵西港線，屬於「糖鐵南北平行預備線」的一段，去年10月份，在兩度提報市府，都決議「不列冊追蹤」之後，保存團體發動跨8縣市，針對整個北起台中車站後站，南到高雄市籬仔內站，整個「糖鐵南北線」提報，這個動作，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條「跨縣市」，以及前年（2016）7月27日新版第4條「系統性」文資問題，過去中央和地方都沒有處理過，現在文化部也正進行跨部會、跨縣市的討論，商量保存之道，不過，中央的這個動作，頂多只是讓地方的動作緩了一緩，對眼前的情勢，已經起不了作用。

從二林蔗農事件說起：殖民體制下的「自由農」

什麼是「糖鐵南北線」？

簡單地說，這是一條把台灣西部各區的糖業鐵路串接起來，南北縱貫的糖業鐵路，它產生的背景，是1950年代的冷戰時期，為了避免台灣西部唯一一條動脈「台鐵縱貫線」，因為戰爭等因素而中斷時，有第二條南北運輸的管道。這使其超越了「糖業」的格局，而被賦予更大的「戰備」與「交通」的意義，就好像1922年建成，北起竹南，南到彰化的「海線鐵路」，「南北線」可以視為台灣南部的「海線」，它所綿延的距離達263.6公里，較僅90.2公里長的海線鐵路，規模更大。

不過，僅是如此的描述，不足以說明「南北線」在1950年代出現的時代性價值，我們得從台灣糖業，與糖業輻射出來政治、文化的歷史，看待這個重要的地景；一條可以跨越各縣市的糖業鐵路，它的重要性在哪裡？我想從「二林蔗農事件」開始談起。

1925年10月22號，彰化二林地區不滿「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林糖）」的甘蔗收購價格，彰化二林農民阻止會社採收，與警方發生衝突。警察一度揮舞佩刀威脅，但後來農民以石塊、蔗桿反擊，並將警察配劍搶走；第二天，警方包圍「二林農民組合」理事長、「台灣文化協會」理事兼二林支部長、醫師李應章的診所，除李應章外，當天共逮捕93人，39人被起訴。

和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抗爭，警察強力介入這些故事很像，二林蔗農事件，最終也從一場抗爭，變成司法的形式。

事件發生後，震動了當時日本左派政治運動勃興的日本國內，1927年3月，「日本勞動總同盟2042-003」派出律師，也同時是社會運動者的麻生久^2042-002與布施辰治^2042-001來台為農民辯論^2042-004，二林事件的被告，被控的罪名，也都很「現代」：第一，是破壞社會秩序的「騷擾罪」（當時日本《刑法》第106條），第二，是「業務妨害罪」（第233、234條），以及「公務執行妨害罪」（95條）。

被指為首謀的李應章，當天並不在場；他在1925年成立台灣第一個「二林農民組合」，透過演講、寫作歌曲，鼓動農民對「會社」的不滿，事件發生後，農民從警察手中奪下的佩刀，也是送到他的診所裡面去，因此，檢察官以「騷擾罪」和「業務妨害罪」，求刑5年。

法庭辯論內容，讓人不感到陌生，麻生久認為，阻止收割，是農民與「會社」之間議價的正當行為，如果這也被當犯罪，那所有私人間的爭議（像是勞資爭議），不都是犯罪了嗎？麻生久說，警察拔刀的行為明顯不當，他們如此維護「會社」的利益，更大有問題；「凡稱公務是要有帶國家的性質，然警官拔劍保護『會社』也是公務嗎？」^2042-007。

之後，李應章被判刑8個月^2042-009，總共25人被判刑3個月到1年不等；事件後，農民運動延燒全島，各地「農民組合」紛紛成立，到1926年9月，由簡吉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成立…^2042-008

蔗農與「會社」間的拉扯

糖業，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給台灣編派的一個任務，也同時是日本大財團，從對農民的剝削上，獲取巨大利潤的來源。

不過，從「二林蔗農事件」種種「現代」的形式，可以看出，農民是「自由」的身份，並非處於奴隸的地位，他們擁有土地，具有「議價」的選擇權。而糖業資本與殖民政府，也並非單單使用武力鎮壓，而是透過各種國家政策，使得這些「自由」的農民，不得不就範。

既然有「議價」能力，就有「議價」的籌碼，1925年，讓二林農民感到憤怒的起點，是他們和鄰近的明治製糖（明糖，溪湖製糖所）比較，「林糖」的收購價格比「明糖」低，由「會社」壟斷的肥料的價格又比「明糖」高；而甘蔗過磅時的斤兩，全由「會社」決定，在「甘蔗給『會社』磅」的過程中，農民再受一層剝削。

