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蔣宜婷、謝碩元報導
用工會的力量，集體與資方談判，似乎是我們這系列討論到此的「共識」，不過在台灣，記者的工會之路走得並不平順，拿四大報系來說，1988年，聯合報、中國時報成立工會，不過其組成是以印刷、校對…等藍領勞工為主，記者的參與並不積極。
「記者早年跟社會責任掛在一起，有公共性，不只是一個工作，有使命感、志業，對社會有責任感，自己對工作認知，也覺得自己是文化人，而不是勞工，」前聯合報記者黃驛淵說到，許多一線記者的確不在意工時，黃驛淵認為，這並不是說記者沒有勞動意識、不反對資方壓榨，而是心甘情願這麼作。但是，時至今日，記者的社會地位、文化資本已經不如昔日。
「35歲以下的記者，薪資成長有限」，薪資無法支撐生活，因此產生被壓迫的勞動意識，而編輯台對內容控制的問題，也一直存在，「早年的記者抗爭比較是專業自主的問題，但是現在兩邊（加上勞動權）都要抗爭」，黃驛淵說。
這種外在環境的改變，新頭殼董事長蘇正平認為不是個別媒體可以解決，他說「網路跟社群網路發展，對媒體製作內容，發展很不利，這不利也會影響到媒體經營者，大部份都虧損，就會牽涉到媒體記者的工作條件比較差，薪資漲不上來，這很現實…」。
面對獲利的壓力，在四大報中，衝擊最直接的，就是商業化程度最高的蘋果日報。2012年壹傳媒交易案後，蘋果日報開始產製「即時新聞」的作法，使記者的勞動強度明顯提高。蘋果日報工會常務理事陳嘉恩認為，這呼應蘋果的經營者黎智英的想法，與報紙走下坡，應該朝手機等載具發展有關，讓新聞數量變多、速度變快。
不過突破記者工會組織的發動契機，也在蘋果日報。2012年，壹傳媒交易案，風雨飄搖，各種傳言不斷，加上報社管理階層對工會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壹傳媒旗下蘋果日報等工會相繼成立，這種狀況才被打破（相關報導）；而今年，台北市的勞檢，則又創造了另一次的客觀條件，勞檢後，東森電視台及自由時報工會成立，此時發動工會組織的，都是記者。
談到自由時報工會成立的動因，「像是去年318的時候，長時間值班，得不到支援，卻沒有人幫記者爭權益，而勞檢後，讓大家看到公司的問題…」，參與發起自由時報工會理事長郭安家說，「一些朋友有共同的想法」，於是從台北開始，串連到中南部。
郭安家說，工會組織的動作非常快，從付諸行動到實現，大概一個月的時間，而且保密到家，2015年5月31號，工會成立大會，過了一週，資方都不知道這個自由時報成立35年來的大事，已經發生了。到了6月5號，工會對外發布訊息，資方才一片愕然，忙著打聽，是誰去組了工會。
而工會的組成，也讓勞檢後，資方因應的計畫被打亂，為了應付七月底勞檢的複檢，原本社方開始準備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的選舉，類似像聯合報的「8+2」，也傳言已經有長官開始找記者談，但是，工會一成立，勞資會議代表選舉馬上停了下來。
【相關條目】台灣的工會型態自由時報工會是「企業工會」，除了自由時報之外，還包括企業體旗下的英文報 Taipei Times，以及生活週報。工會成立後，他們開始在各地舉辦座談，目前反應算是熱烈，員工們有的熱血、有的觀望；同時，工會也積極尋求與資方對話，目前，雖然還沒有談到「8+2」等工時約定的議題，不過勞資雙方就「補休」的規定已經有一些對話。
而工會面臨的挑戰，在記者權益的部分，則是記者們也未必有共識的工時與加班問題。過去，資方習慣以「獎金」等非體制的方式，作為有特殊表現的記者的獎勵，如此難免顯得充滿「人治」的色彩，但是一旦建立了加班費制度，有人擔心，是不是資方就以加班費與獎金同出一個「水庫」為由，而減少獎金的發放。
郭安家認為，原本該給的沒給足是一回事，資方的確有可能利用「資源排擠」這一類的說詞，引起勞工之間的矛盾；「獎金發放的對象是『優秀的表現』，而加班費的對象則是『勞力的付出』，兩者的邏輯完全不同，」工會幹部解釋，「更何況，如果資方用『資源排擠』這樣的理由，造成勞工間的矛盾，實際上，報社的資源又是多少？」報社的營收與財務狀況並未為勞工所了解，在未來的攻防裡，都是可能產生拉扯的地方。
台北市的勞檢，「激發了大家的決心，覺得組工會是正確的方向，」郭安家說，尤其是在看到媒體違法的情形，是如此普遍時，集體受害者的意識就產生了。長起累積下來的問題，隨著勞檢被翻攪出來，「現在不做，那什麼時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