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通訊】報導者的現身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今年（2016）卓越新聞獎頒獎典禮於11月18號下午舉行，《焦點事件》入圍新聞評論獎「TPP評論兩則」並沒有得獎；這是繼去年（2015），〈帶路博奕系列〉之後，連續2年，我們的作品入圍未獲獎；如果就我個人而言，2012年以來，從《苦勞網》時期，到《焦點事件》總有5個項次入圍，只有1項次得獎。

一個新聞寫作的規範：「不可夾敘夾議」

不過讓人高興的，是我在〈風火消散的年代〉裡提到的《端傳媒》以「緬甸大選系列」（林怡廷）獲國際報導獎、《報導者》則以「看見高雄土地傷痕，之一〈我住在全國最大污染場址旁〉，之二〈旗山找「碴」當農地變成掩埋場〉」（鄭涵文、陳貞樺、陳怡樺、何榮幸）獲得調查報導獎，創下「第一次報獎就得獎」的佳績，在這裡特別要對兩個團隊說聲「恭喜」，你們的工作成果有目共睹、實至名歸。

報導者團隊（攝影：孫窮理）。

以在《端傳媒》時期的作品獲獎的《天下雜誌》記者林怡廷（攝影：孫窮理）。

在卓新獎中，網路媒體被安排與平面媒體一起競爭，這樣的結果，若以「網路原生媒體」與相對資本密集的「老平面媒體」這兩個類屬來比較，前者於7個獎項中，獲得2個獎項，也維持了某種的「平衡」（雖然評審或者卓新基金會心中，有沒有這種「平衡」存在，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想來說說，「沒得獎」這件事。

個人第4次沒得獎經驗，好像已經蠻習慣；今年的心情尤其淡定，因為早預估得獎機率很小，特別在閱讀過去年（2015）卓新獎〈第14屆評審實錄〉後。評審們強調「部份參賽作品普遍有夾敘夾議的問題，描述性報導較多，觀點較少。既然是新聞評論，文章重點應該放在觀點的陳述上，而不是事件描述或分析」，對去年的〈帶路博奕系列〉，直指「文章體例以報導及分析為主，不是精準的評論，且有拼湊感」。

「有拼湊感」是什麼意思，我不大了解，不過就「報導」與「評論」的界線問題，在今年〈TPP評論兩則〉報名的「主題說明」裡，我就直接老老實實地承認了：

兩篇文字的共同特色，都在利用大量的文字與圖片，解說讀者可能不熟悉的事務，「敘」的成份，甚至猶重於「議」，其目的在於突破過於技術性、缺乏脈絡的理解，期望帶領讀者真正地進入到本文所欲論述的自由貿易對於農業、原住民（土地、資源）的掠奪狀況…這兩篇文字穿梭遊走於「巨」與「細」、「敘」與「議」之間，也遊走在國際與本土之間，希望將視野拉進全球自由貿易的框架下，給予資訊的補充，並提供觀看的價值判斷。

態度如此桀驁不馴，居然在今年還能入圍，只能說，不能不嘆服評審們的豁然大度（要不然，就是前面說「平衡」的考量，想讓《焦點事件》入圍，那就得感謝評審對我們的看重了…）。

從第3屆到第15屆卓新獎（前2屆找不到）「新聞評論獎」共計55個入圍作品，其中只有5件，是2人以上掛名；左起：焦點事件記者林靖豪、孫窮理、何友倫。

「TPP評論兩則」的寫作過程

我來說一說這兩篇「評論」構成的過程，它們分別是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的兩個重要的時間點：2015/10/5，於美國亞特蘭大達成協議，以及2016/2/4，於紐西蘭奧克蘭洽簽；我們分別鎖定了日本在農業談判上的表現及影響，以及TPP對紐西蘭原住民的衝擊兩個點，彙整了大量的資訊，進行解讀，希望將這些轉譯（不只是語言上的翻譯）成為大眾可以閱讀的文字。

這些資訊，其實在華文媒體上呈現得不多，而且零碎，因此，這個工作，做起來，也頗為耗工，日本那篇，大概花了2週，而紐西蘭那篇，更是拖過了洽簽的時間點，變成「留稿」，寫好了之後，直到5/20總統蔡英文就職，表示要向原住民族道歉，才又抓到這個時間點上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紐西蘭那篇，其實是分工的產物，原本是靖豪及友倫針對紐西蘭反TPP行動的整理，從資料彙整、條目編寫，在從中間抓出重點，我再作補充，以及完成最後的文字，因此，自然以「共同掛名」的方式報名參加卓新獎。