在甘蔗採收的季節，「會社」甚至連收購的價格都不會公佈，理由一堆，說要以各「會社」，及世界的糖價作參考評定價格、兩期調查的過程很複雜，等到調查完，甘蔗的採收期就過去了；「林糖」的肥料比人家貴，是因為我們的肥料比人家好，說秤有問題，但是這些秤都是官秤…等等。

而農民的訴求，則是：收割前要公佈收購價格、肥料可以由蔗農自由選購、「會社」要跟蔗農協定價格、過磅時，要會同蔗農代表共同監督，以及「會社」要公佈肥料分析表…等等。從這些訴求，我們大概可以了解，麻生久所主張的農民阻止「會社」收割是一個「議價」爭議的正常行為、是一個談判的手段的意思了。

當然，事情比較複雜的，是10月22號當天，農民阻擋的，是同意讓「會社」收割的農民（謝才）的蔗田；為了打壓農民的議價能力，「會社」採取的手法，是拉攏部份的農民，提供「會社」原料，同時也透過各種手法圈地，以雇工的方式栽植甘蔗，面對這種手段，農民也不能不採取更集體的方式，才能夠跟「會社」取得較平等的議價關係，因此，類似「農民組合」，可以組織農民集體議價的組織，就顯得非常重要。

二林事件爭議的範圍，還僅止於農民與個別「會社」的爭議，沒有碰到一個更根本的政策問題，既然「明糖」的價錢比較好，把甘蔗賣給他們就好了嘛，為什麼不行？

這就是重點了。

「原料採取區域制」與日本大資本壟斷性的糖業政策

早在1905年，總督府頒佈《糖業取締規則》，設定了「原料採取區域制」，農民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是不可以把原料運出區域外，跟其他的「會社」做生意的；也就是說，甘蔗的買賣，並不是一個「自由市場」，在全台灣被分區切割下的數十個「原料採取區」裡，「會社」做的是獨門生意，農民也就沒有辦法討價還價，這是殖民政府為財團剝削農民而定下的遊戲規則，限制了農民的「議價」能力。

當時，二林地區屬於「林糖」溪州糖廠的「原料採取區」，在這個區域，農民只能把甘蔗賣給「林糖」，也只能向「林糖」購買肥料，這構成了各「會社」對農民的壟斷利益。

在1905年這一年之前，日本資本對台灣糖業的發展，是採取觀望的態度的，台灣的親日資本，包括打狗（高雄）陳中和^2042-011、台南王雪農及台北林本源^2042-012及辜顯榮^2042-013先投入糖業生產，總督府在1902年頒佈《糖業獎勵規則》，陸續進行淘汰以獸力推動的「舊式糖廍」、發展機器推動的「新式糖廍」，再淘汰「新式糖廍」，發展大型的「新式糖廠」；1905年的《糖業取締規則》下，對糖廠的設立採取「許可制」，再訂定「原料採取區域」，確定了糖資本壟斷性發展的遊戲規則。

1905年的重大事件，是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一個飽受西方殖民威脅的的東方國家，戰勝一個「西方列強」，給予日本資本海外輸出的龐大動力，除了早在1900年，就在台灣插旗，建立「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台糖）」的三井財團之外，三菱財團設立的「明治製糖（明糖）」、以及藤山雷太家族的「大日本製糖（日糖）」開始大張旗鼓地動起來，日本資本更透過增資的方式，將王雪農的「鹽水港製糖（鹽糖）」奪走^2042-006。

1910年，總督府頒佈〈製糖能力限制令〉，將資本集中的「新式糖廠」外，糖業生產的形式排除，創造大資本壟斷的條件；1911年，從列強手中收回關稅自主權^2042-005後，日本更建立「關稅壁壘」，保護台灣的糖業資本：廢除台灣糖的輸出稅，並提高如荷屬爪哇等低價外國糖的進口稅，並以補助、融資等方式鼓勵台灣糖業的發展，台糖、明糖、日糖、鹽糖四大日本資本壟斷的形勢，於是漸漸成型。

第一次大戰（1914-1918）以及戰後的「大繁榮」期間，各項經濟物資價格暴漲，造成糖業資本快速發展的機會，但隨著戰爭結束，全球糖價大跌，糖業資本的危機也就跟著發生，不過「經濟危機」，對資本的邏輯來說，卻是更大規模壟斷的契機。

