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編輯小組何友倫
10月22日，焦點事件舉辦了茶會與座談，在週六午後的，我們除了與大家分享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1年10個月來做了什麼、意義何在外，也邀請3位媒體、社運圈的朋友，胡慕情、黃哲斌、吳永毅，跟大家談談他們心中對媒體的想法，以及在個人、組織、政治等層面上，如何思考大環境的問題；雖然這是一個以「募款」為主題的活動，不過，我們更希望聽聽大家對媒體的想法與作法，以下是我們的一點整理。
胡慕情（攝影：孫窮理）。
「獨立」媒體是什麼？
被孫窮理說是「到處亂闖」記者，胡慕情長期耕耘環境議題，單兵作戰式報導，一直是不可或缺的觀點，我們從她對媒體的反思，看到一個歷史的深度以及人與組織的關係。從歷史開始談起，解嚴後媒體蓬勃發展到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大量置入性行銷，約莫十多年左右的時間，未能使得閱聽人培養良好的識讀能力，因此閱聽大眾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缺乏判斷新聞好與壞的條件。
在這樣的環境下，獨立媒體如何可能？獨立媒體的黃金年代，大致就是胡作為記者成長的年代（2004-2010），當時的部落格以及社群媒體，給予許多人進入公共領域書寫的可能，同時也因為主流媒體經營困難，地方線的記者開始整併與裁撤，許多地方議題沒人在報導了，種種原因使得獨立媒體有了存活的空間。
過去獨立媒體最重要的，是「講出別人沒有報導」的事情，也大概就是在這個脈絡下，出現了所謂「公民記者」與「獨立記者」，慕情認為，這兩個並非重疊的概念，公民記者的出現，一般被認為是落實資訊平權的途徑，然而在台灣的背景，卻是針對抗爭而出來的。因此公民記者往往已經有既定的立場，這個固定的立場會阻礙他去發現更多的真實。
立場先行的問題，走到最後甚至可能只是強化觀看的視角，使得媒體的信度開始下降。公民記者場域的混亂，以及社群媒體的興起，是造成專業媒體崩解的重要原因。由於市場競爭以及社群媒體興起，新聞產製開始大量取材於網路，壓縮查證的時間以及有違倫理的新聞，造成人們不相信媒體，進而更不可能花錢支持好的媒體，這樣的結果實質反應在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上，惡性循環下，深入的報導更成為不可能之事。
焦點事件可以做什麼？慕情的分享給了我們一些可能的方向，至少我們應該要明確區分媒體的立場是什麼，「好」的新聞與單純的資訊分享是不同的，而如何使媒體具備公共性並且存活下來，是慕情給我們的功課，我們也會努力嘗試。
黃哲斌（攝影：孫窮理）。
主流中的「多元」聲音
哲斌曾擔任過新聞網站副總編輯，一路走來都在主流媒體任職，自認非常「不獨立」，我們從他的討論中，看到傳統媒體產業與網路世界的競爭，以及兩者如何相調和。黃從10年前開始講起，他說他最早意識到主流媒體出現問題，是在樂生保留運動的時候，當時這個爭議在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卻沒有任何媒體作出深入的報導，他非常納悶。要了解樂生，必須透過當時幾個重要的部落格才能獲得，後來他做了一個網摘，整理樂生的爭議，放到他們的網站，獲得不錯的迴響。
近年越來越多的爭議，哲斌開始思考，我們是不是需要更多元的媒體，呈現不一樣的觀點。網路的出現，給我們希望填補這個新聞市場的空缺，同時也是一個強力的挑戰。過去的媒體具有很強的商品性格，我們付錢才能看到新聞，現在在網路世界，對於媒體則轉為「認同」，媒體能不能夠存活，反而是讀者對於媒體認同與否的問題。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黃給焦點事件下了6個考題，這6個問題不只是我們需要思考的，也是所謂「新」媒體在網路時代不能避免的困境。
- 如何找到讀者，為什麼需要你的服務，能後回應當下資訊的缺口？
- 如何重建讀者的信賴與認同？
- 如何在社群時代擴散訊息，將影響裡極大化？
- 如何用新技術生產內容？
- 如何把讀者的認同支持，轉化為驅動組織的永續能源？
- 有多少有形與無形的資源可以支持媒體的運作？
吳永毅秀出1990年代《台灣工運》雜誌。（攝影：孫窮理）。
從「準有機媒體」走向「有機媒體」
永毅現在在台南藝術大學教書，過去工會蓬勃發展的年代，他參與組織了多個工會，並且在中國時報擔任記者時，組織了中時工會，從工會組織的經驗，他期待焦點事件可以成為「有機媒體」，讓工人階級再現自己的聲音。永毅認為，現在沒有任何社運團體有自己的媒體網絡，在他的看法裡，正是因為這部分的缺乏，所以使得很多議題缺乏與社會對話的基礎。
他以義大利左翼知識份子葛蘭姆西「有機知識份子」的概念，提出媒體也應該發展成「有機媒體」，可以有勞動階級自己的觀點。媒體不一定要中立客觀才能報導真實，就算是踩穩了立場，也同樣可以提供社會大眾真實的資訊。
在這樣的概念下，永毅分享了自己過去在中時工會的經驗，1994年9月1日記者節，當時普遍的思潮認為需要爭取新聞自由，避免外部、內部的干預。但是當時「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系統認為，干預不應區分為內外之別，真正的問題在於要避免新聞為財團所掌控，因此在建立報紙理想國的願景下，發表了「報紙獨立建國宣言」。
在報紙理想國中，由白領、藍領、灰粉領以及讀者等四大族群，從票選編輯到票選頭條，收回租借（廣告），建立讀者公約等，種種步驟都是為了促進報紙的公共性，我們已經有了公共電視，更需要有公共報紙。此外，永毅也提供了一個「機關報」的想像，由工人自己書寫，說的是工人自己的故事、工人自己的文學、工人自己的文化等。
永毅的看法，給了焦點事件辯證性的思考，媒體與運動的距離是什麼？能不能跳脫資訊的框架？中立客觀對於媒體的意義是什麼？甚至媒體可不可以作為社運團體的一部分？
危機就是轉機，焦點如何可能
三位與談人具體的現象觀察，給我們非常多需要思考的問題。現在網路上已經不乏各種觀點的報導、評論，幾乎人人都擁有發話的可能，比即時性，我們可能比不過社運團體自己的粉絲頁，那麼焦點事件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記者亂闖的時代已經過去，若真的已經從個人走向組織，那麼我們如何善用組織的優勢，介入更多的公共議題？這一兩年成立非常多的「新」媒體，我們如何在紛亂的市場中，突顯自己的特色，如何定位自己？上述問題都是我們接下來必須回答的。
現在這個時代相對於媒體非常困難，1年10個月來的實驗，我們正逐漸摸索出屬於自己的道路，期待自己可以成功走出一個媒體的公共性，在「喧嘩之中」，發出「眾聲之外」的聲音，需要你的支持：【捐款給焦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