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10月24日，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公佈今年（2016）卓新獎入圍名單；最受注目的，應該是分別入圍4項及3項的《報導者》與《端傳媒》，同樣強調充分利用網路傳播特性、深度報導的這兩個媒體，創立以來，吸引了許多有想法的年輕新聞工作者加入，成績有目共睹，能在卓新獎的舞台上，與眾家「老媒體」競爭，毫不讓人意外。
今年卓新獎：端傳媒、報導者崛起，「小媒體」相對黯淡
《端傳媒》於2015年8月3日上線，總部設於香港，在中、港、台都有常駐記者，今年卓新獎接受在境外媒體工作的台籍記者參與，因而獲得入圍機會；而《報導者》則於2015年12月16日上線，兩者同屬去年卓新獎報名期限（8月）後成立的媒體，可謂「第一次報獎就入圍」，也期待他們在11月18號，能夠再創「第一次報獎就得獎」的成績。
不過，相較之下，也曾在卓新獎有過不錯成績的非營利小媒體，卻相對黯淡了；《苦勞網》、《上下游新聞市集》、《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環境資訊電子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還有我們《焦點事件》，如果我們回顧含今年的過去10年，在卓新獎上，總和曾經入圍過的獎項，達13個項次，得到過其中3個項次，另外還有兩座「社會公器獎（苦勞網2007、環資2009）」。
不過，今年（2016）這些小媒體總和，只有《焦點事件》入圍一個項次，與過往相較，成績算是相對落後，而若再與《報導者》、《端傳媒》的成績相比，更可以說是黯淡了。
《焦點事件》今年以〈守不住米防線，不要談TPP〉和〈銀蕨引我歸何處：紐西蘭如何向原住民族道歉，還有重要的TPP…〉兩篇合成一個「TPP評論兩則」入圍卓新獎最佳新聞評論獎，為非營利小媒體中唯一入圍的作品。
卓新獎可算是台灣新聞界的最高榮譽，2002年，新聞局長蘇正平任內，廢除金鐘獎、金鼎獎中的新聞獎項，同時卓新基金會成立，不過它本身沒有固定的政府財源，經費靠向財團募款；過去，這些處處跟財團作對的「小媒體」們，並未因此被評審忽視，似乎並不受到財團的影響。
不過，就拿「小媒體」獨拿7項平面媒體獎項中3個獎項的2013年，出資者代表（忘了哪個財團）在頒獎台上，就公開呼籲卓新獎要注意「大媒體工作者的貢獻」，這種現象來看，對他們來說，願意拿錢出來，當然是希望能夠在媒體圈中產生一些影響，這一個由他們資助的組織怎麼做、怎麼想，也不會是他們不關心的事情。
過去10年，「小媒體」的表現，可以有很多解讀；當然，最正常的，可能是，他（我）們真的很好，評審是公平的；也可以這麼看，評審們注意到了在「非主流」領域中工作者者努力和貢獻，所以打開了一個讓他（我）們被看到的空間；還可以這麼看，你站在人比較少的地方，或者在人群中做出比較突兀的動作，難免會被人注意到…
而如果啦，在「另類」和「主流」之間有一個平衡的話，或許評審們也在拿捏這樣的平衡該是什麼。
如何變出新東西？如何從個人到組織？
不過，當《報導者》和《端傳媒》這樣的媒體出現後，這種平衡出現了一些改變，擁有媒體經驗豐富的編輯台，以及領有起碼不低於業界薪資的專職記者群，有能力生產出更接近主流形式的內容，在同樣也有「充分利用網路」與「深度報導分析」這些「另類（這樣很另類嗎？）」的特質，《報導者》和《端傳媒》產生了吸引關注的作用（其實，若從同為「網路媒體」這個分類來看，也有類似現象，今年《風傳媒》、《新頭殼》這些網路原生媒體，也在入圍名單中消失了；而《焦點事件》也是在去年成立，若從成立時間看，去年之前成立的「老」網路原生媒體，今年全數從入圍名單中消失）。
「小媒體」今年的表現，也可能是由於人事的變動，鐘聖雄離開了PNN、孫窮理離開了苦勞網（而焦點事件連兩年由孫窮理的作品入圍）、汪文豪離開了上下游，過去10年，「小媒體」共計13項次作品中，有12項次是由這3人獨立寫（創）作，或擔任主要貢獻的作品入圍，這些有辦法生產出還能抓住卓新獎評審口味內容的人，從他們所屬的「小媒體」離開了。
當然，除了上述可能需要顧慮到「平衡」的因素外，原本「小媒體」的作品，就與以主流媒體為想像基礎的卓新獎標準是格格不入的，要拿這當作特別是「小媒體」作品的唯一標準，當然是有問題的，但是如果要說這對「小媒體」來說，只有「獎金」的意義，那恐怕也太過了些。
若拿卓新獎作為一個「注目移轉」的指標，倒是可以提出「小媒體」的兩個重要的問題：
- 如何變出新的東西
- 如何從「個人」發展出「組織」的工作
