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1995年，由韓國導演樸光洙執導的劇情片《美麗青年全泰壹》劇照。
47年前的今天，1970年11月13號，首爾清溪川畔的平和市場，22歲的成衣工人及組織者全泰壹，手持韓國《勞動基準法》自焚，星星之火，點燃了現代韓國工運的火燄。全泰壹生前的感嘆「可惜我生前沒有認識一個大學生」 ，引起了韓國知識份子的內疚和震撼，投入工運的組織工作。
全泰壹之前韓國工運的風火
但他自己不是不懂勞動法的，目睹當時在韓國平和市場成衣工廠的女工，在沒有窗戶及通風設備、佈滿粉塵的狹小廠房裡，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生了病只能接受被解僱的命運，全泰壹投入工人的組織與調查工作、研讀勞動法，向當局提出檢舉，但是都石沉大海，他自己被趕出平和市場。
在日記裡，只能不斷反覆寫著「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最後，他選擇了把《勞基法》和他自己一起投入火焰中焚毀，烈焰中，仍然高喊著「遵守《勞基法》！」。
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在1970年，台灣制定《勞基法》（1984）的14年之前，韓國已經有了《勞基法》？
全泰壹啟蒙了他之後的韓國工運，那麼在他之前呢？韓國的工運更加壯烈。
最早，在日本殖民時代，跟台灣一樣，因為戰爭所需的工業，創造了韓國的工人階級，而韓國工運從1920年代就興起，1929年從元山石油工人，到運輸、碼頭…工人的加入，為期三個月的「元山總罷工」，從經濟上的「八小時工作」、「自由組織工會」，到政治上的「反殖民」，韓國工人階級的力量，猛烈地衝擊著日本殖民政府。
進入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氣燄高張，漸漸地從日本本土，到它的殖民地韓國、台灣，對於工人運動與左翼力量全面清掃壓制，直至二戰爆發。
韓國勞動法與美國
戰後，美軍託管南韓，韓國工運再起，在左翼總工會「韓國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全評）」的領導下，接管日本工廠，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共發生了2,388次勞工示威，参加者共達60萬人之多，他們與警察以及美軍發生激烈的衝突，1947年1月鐵路大罷工，數百人遭到槍殺或處決，數千人遭到監禁，1947年3月，美國軍政府宣佈南韓共產黨為非法，把戰後風起雲湧的韓國工運鎮壓下去，同時，扶持「大韓獨立促成勞動總聯盟（大韓勞總）」成立。
對左翼工會的打壓，在美國早有經驗，第一，血腥鎮壓，第二，建立親國家和資方的「黃色工會」，第三呢？制定「勞動法」。
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美國一舉掃清具戰鬥力的左翼總工會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後，在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下，開始了一系列勞動法的立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被稱為「華格納法案（The Wagner Act）」的「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NLRA）」，給予工會權利，但同時也將工會限縮在經濟上的談判，成為「協商主體」的「不當勞動行為（Unfair labor practice）」的體制，也在這個時期大致完成。
而在韓國，美軍在1948年扶持了獨裁的李承晚政權，結束軍事託管，1950年韓戰爆發，到了1953年，李承晚政府也展開了韓國勞動法體系的立法，除了《勞動基準法》外，仿照美國「華格納法案」，把法案中的「不當勞動行為」等工會保護措施，都引進了勞動法體系裡。
「鎮壓、扶持、立法」，這個美國一手主導的三部曲，在韓國歷經李承晚、朴正熙政權，到了1970，全泰壹自焚的年代，就是那一幅光景：被勞力密集代工壓榨到死也無力反抗的工人，還有完全沒有作用的勞動法。
別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起碼在美國和韓國，勞動法像是墓誌銘，美國勞動法是IWW的墓誌銘，韓國勞動法是「全評」的墓誌銘。
台灣：「三部曲」的變奏
拉回台灣來看吧，戰後，台灣的工人運動，沒有如韓國，立即從日本殖民的「皇民化」統治下快速興起，跟著1947年的「228事件」到50年代白色恐怖，肅殺的氣氛下，工運的力量遭到壓制；在這個社會氣氛下，同樣由美國扶持的蔣介石政權，沒有全本照演美國「三部曲」的需求，勞動法的立法也就沒有迫切性，不過國民黨本來就有一套在1927年，同樣在「寧漢分裂」排共背景下制定的《工會法》系統。
1948年，國民黨在南京成立「中國民國全國總工會」，還未及在中國建立黃色工會系統，1951年，在台灣讓「全總」復會，維持其唯一合法總工會的地位達46年之久，1960年代，國民黨生產事業黨部大量扶持公營事業與民營大企業組織工會，並放置在「全總」系統下，黨的力量深入工人組織，以排除工運的自主力量興起。
在這個背景下，台灣的《勞基法》，一直到1984年，才在美國認為台灣利用惡劣勞動條件競爭的貿易制裁威脅下，被要求制定，而遲至2009年，《工會法》等勞動三法大修，才放入了體制化的「不當勞動行為」制度。
與美、韓勞動法體系，是為了對應前面風起雲湧，足以動搖政權的工人運動力量，作為「鎮壓、滲透、立法」三部曲的最後階段不同；不過，共同的地方，「立法」從來都不是工人運動的目標，甚至可說是由國家發動「畫地為牢」的作用；配合國家機器的鎮壓，工運的力量施展不出來，畫出來的地就縮小，工人的組織沒有接住，勞動法也就不會被執行。
這其實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全泰壹在日記中苦苦追問的「為什麼」，這個問題。
發現荒謬，走出界線
在全泰壹自焚47年後的今天，回頭看台灣，有它的連續性，也有讓人尷尬的地方；歷史地看，在美國主導下的韓國、台灣，乃至日本勞動法系統，作為國家機器鎮壓工人運動工具的一環，它從來就不如它所宣稱的，是「勞動條件最低標準」。
《勞基法》的「無法實現」是它的本質，而其偶爾的落實，則是國家賦予工會的特權；讓工人必須透過不斷地在資方與國家之間拉扯，也仍難以觸及，從而使工會的力量虛耗在國家「畫地為牢」的這條界線裡。不管怎麼看，透過不斷檢舉、要求勞檢、裁罰，以勉強符合法律規定，或者整天陷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磨牙裡的工會，都不會是一個「強大的工會」，而這竟已是工運組織者向工人號召，所能夠達到的止境。
至於我們眼前看到的「修法」，不過是統治者━不管是哪一個政黨，虛矯而自我矛盾的展演中，不斷左腳踩右腳的拙劣演出；如果，從「七天假」到去年（2016）修法，是一個「《勞基法》與現實落差」這一個荒謬性的「發現」，那麼，從今年再次修法中，或許我們得再發現勞動法本身的荒謬性，讓運動從「畫地為牢」的界線裡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