其實，我早就承認了「『敘』的成份，甚至猶重於『議』」，或者如評審所觀察的「有夾敘夾議的問題，描述性報導較多，觀點較少」，因為它們的重點的確就是在「敘述」，而「評論」或「分析」，則是輔助了解的工具、提供一個切入的視角，讓大家看懂這些技術性頗高，又或許顯得零碎的內容。

如果有注意過我這幾年寫的「評論」的讀者，可能會發現，上述的方法是很普遍的，把資訊的內容，擺到一個分析架構上，這個有一點像是把隨意堆置的貨品，分門別類地「上架」，「把話講清楚」是主要的目的，而這樣的論述方式，是我認為最有效率的一種作法。

我不接受傳統新聞寫作方法論中，對於「夾敘夾議」在本質上的批判。事實上，在西方的新聞工業興起前，中文語境下，「夾敘夾議」一詞，一直都是在形容一篇文章在行文上將「敘」與「議」的安置恰當，是一個正面，最起碼是中性的形容詞，而非在傳統新聞寫作訓練裡，被當作報導與評論的負面評價用語。

「敘」和「議」的安排，可以作為一種新聞寫作的訓練：你得把事情說清楚，而不是急著說你自己的觀點，讓讀者根本還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一直在聽你碎碎唸；所以在寫作技巧上，我認為這麼說是沒有錯的：我們應該致力於生產「夾敘夾議的好新聞」。

啊！原來是「社論」啊！

但若脫離這個層次，將「敘」和「議」二元對立起來，涇渭分明地要求它們必須被分開，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它是新聞工業百年傳統的一部分，宣稱「價值判斷」應該與「客觀事實描述」分開，這是商業媒體大量生產、發行下，面對「大眾」，求取最大的發行量的生產策略，而這種策略，竟成為「價值」，就會有問題了。

在頒獎典禮上，新聞評論獎頒獎人，台教大教授、本屆卓新獎評審林淇瀁談到評論獎傳統，社論。

喔，原來評論獎是要頒給「社論」的啊！

在報紙，除了少數作品，是由主筆室邀線上記者就採訪寫作總結評論外，大多由主筆，或者與報社關係良好的外部「專家」撰寫，表面上代表報社的觀點；在編輯的權力作用下，難免成為成為對報導詮釋權的「收割」；我當然不反對編採團隊有代表團隊立場的「社論」生產，但我認為各報社主筆室社論產製的背景、與第一線新聞工作者的關係、在整體編採工作裡面的角色與位置應該是要被審視的。

但是，以「不掛名」的形式，宣稱代表報社觀點的社論，其實是最難被審視的，在隱匿發言主體的形式下，構造出的「社論式」風格，也剛好符合了傳統外在於社會的「觀察者」與「仲裁者」的媒體想像；台灣的報社就那幾家，除了全面性的4大報外，就是鎖定財經的《工商時報》和《經濟日報》，社論要挑選的題目，好像總得是國家大事嘛，這麼一來，鎖定「社論」典範，也使得卓新獎評論獎得獎作品的題材大大侷限在政治、經濟的評論。

其實只要走出那一方紙面，張望一下，大概可以感受到，「社論」這名詞，好像真的慢慢地要被遺忘了呢，「社論」的過時，與網路時代傳播方式的改變有關係，傳統報導的版面被扯碎，每一則報導及評論立足在同樣被傳播的機會上，誰管你哪篇是「社論」啊？當我聽到林淇瀁感嘆「社論沒人看」的時候，我笑了，現在那麼許多網路媒體在經營評論的平台，各種形式的評論，如雨後春筍地大量浮出，還想持守在老媒體的這點榮光裡，剩下的不是感嘆，是什麼？

其實，去年（2015）新聞評論獎頒給了《聯合報》採訪中心副主任梁玉芳的〈邊緣反省—觀察與激盪〉；我認為是重要的突破，不過去年對梁玉芳作品的「評審意見」中，也忠實呈現了在「社論」典範下的衝突：「有評審認為此系列作品比較像個人的雜感、日記，而不是社論式的意見評論…」，這句話，一語中的，因為「個人雜感」出現了，「社論」是不能有「個人」的，不能讓發言主體現身的；而今年，去年踏出的一步，縮回來了，頒獎台上，大談「社論」的價值，獎座又回到了主筆室手上。