「二林事件」發生後的隔年，1927年，「林本源製糖」被「鹽糖」收購，這一年，爆發對台、日衝擊極大，甚至可視為二次大戰導火線之一的金融風暴，台灣壟斷樟腦專賣、在一戰中大發戰爭財的「鈴木商店」倒閉，連帶使大量（七成）貸款依賴「鈴木商店」的台灣銀行停業、差一點也跟著倒閉，趁著金融危機，四大資本將早期投入台灣糖業的日本糖商資本經營的「會社」也一一合併；到了太平洋戰爭前夕（1942），陳中和家族的新興製糖被「台糖」合併，全台糖業除四大資本外，再也看不到其他資本的空間。

二次戰後，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日產，1945年11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台灣糖業監理委員會」，1946年5月，「台糖公司」在上海成立，接手由監理委員會改組的「接收委員會」以四大資本為區分的四大分區，將台灣糖業整合進單一國營資本壟斷下，1950年，韓戰爆發，在美國的扶持下，以接收日產建立的國營壟斷資本為基礎，從輕工業到重化工業，台灣扮演圍堵共產勢力的軍事前線，以及美、日資本代工基地的任務，50到60年代，撐起日本殖民經濟的台灣糖業，依然扮演關鍵的角色。

糖業帝國主義的血管：糖業鐵路

現在，我們來看看台灣糖業鐵路與「南北線」。

糖鐵的建設，是日本考察夏威夷茂宜島（Maui）上的糖業鐵路「Kahului Railroad」而來的，與「Kahului Railroad」914mm的軌距不同，台灣糖鐵採取762mm的軌距^2211-100。

夏威夷在1795年，由卡美哈梅哈一世（Kamehameha I）統一完成建國，成立夏威夷王國，但帝國主義殖民者從來不曾放棄過這塊土地，英國和法國都先後宣稱過擁有它的主權；1893年，美國糖業資本家發動政變，在美國以「保障本國產業」為由派兵支援下，推翻了利留卡拉尼女王（Queen Liliuokalani），短暫地建立了一個「夏威夷共和國」，1898年併入美國（參考）。

在此之前，日本移民進入夏威夷的數量，是遠遠大於美國的，在美國併吞夏威夷的過程中，一度引起美日間的緊張，這段時間，剛好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1895）與日俄戰爭（1905）之間，日本西線開戰之於，無暇東顧，當時的日本，也沒有能力與美國一戰，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塊肥肉進了美國人的嘴裡，不過在較台灣發展得更早的夏威夷工業化製糖經驗，日本人是參與其中，並將它們帶到台灣，這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殖民地上來的。

不僅是糖鐵，日本也將夏威夷的「玫瑰竹蔗」種引進台灣，1920年代之前，高大的「玫瑰竹蔗」種甘蔗幾乎取代了台灣原本的蔗種，後來由於傳染病等因素，才開發新的蔗種取代；糖鐵與糖業是跨越國界與時空，帝國主義殖民經濟的一個象徵物。

在台灣，從1907年，「台糖」高雄的橋仔頭糖廠開始鋪設，除了作為糖業的運輸外，1909年「鹽糖」的「新營到岸內」，也就是後來被稱為「布袋線」的這一段，也兼營客運，成為最早的「輕軌」客運的源頭。

若以日本時代各糖業資本與「原料區」分區壟斷的狀況來看，糖鐵分屬不同資本所建設，用以運輸「原料區」內的原料，因此，在各原料區中，呈現一個網狀的結構，但甘蔗本來就不能跨區運送，糖鐵也就沒有跨出「原料區」建設的需要；我們可以下圖，大約是日本時代「鹽水港庄」範圍內的糖廠和糖鐵來看：

在這個區域內，共有五座糖廠，其中蕭壠（佳里）、總爺（麻豆）兩座糖廠屬於「蕭壠原料區」，為「明糖」所有；而烏樹林糖廠及「原料區」也是「明糖」的，夾在中間的「岸內原料區」則屬於「鹽糖」的新營總廠和岸內（鹽水）糖廠，在這三個「原料區」內，「明糖」和「鹽糖」各自蓋各自的鐵路，互相沒有關係。

基本上，糖鐵在各「原料區」內，成網狀分佈，而上圖中，另以紅色標示，縱貫這個區域的，就是將不同「原料區」內糖鐵串接起來的「南北平行預備線」；縱貫各資本所屬「原料區」的這條鐵路，要做什麼？這已經不能完全從糖廠或者糖業生產的角度來看，它是戰爭的產物。

從「公用線」到「南北線」：帝國主義下的經濟與戰爭

1942年，日軍終究還是攻擊了夏威夷（歐胡島上的珍珠港），這個在四十多年前，他們無力取得的殖民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西部唯一一條南北的大幹線就是台鐵的縱貫線，如果給美軍轟炸一斷掉，整個南北的運輸就要出問題，為了戰略上的需求，日本政府於是開始規劃，在既有的糖鐵基礎上，串連出一條與台鐵縱貫線平行的「公用線」出來（參見洪致文〈大驚！原來糖鐵南北線的想法是日本時代就搞出來的~ 〉）。

