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窮理 焦點事件記者
最近二十年，台灣人過得很悶，從一九六〇到一九九〇年代，用三十年建立起來的一個重要信任，崩解了。
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這個信任是「經濟成長，每個人都可以從資本獲利的『涓滴效應』獲得好處」。一九九〇年代後，雖然速度沒有以前那麼快，但是GDP大致還是持續成長的，不過，實質工資卻停滯了將近二十年，勞動彈性化，就業也變得不穩定。一般來說，對於這個現象，大家的解釋是「產業外移」，是資本向有著廉價勞動力的市場尋租（rent-seeking）所造成的結果。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莎士奇亞‧薩森（Saskia Sassen）則顛覆了這個看法。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整個世界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今天發生在台灣的許多現象，是在全球範圍內同步發生的，深深影響了我們的貧富差距，以及資源遭到財團壟斷等現象。不過，起碼不只是產業外移這麼簡單的原因。《大驅離：揭露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的殘酷真相》這本書，就是在描述這個在薩森看來「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驅逐（expulsions）是這本書的核心概念。在本書中，貸款沒還完，房屋就被拍賣的北方國家中產階級、土地被跨國企業或外國政府賣走的南方國家小農、因為污染與氣候變遷而變成死土、死水的居民、美國私有化監獄裡被關押，並從事無償勞動的罪犯、乃至部分工時的勞動者、國際移民（移工、難民……）、失業者、窮人、自殺者……各種各樣的「被驅逐者」，「驅逐」作為這個資本主義新階段的重要圖像，大規模的「驅逐」不斷地發生。而造就它的條件，有通訊科技的發展、國家政策，以及金融市場工具創造出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超級流動性」（the hypermobility of capital）。
掠奪性的形構
相對於資本的流動，全球的受驅逐者，也可以透過相對應的流動來理解。好比說，發生在美國這樣北方國家裡的次級房貸這樣的金融商品，所造成的信用過度膨脹，最後的結果，就是住居遭到拍賣，居住在裡面的人流離失所；而發生在非洲、拉美、亞洲的南方國家，則是大量的土地遭到收購，小農因此流離失所。
薩森在全球都市空間與流動議題上，本已是重要的研究者，在這本書裡，更多著墨在流動的原因，對於我們理解現在世界的情勢有莫大幫助。舉例來說，今年（2015）發生在地中海的非洲難民悲歌，固然可以歸因於利比亞的內戰，以及其將難民由地中海南岸釋出到北岸的政策；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世界各國在非洲對土地的掠奪，流離失所的小農，可能是構成難民潮的重要來源。而龐大的跨國流動，加上各國因財政上採取樽節政策，社會資源日益匱乏，使得排外的情緒高張，這又進一步刺激了種族、宗教與不同身分之間的仇恨，成為擴大衝突的因子。 對於這個「資本主義新階段」，薩森是這麼描述的：
我主張，眼下正在成形的，與其說是掠奪成性的菁英階層，不如說是掠奪性的「形構」（predatory “formations”）；此形構雜糅了菁英與系統能力（systemic capacities），以金融為關鍵推手（key enabler），向財富的劇烈集中推進。
這一個使「全球企業增能（empowerment）到使在地民主衰退」的形構，其形成的力量，跨越了過去我們概念的邊界，「貫串本書的一道提問是，書中所討論的各式各樣案例──不受限於慣見的劃分，如城市與鄉村、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Global North versus Global South）、東方與西方等等……」，薩森認為，系統動力運作於「更為隱蔽、地下（subterranean）的層次」，「當我們的思考倚賴慣常的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標記，便很難察見」。
概念的地下性
「非單純設想成一群有力的個人與公司下了決定，而使全世界的人與地方承受重大的苦果」。在書中，她所做的是「努力探究是否有別的動力在運作著」，對這種仍「未能覺察如何橫越邊界」種種力量，薩森認為，「複雜」本身就是現今世界情勢的一部分，因此，她以「概念的地下性」稱之。 或許因為這些力量是如此複雜而隱匿，薩森並未使用「新自由主義」或「帝國主義」等概念，來描述這個資本主義的新階段。書中所指出關鍵轉折的一九八〇年代，剛剛好也就是一般認為新自由主義橫掃全球的年代，薩森所指出這個時期若干的重要工具，如擴大公營事業私有化、外包、金融資本取得全球性的宰制地位、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主導世界各國的結構調整……等，也均為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特色。