本屆卓新獎手冊上，文化大學大傳系教授、平面媒體類評審召集人王毓莉談到：

…由於網路新聞與平面新聞，尚未正式分家，兼顧不同媒體的特性、新的類型新聞出現（資訊圖表新聞、懶人包、新聞遊戲）、新式寫作風格的評論、即時新聞與調查報導的區隔、國際新聞的功能等，都成為評審間激烈討論的焦點…

嗯嗯，有提到「新式寫作風格的評論」，有回應我在報名表上，「主題說明」裡的碎唸喔。

「三日不書民疾苦，文章辜負蒼生多」

不過，我想講的是，所謂「新風格」評論，其實早在那裡，沒什麼「新」，跟各評論平台的大量出現甚至也沒什麼關係，執著在「社論」典範上，看不到別的東西，那好像不是別人新，是你自己太舊囉。

我有一個建議，「社論」無人看，無須感嘆，現在恐怕一些年輕世代連什麼是「社論」，都不知道了呢，而如果非得耽溺在這麼老式的美學不可，那我建議，卓新獎不是一直說資源不夠，無法規劃出更多元的獎項出來，那麼明年，廢除這個獎項吧！

關於隱匿，我想再說另一個故事，權力者的匿名，可造就權力不受審視的效果，而往往無權力者的隱匿，是為了被看到。

4度入圍沒得獎，我最在意的，是2012年，我還在《苦勞網》的時候，入圍「調查報導獎」的〈蘭嶼檢整系列〉；那一年政治大學新聞系退休教授、平面類評審召集人彭家發在典禮手冊的召集人感言裡，特別提到了我：

值得一提的是苦勞網的孫窮理先生，他以個人力量，不辭辛勞，鍥而不捨地採訪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發掘出讓人遺忘、疏忽了的核廢料貯存問題，為原住民達悟族發聲，真正做到「三日不書民疾苦，文章辜負蒼生多」。

得到這位新聞界老前輩的謬讚，讀來讓人背脊發涼，不勝感動，不過有幾點我想說一下，對我而言，以「個人力量」這一點，並不是什麼好事，我一直希望作到的，是團隊性、組織性的工作，當年苦勞網的蘭嶼檢整系列，也不是我個人力量完成的，苦勞網團隊成員也都有所貢獻，它仍是一個組織性的工作；其次，我一直覺得 「為」誰寫新聞，是一個糟糕的態度，它帶有濃厚的權力關係，這是需要批判的，「為達悟民族發聲」這不是我的目的（參見〈作為「群眾傳播媒體」的焦點事件〉）。

而接著，彭家發提到：

評審著意較多的，是報導文類定類、定義的問題：如即時報導、專題報導，也討論過諸如匿名採訪法理和作法，建議下（十二）屆卓越新聞獎，能有更明確定義和指引…

核廢料帶來的威脅，是輻射，許多人可以能注意到貯存場中儲存桶破裂，核廢料粉碎的畫面，覺得怵目驚心，其實真的可怕的，可能是那些外觀保持良好的桶子，它們移入蘭嶼的時間較晚，輻射殘流量也較高（上），在周福貴的照片中，檢整工人在沒有適當的屏蔽下（下），處理這些核廢料桶（攝影：周福貴）。

檢整過程及場地的說明示意圖，我的工作，是負責把事情說清楚（製圖：孫窮理）。

其實，當天我看到這裡，就知道不妙了，〈蘭嶼核廢料貯存場檢整系列〉中，貯存場內最重要的實際狀況與照片、資料，都是由當時未能具名的受訪者提供，如果「調查報導」所強調的，是挖掘不為人所知資訊的話，那得思考的問題是，這些被「挖」出的資訊，原先為什麼會不為人所知？在「調查報導」應該怎麼看待「匿名受訪」的義理？在那之後，我好像也沒聽到卓新獎的回應。

談到這個系列，我必須要在這裡提到，貢獻最大的，是在核廢料檢整數年間，實際參與工作的檢整工人，也就是我的「匿名」受訪者，他是達悟族人周福貴，去年（2015）8月，正當壯年的他，忽然得到不明疾病過世，而另一位同樣參與檢整、提供資料的工人，也在壯年罹癌過世。

「隱匿」與「揭露」：被媒體「災難化」的蘭嶼

「檢整」是將貯存場中核廢料桶，一一分類、重新塗裝、裝桶，過程中，幅防措施做得不夠，工人就有暴露在輻射中的危險；在「科學證據」的背後，蘭嶼貯存場的貯存與檢整過程，到底隱藏了多少讓人驚駭的事實？每一思及在漁人部落的海邊， 周福貴爽朗，但掩飾不住沈鬱與無奈的笑聲，我都有很深的罪責感，我有好好做到我該做的事情嗎？