當然，大媒體是不用比了，要是跟《端傳媒》和《報導者》相比，「缺乏資源」是一個很正當的理由，不過也是一個很爛的理由，資源永遠不夠，就不需要尋求突破了嗎？而資源增加了，就保證能相對做出好的東西出來嗎？
在這兒，希望大家把眼光移回到「小媒體」的身上來，他們的資源與經營型態，彼此間有不小的差異：
以內容生產為主要工作的「小媒體」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是公視的一個部門，本身並不對外募款，缺乏資源是因為公視不夠重視（那個公視董事長誰？重視一下會死嗎？）。
而《環境資訊電子報》是環保團體「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一個部門，組織以募款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而媒體的部門與組織的在公開的會計資訊中，沒有分開（捐款頁、捐款徵信）；《上下游新聞市集》屬於「農業市集（社會企業）」與「媒體」兼營的型態，在媒體的部份有「共同辦報人」的設計，而「共同辦報人」也屬於「市集」所販售的商品之一（加入共同辦報人）；這兩個媒體各有其明確的針對性，除了報導之外，也具有部份「機關報」的色彩。
至於《苦勞網》、《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及《焦點事件》則屬於單一的媒體組織（苦勞網募款頁與財務及徵信、公庫募款頁與財務及徵信、焦點事件募款頁與2016/8、9月徵信），分散式的小額捐款，都是主要收入來源。
去年（2015）3月，日本NHK廣播電視研究所、媒體研究部副部長山田賢一來訪，我跟他約在一個咖啡館裡聊，他從對東亞日、韓、台、港、中「獨立媒體」和「公民媒體」的觀察，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台灣以「自產新聞」，而非平台型態的「公民新聞」為主的組織特別多，這是很特殊的；他注意到的，就是上述幾個「小媒體」；他認為這是未來媒體發展的重要方向。
對「小媒體」的興趣，其中的一點出發點，是台、日公共電視發展的瓶頸，當然，把「台、日公視」拉在一起說，那有點牙籤比雞腿的味道；NHK的年度經費大概是台灣公視的100倍，不管是用人口，還是GDP或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看，都天差地遠；不過山田覺得，即使NHK看起來跟台灣公視天差地遠，但是政治的介入卻依然避不開；就拿安倍政府的「核電重啟」政策來說，調子定了，NHK在核電和福島核災這些議題上，就受到不小的限制。
這種國家資源撐起的東西就那個樣，台灣羨慕NHK、BBC，很大的原因，還是公共媒體走不到那裡去，但是一旦走到了，就會發現，不是想像的那個風景了（不過，放心，好像永遠走不到…）。
誰決定「什麼內容應該進入公共領域」？
所以，一個靠群眾集資支撐的小型媒體機構可以是怎麼樣的，這是山田好奇的問題（對不起，我們好像完全沒聊到商業媒體…）。
若從「非營利」這個屬性來看，這些媒體產製的內容，並不「賣」給讀者；它們也不會把「版面」或「時段」切割出來，當作「商品」，賣給廣告商，也就是說，與商業媒體不同的地方，是「讀者」或者「廣告主」並不是他們的消費群體。
但它們是不是什麼都不「賣」呢？也不盡然，它們生產並傳播，並把這件事情當作一個沒有定價的商品，賣給希望看到這些事情發生的人。也就是說，他們的支持╱消費者是希望看到他們生產出的資訊和論述進入到公共領域的人；而「分散」，則是重要的核心觀念，因為這牽涉到「什麼內容應該進入公共領域」的決定權誰屬，分散，意味著權力的下放、訴諸公眾。
這樣的概念，其實也算不上有什麼了不起，在這個當下，卻顯得極其重要：在大眾傳播媒體崩解的時代，原本以「讀者」與「廣告主」為主要消費族群的商業模式被破壞了，新的模式一直出不來；過去對「大媒體」來說，可能瞧不上眼的群眾集資經營模式，反而顯得更有機會，而成為未來媒體一條可能的出路。
2015年12月16號，《報導者》來了（攝影：孫窮理）。
去年12月，在《報導者》成立的記者會後，和《報導者》的創辦人何榮幸曾有過一些短暫的交談，報導者也希望走小額群眾募資的路（單筆捐款、定額捐款），希望在3年內，起碼以群眾募資取代掉一半來自和碩董事長童子賢的資金，不過我的回應有點澆冷水，「這麼難的事，我可不敢做」。
相較於《端傳媒》雖然說了很多次，但總說不清楚它的老闆是誰（最新版本是在89民運後到美國去的中國企業家？），《報導者》的機制相對透明，這一點是重要的，也因此，我們可以做一些檢視；何榮幸的計畫有多難？