此外，則是帝國主義的概念，以美國為首的北方國家，藉著對全球油源的控制與美元本位體系，形成全球金融秩序，再以控制世銀、IMF與世界貿易組織（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全球經貿的制高點，藉著遍布全球的軍事力量，掃除障礙，建立依附帝國秩序的各國政權，這種單極的戰略，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及意識形態相互為用，構成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全球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
的確，一九八〇年代以降，上述秩序產生了劇烈的動搖，冷戰體系結束，蘇聯瓦解，中國轉向資本主義的發展，WTO在一九九五年成立伊始，就決定了它的失敗，全球化裂解為區域體系間，資本與國家既聯合又鬥爭的體系，單極的帝國秩序，遭受強烈的挑戰。我們如何看待這種對抗？好比說，在本書裡全球重要的土地掠奪者的中國，同時扮演帝國與帝國秩序的挑戰者的角色，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同時又有全球產業鍊末端、依附發展的特質，以及部分社會主義的殘餘。對於薩森來說，這個剛好迎上這個「資本主義新階段」才發展起來的國家，幾乎就注定了經濟的繁榮，只會導致財富的集中，而難以分潤、形成廣大的「中產階級」。
這樣的秩序，或者說失序，當然是複雜的，也或者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真的已經到達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需要提出新的問題，找尋新的答案，但是新的和舊的提問跟回答，是不是就不具連續性，而讓我們得鑽到地下去重作設想呢？這一點我是存疑的。
如何設想行動的主體？
在提出問題之餘，薩森仍沒有放下「找答案」的企圖，造成今天世界苦難的（有可能是複數的）力量如此隱匿難辨，而受壓迫的客體，也成為（當然是複數的）「受驅逐者」，但是，辨識受壓迫客體的工作，始終應該只是找尋行動主體的準備。薩森如此倡議：「受驅逐者的空間急切地需要概念上的肯認。這些空間的數量很多，而且還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樣。它們是概念性的地下情境，我們有必要將之提升至地表之上」。
但是，這樣的呼籲是無力的，驅逐的力量是越過了疆界，在全球產生驅逐的作用，但是它（們）是誰？怎麼越的界，在這裡隨「概念的地下性」而難以辨認，而所有的被驅逐者自然也處於這個「地下情境」下，即便努力地將他們提昇到地表，這些所有的被驅逐者有沒有和驅逐他們的力量一樣，具有越過疆界的能力，就如同馬克思（Karl Marx）在《共產黨宣言》中描述的，資產者鍛造出對付封建階級的武器，最終也將被同樣是他所生產出來的無產者拿來制其死命那樣。
對馬克思來說，資產者與無產者當然都不存在於「地下」，否則這「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是無論如何也喊不出來了。 大概是起自於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Robin Krugman）吧，歷經二〇一一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傳播，「富人 vs. 窮人」、「一% vs. 九九%」的對立，取代了傳統的階級分析，也使得主體與對象顯得面目模糊。對薩森來說，在資本主義新階段的形構複雜難解，「驅逐的力量」與「被驅逐者」這一組關係的對立形式是存在的，但在必須於全球範圍內對決的跨界行動主體為何，則仍欠缺說明的能力。
注視被驅逐者
最後，還是回到薩森這個具有顛覆性的洞視來談談，隨著中國沿海工資結構的變化，代工資本開始移動，其速度堪以「逃亡潮」來加以形容，流竄的製造業資本，偶而出現「鮭魚回鄉」的現象，更大規模的資本回流，則更是以資產炒作為標的的金流，製造業回流無法改善低薪、失業的現象，而回流的熱錢，更造成房地產的炒作，加速公共資源向財團釋出，從而使貧富差距擴大。
在跨界資本的「超級流動性」這樣的環境下，各種形式的驅逐，在這裡發生。問題不在「外」移，而在「移動」本身。「外移」既然不是問題的根源，那移回來，當然也不會是答案。而在薩森豐富的資料佐證與精彩論述下的全球「被驅逐者」可以帶給我們的，也將會是破譯我們今天苦悶生存處境的密碼，以及不跟他們一起，就不可能找到的問題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