當今天，我可以說出周福貴的名字，是因為人已經不在了。

「隱匿」與「揭露」之間，存在著難以想像的交疊性；2012年8月，行進路線怪異的颱風「天秤」忽然回頭，對蘭嶼島上的公共設施，造成了大規模的破壞，所有的媒體，憑藉著Facebook上幾張圖片，「發現」了災情，以「毀滅性」的災難形容，接著談話性節目開始輪番砲轟政府的漠視，受不住政治口水的總統馬英九，帶著工程會主委陳振川登島，一口氣許諾幾億的「重建經費」。

其實，天秤不算什麼，跟著媒體報導而來的工程經費，才是災難的開始，2013年，鄉公所因應「重建」的需求，打算在蘭嶼東清部落興建水泥預拌廠，再引發族人的抗爭，所謂「重建」，也就是循著被颱風破壞的公共設施的相同邏輯，把所有的事情再擴大，野溪整治、碼頭、堤防…

1966年，蔣宋美齡登島，看到達悟族傳統的地下屋，感嘆「什麼時代，還有人是處於『半穴居』狀態？」於是編列經費，在蘭嶼興建大量的「國民住宅」。在核廢料進入蘭嶼之前，這些水泥建築的「國民住宅（現在被稱為「海砂屋」）」，就是外來統治者對達悟民族侵略式破壞的象徵。

而被破壞的「地下屋」則是數千年來，與颱風並存的達悟民族的智慧，在颱風剛過去，飛機還不能起降的時候，我坐著船，再到蘭嶼的時候，很快就發現，被損毀的，全部都是這些「多」出來的公共設施，族人很清楚，老人們代代相傳的誡命：不要把房子蓋在那些地方。

2012年天秤颱風災後的蘭嶼開元港，大量的出租摩托車被捲下海，造成嚴重的損失（攝影：孫窮理）。

戰爭影像，究竟是「記錄了」戰爭的原貌，還是「建構了」災難的神話？

當然，族人受災的衝擊，依然嚴重，當時山上用以灌溉作物的農水路遭到破壞之外，損失慘重的，像是在開元港的數百台機車，都被捲入海中，這些隨著觀光而來的產業，也是部份族人賴以維生的工具…隨著觀光化的發展，真正的毀滅式的災難蔓延開來，而更糟糕的是，族人必須與災難拉扯，從中撿拾生存的資源…

核廢料的確是殖民者帶給蘭嶼的恥辱印記，但如天秤颱風，將蘭嶼「災難化」的媒體注目，帶來的傷害，卻更加深刻而實際，蘭嶼對台灣人來說，是一個「幻想差異地」，或許甚至未必見得帶著惡意的注視，都一再給這塊土地造成無法平復的傷害。

每次處理蘭嶼的議題，我都帶著沈重而戒慎恐懼的態度；蘭嶼同樣也是認真的紀錄工作者的某種「原鄉」，1987到1988年，關曉榮花了1年多，在蘭嶼拍攝、寫作的〈蘭嶼紀事系列報導〉於《人間雜誌》刊載，到了90年代初，再出版〈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系列3本作品，已經成為某種經典。

相較於30年前，關曉榮紀錄下蘭嶼的那個時代，隨著強勢文化的入侵，一切變得更加地糾結，也更加地瑣碎，2012年，〈檢整系列〉刊出之後，接著是一連串與原能會、台電公司的對打，最後勝利的，仍是技術官僚的語言：一套現代國家以「揭露」作為「隱匿」方法的系統。

2012年4月原能會以周福貴提出的證據，裁定台電公司3項「4級違規」、之後，監察院也依據這些資料，提出糾正案，而原能會在4月底，邀請環團、媒體（當然也包括我），到蘭嶼再做了一次「平行監測」的大戲，當時，「檢整」已經完成，我提出周福貴照片中特別有問題編號有問題的廢料桶，要求「開棺驗屍」，被台電及原能會拒絕。

這是一個資訊氾濫，卻無助於解除大眾追問真實焦慮，也或許，這個焦慮本身，就應該被徹底地追問；期待「調查報導」成癡，到底關心的真的是「揭露」，或者只是為了無止境的「窺看」欲望呢？