不過，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要把未必是總督府可以管制、相互之間又競爭激烈的四大資本整合起來，談何容易，直至二戰結束，這條「公用線」是否曾貫通過，已經甚難考證；這項任務，要留待緊接著進入另一個戰爭體制的國民政府來完成。

在台灣與中國軍事對立、戰雲密佈的氣氛下，基於與日本殖民政府同樣的問題意識，國民政府完成了作為台鐵縱貫線戰備的「南北線」；在全盛時期的南北線，北起台中後站，南至高雄籬仔內，全長263.6公里，可以說是繼台鐵竹南到彰化的縱貫線「海線」之外，一條台灣南部的「海線鐵路」。

糖鐵「南北線」將零散分佈在各「原料區」的糖鐵串連成一條南北的大動脈，使糖鐵進入了最輝煌的時期，它的出現，也象徵著日本殖民時期，緊緊壓在農民身上的四大糖業資本與「原料採取區域制」的終結，糖業進入單一國家資本：台糖公司壟斷的歷史新階段，也標示著戰爭與資本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回到「二林蔗農事件」的1925年，也就是大正14年，隔年，大正天皇逝世，結束日本史上特異的「民主」時期，而這段時間，受到「內地」政治氣氛影響下的台灣，總督府也在「內地延長主義」政策下，在台灣實施著較溫和的統治政策，引入了部份「民主」與「法治」的制度。

從「二林事件」審判的過程，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氣氛，和今天社會運動與警察、司法，以及國家、資本的拉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些論者以為，這是殖民政府在台灣推動「法治」的一個徵象；不過，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法治」對壟斷資本對農民的剝削是起不了作用的。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較西方國家「後進」的日本（殖民）政府，利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大力扶植壟斷資本，從台灣的糖業政策、日本的關稅保護措施，乃至為壟斷資本服務的警察和司法，都可以看到這個「民主法治」體系的本質，當然，也照見了我們今天「民主法治」的本質；而這樣的體制，更加阻擋不了進入1930年代之後，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隨著戰爭機器的快速茁壯，日本國內，到殖民地台灣的高壓統治，隨著戰爭的需求，很快地取代了「大正」時期的開明，統治者輕易地回收了「民主法治」。

我們看到，貫穿其中的「戰爭」：1895的甲午戰爭、1905的日俄戰爭、1914到1918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31年的滿州事件、1937的侵華戰爭、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一直到1945到1949的國共內戰，與1950到1952年的韓戰，以及之後的「冷戰」，壟斷資本的發達與資源掠奪，與「戰爭」始終是密不可分的。

1935年，總督府舉辦的「台灣始政40週年博覽會」上，於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旁設立「糖業館」，入口處寫著「糖業是台灣文化之母」；台灣文化的母親是什麼長相呢？當時台灣糖產量居世界第四位，砂糖出口僅次於在美國大資本勢力下的古巴，以及作為荷蘭殖民地的爪哇，為世界第三。事實上，無論就自然或社會條件來看，台灣與這些地區相比，尚有許多先天不足的地方，是帝國主義戰爭下，貿易、產業政策相伴的作用，從台灣農民的身上，榨出血汗，創造糖業的奇蹟，使台灣擠身於帝國們的「流著糖與蜜」島嶼之林。

而台灣的這些友伴們：用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話說，是「強大的敵人們」，又無一不是從帝國的烽火試煉中走過百年，直至今天。

重尋荒煙漫草間的糖鐵南北線

現代性的神話之一，就在於它採取與過去完全一刀兩斷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將世界視為白板（tabula rasa），並且在完全不指涉過去的狀況下，將新事物銘刻在上面，如果在銘刻的過程中，發現有過去橫阻期間，便將過去的一切予以抹滅。因此，不管現代性是否以溫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現，還是將帶來革命、創傷與獨裁，它總是與「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有關。

這是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一書開頭的一段話；套用在今天西港糖鐵與「南北線」所面對的處境，實在再貼切不過；追逐者一個現代都市發展的想像，市政府的推土機逼向每一吋與「過去」連結的記憶；「溫和而民主」的方式，是將他們變化成現代地景旁，供人賞玩的標本，「共存」方案也就成為「創造性的破壞」。

重尋掩沒於荒煙漫草間的「南北線」，鏽蝕的軌道上，殘留著國家想要磨除的，過去的痕跡，而它，刻劃著今天我們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