在《報導者》前3季的收入裡（徵信），和碩科技董事長童子賢的3千萬（每季1千萬）佔總募款收入（3,324萬）的9成，而在324萬非童子賢捐款中，10萬元以上的12筆大額單筆捐款（合計235.2萬）又佔了非童子賢捐款的7成，也就是說，10萬以下的小額捐款大約88萬；不管要把235.2萬或者88萬，放大到3,000萬的一半1,500萬，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善意的大金主，可靠嗎？
在成立的記者會上，大媒體關心的，是「童子賢要搞媒體了」，他們並沒有太在意《報導者》「不擁有、不干預、不回收」的「三不」承諾，童子賢對《報導者》的影響是什麼？這個我不知道，不過，2011年，馬來西亞《獨立新聞在線》的停刊，可以做一個例子。
《獨立新聞在線》成立於2005年，在大馬華人具有影響力的「董教總」饒仁毅找上對抗華文報業壟斷的「反收購運動」健將莊迪澎，提供1千萬台幣的資金，並且承擔後續主要的募款推動工作，雖然之後《獨立新聞在線》也發展出「廣告」和「自願付費」等機制，但與饒仁毅能募得的資金不成比例。
根據莊迪澎的說法，饒仁毅的要求很簡單，「同事的薪水不可以刻薄、不能比華文報記者的薪水低」；對報導與言論的內容，則從不加干預，編採團隊甚至跟本不知道在饒仁毅背後出錢的人是誰，2011年5月，饒仁毅忽然告知《獨立新聞在線》無法再提供支援，雖然未明言哪些報導的內容引起了不滿，或者做錯了什麼事，但饒仁毅背後的金主不願意出錢了。
接著，原本要發出「停刊聲明」的編採團隊，緊急決定，向社會募款，也在很短的時間內，募到了一些資金，但如此的運作方式，支撐到2012年8月，還是無法支持，終於無法脫離停刊的命運。
我並沒有否認任何大金主「善意」或「保持獨立」承諾這樣的可能性，當你的組織養了那麼多人、有了固定的支出後，龐大的資源隨時可能轉為難以超越的門檻，就像何榮幸的「取代說」，3年內以小額募款，取代童子賢的1,500萬，便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說實在，何其困難？
看小眾媒體如何戰鬥，這是綠色小組30週年活動的文宣之一，不過現在「小眾媒體如何戰鬥」這個話題，恐怕比不上「大眾媒體如何垂死掙扎」來得吸引人。
這個月20號，應邀到「綠色小組30週年研討會」圓桌論壇發表些什麼，其實我跟綠色小組實在拉不上什麼關係，只是小時候到黨外或民進黨的演講場，常常會看到攤位上的這些錄影帶（後來換成了扁帽、小豬這些東西），看到這個活動，第一個反應竟是「蛤？連苦勞網明年都要滿20年了，綠色小組才30年喔，怎麼感覺要比這個久很多…」。
請捐款支持《焦點事件》
這其實說明了一個台灣特有的時間感，解嚴的那個年代，在感覺上會被拉長。1987到1989那3年，感覺好像一個世紀那麼長，台灣很多東西都乍然而生，又乍然而逝，而1986-1990存在的綠色小組，就是這個「世紀」裡面生逝的產物，而苦勞網所誕生的1997年至今，則彷彿處在某個「歷史終結」的年代，時間像凝結了，剎那間就消逝（怪沒成就感的…）。
那麼，過去19年，從《苦勞網》到《焦點事件》的工作，與《綠色小組》間是否存在著某些連續性呢？30年前演講場旁的小攤子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除了在內容上顯而易見地，對於各種社會運動的關注，是30年來，不曾間斷的工作；而30年前，VHS、BETA格式的家庭錄影帶，以及攝影設備的普及，以及解嚴情境下，創造出的地下通路，是綠色小組得以實現「小眾傳播」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到了今天，這個背景，轉換成足以吞噬平面、電子媒體的網際網路，隨著文化工業的需求，低成本訊息流通管道的擴張，也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而與大起大落的30年前相比，我們可能有著更多瑣碎微小的日常，沒有時代巨輪推動的便車可以搭，但，路終究是寬了，一台拼裝的鐵牛車上路，緩緩前進，時間得拉得很長很長，10年、20年也難有小成，經常還得倒退，回到我在前面的提問：「如何變出新東西？」和「如何從個人到組織？」與生存的掙扎錯節盤根成一個焦慮的深淵。
哈哈，沒錯，我在抱怨了…
不過，就如同我也抱怨自己高中留級2年，讓我應該進入大學的時間，從1987年，變成了1989年，不經意地錯過了風風火火的那3年，更不經意地，就掉進了另一個時代裡，沒有「被歷史創造」的爽度，只有必須「創造歷史」的難度；但是轉念一想，「被歷史創造」哪有「創造歷史」來得浪漫呢？
於是，我不斷絮絮呱呱地邀請所有的人一起來創造歷史，重新定義「誰可以進入公共領域」的話語權，得更多的人一起來；我絮絮呱呱地反覆說著：「請捐款支持《焦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