充斥在生活中的戰爭影像，究竟是「記錄了」戰爭的原貌，還是「建構了」災難的神話？究竟是激起我們對暴力的深惡痛絕，還是磨平我們出自良心的正義感？

這是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裡的提問（雖然後來他年紀大了之後，嘗試著回應自己提出的問題時，我有點聽不懂…），這得讓所有的報導者、閱聽人深思，究竟自己與被報導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自己的位置在哪裡？「揭露」又代表著什麼？

綠色小組的李三沖（攝影：宋小海）。

召喚「報導者」的現身

今年第10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以在2014年第9屆TIDF「傑出貢獻獎」得主綠色小組的《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作為開幕片，高雄市長陳菊在開幕儀式中現身，配合也在該片中發言的片段，頓時成為特定媒體報導與詮釋的焦點，11月20號，「綠色小組30週年研討會」的最後，我對綠色小組4大天王：李三沖、王智章、傅島、林信誼提出問題。

其實我的問題，並不鎖定在陳菊的事件上，而是，從4位的發言中，我忽然有一種時空錯置的感覺，感覺4個人，像是直接從1986年，乘著時空機器，來到了2016年，這30年來，發生什麼事情，他們並不知道，依然說著1986年的語言。

當綠色小組不斷強調自己不是「公正客觀」的媒體，是站在「反抗者」這一邊的時候，我的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層次，第一，怎麼從今天的角度，看30年來的變化，怎麼解讀這些當初他們所紀錄下的那些政治與社會運動抗爭？第二，好，就算是乘了時空機器來到2016年，那麼當年，他們怎麼在這些不同的抗爭中進行政治判斷？怎麼處理當時其實早已浮現出來，不同的路線問題？

其實，有一部份當然是以一個現在在線上工作中晚輩身份的請教，這些是我面對的問題，不過，也許是場合的關係，也許是前面已經有人提到了陳菊的事件，有一些政治的敏感度，前輩們的回應，我覺得是閃躲了。

「你要知道那個時候三台在做什麼」，這是一個對我來說，算比較有效的回答，在我這樣的年紀，我還蠻清楚那時候「三台」的長相的，我完全理解，綠色小組的針對性，因為敵人的樣子，也會打造出反抗媒體的長相，在影片中，有它「隱匿」不處理的一面，我可以理解，我要問的，是「怎麼」判斷，我在召喚「報導者的現身」。

不過，那時時間晚了，研討會結束，大家趕著要到六條通的海產店去趕喝酒攤呢，好多老朋友都來了，三杯黃湯下肚，什麼藍藍綠綠，原來都是酒黨，哈哈，原來這可能是更好的答案吧。

黨外時代，對抗國民黨作為團結所有社會力量的共同支點，形成「雞兔同籠」的現象（攝影：孫窮理，於綠色小組30週年文件展）。

寫到這邊，幫9/28〈媒體這條路，它多麼有趣！〉、10/17〈作為「群眾傳播媒體」的焦點事件〉、11/6〈風火消散的年代〉4篇，後3篇因為卓新獎公佈入圍到頒獎，都以「卓新獎」作為開頭，到後面都遠遠逸出卓新獎範圍，而且一篇比一篇長的文章做一點結尾。

作為一個在舞台上風光「現身」的形式，「卓新獎」對我來說，是一個與「主流」，或者「批判性的主流（你看他們多喜歡利用各種的機會罵一罵主流媒體啊）」對話的稻草人，對我來說，利用這些對話，在做的就是這件事：召喚「報導者的現身」；不僅僅從「公正客觀」的陳腐神話中現身，也從「公民社會」、「關懷弱勢」、「深度報導」、「社運媒體」…吧啦吧啦什麼都好的各種形式中現身（呼應一下《端傳媒》記者呂苡榕的〈沒得獎感言〉，記者從一個被形容為超然的專業工作者，轉化為在勞動中被看見的「勞動者」，這本身就是一種「現身」的形式）。

最後（當然，這還是一篇募款文…），面向社會的「小額募款」，便是「現身」的一種形式：我們必須藉著不斷地說明「我們報導什麼？」、「我們以何維生？」，以及「我們的內部如何運作？」這3個重要的問題，來檢證我們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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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被標題騙進來的，不要怪我，要怪何榮幸啊，給自己的媒體取了這個名字，我說的報導者不是那個報導者，就是報導者啊，好煩…

ps2：這搞不好是焦點事件創站以來最長的一篇文章了。

ps3：我拿來投明年卓新獎的「新聞評論獎」，這樣好不好啊？

ps4：捐錢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