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2007年，苦勞網獲得卓越新聞獎的「社會公器獎」，代表領獎致詞時，我談到，這代表著卓新獎的評審，已經意識到，「公器」的概念，產生了挪移。
「社會公器」概念的挪移
在傳統的概念裡，「公器」無非兩種典型，其一，彷彿是外在於一切利益與意識形態之外的仲裁者，讜論忠言、振聾發瞶；又或者標榜「慈善」、「公益」，關懷弱勢，濟弱扶貧；這兩者，有一個共通點，是從一個社經的高位上，看待它的對象；作用的結果，往往是強化強弱的位置；於焉下者，掩飾社會不公，淪為權力者的工具。
當時的苦勞網，被看到的是一個「社會運動的媒體」，有清楚的價值選擇，喊打喊殺，充滿負面的情緒，原來，「社運」也可以作為「公器」的一個尺度；那麼「社運」又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社運是群眾基於其利益、有組織的集體行動。
這個定義，與上述「仲裁者」或者「慈善、公益」的觀點，大相逕庭，甚至是衝突的；而更大的問題，是不同利益的群眾之間，彼此也是衝突的；而社運工作，則是在不同的利益之間，做出價值的選擇，就拿「勞資」這一組關係來說，資本家是最了解自己利益、也最會爭取、維護自己利益的一個群體，在上述的定義下，工總、商總等「七大工商團體」，應該是最強大的「社運團體」了。
其實這一點也沒有錯，在最近連串的爭議中，大老闆們揚言上街抗議，不過，誰也知道，他們不會，也不需要這麼做，因為國家機器掌握在他們的手上，他們有更多的辦法，不需要利用自己的身體去衝撞體制，而相對於資本家，工人是一無所有的，除了自己的身體之外，別無抗爭的武器；而站在工人利益這一邊，是一個價值選擇，相信工人擁有力量，總有一天可以翻轉政治、經濟的結構。
個案抗爭的勝或敗，該怎麼看？
不過，現實上，明明就不是這樣的，不同的工人之間，即便是利益不相衝突、甚至概念上好像有「階級的」共同利益存在，不過，卻怎麼也走不到一起去；概念上，大家似乎知道，只有「更高的利益」才能把更多的人結合起來，產生更大的力量，不過，落到現實的組織工作上，卻絕非丟出這樣的概念，那麼簡單而已。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國道收費員的抗爭，獲得相當於資遣費的「補償」，抗爭算是勝利了嗎？若就「更大的利益」來看，去年（2015）3月22號，收費員苦行的訴求是什麼？「廢除約聘僱」，要求國家對他的受雇者負起最碼的責任來，約聘僱廢了嗎？沒有，甚至收費員自己拿到的只是政府硬拉著遠通給的「補償」，拒絕承認這是失業收費員在勞動法令上應得的「資遣費」，錢，是拿到了，但是民進黨政府也順利地築起「防火牆」，可以不需要正視國家僱用的問題，還可以拿這來說嘴。
從這個角度看，收費員的抗爭並沒有勝利，應該說是輸了。
國道收費員抗爭近千日，獲得蔡政府的「補償」，要怎麼看這一場抗爭的成或敗？（攝影：孫窮理，2015/03/22國道收費員苦行）
從2014年1月3日，收費員第一次上凱道，到2016年8月18日，會員大會決議接受民進黨政府的方案，是957天，在這接近1,000天的日子裡，收費員絕食、上國道、上ETC高架、衝行政院長住宅…一群從來沒想過抗爭的人，如果是積極參與的，大概一輩子都被改變了；怎麼說，這「更大的利益」的責任，全在這幾百個人的身上嗎？
單一廠場的抗爭，不大可能鬥出全面的東西，問題在抗爭「存」下些什麼，前面說，社運是「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存」應該存在「組織」裡面，所以說，社運的預設值，就是「組織工作」，而這種組織工作，是經驗主義的，是「鬥」出來的，不是光說說概念就成的；這是我在接觸社運的過程中學到的事情，「不搞組織」就等於「假的社運」，某個角度來說，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不過，很有趣的，過去20年來，我常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過去社運分子用來批評其他社運分子的話：我「從來不搞組織」。
社運與媒體的實踐
快20年前了，苦勞網剛開始的時候，到社運現場採訪，因為過去的經歷，現場的組織者往往帶著某種的防備心，「這個人是不是挖牆角來了？」，而「從來不搞組織」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工作的位置，我和組織者之間，沒有「踩線」的問題，但是我，仍然是社運的一個環節，它的功能，就在為抗爭「存」下些東西。
前幾天，我到北市產總理事會上報告焦點事件的工作，說的也就是這個，今天工時的鬥爭，是從90年代後半，特別是1996年服務業納入《勞基法》後，勞政機關一系列解釋的結果，是一場延續20年挫敗的反撲，也許這些抗爭不久後，還要再挫敗，但是說清楚我們敗了、我們怎麼敗的，那就是「存」。
這是在時間上的「越界」，把不同時代的經驗串連起來；而另一個意義的「越界」，則是在不同的抗爭、不同的領域間的「越界」，我們從環境、土地、性別、原住民、文化資產…各個領域的關照中，設法抽繹出更大的社會矛盾，也就是「更大的利益」，這個工作，還是經驗性的，不是空想的，從組織來，所產生的成果，也希望能回到組織去。
如此，產生了一個面向組織，卻獨立於組織之外的方法及主體，也因而產生了「報導的距離」、「批判的距離」、產生了「媒體」，也就是「公器」的性格，而此種性格，是它與「仲裁者」或「慈善、公益」，又或者「『幫』別人寫報導」、「自己寫報導」的觀點，最根本不同之處。
要比群眾走前一點，但是不能離開太遠，遠到你看不到群眾，群眾也看不到你，這是運動組織者不能不遵守的圭臬，同時也是我的守則，因為「不搞組織」，所以要比組織者做得更多、更細緻。
這個媒體必須依賴它的勞動果實存活下去
我不敢說，在苦勞網的時候，真的做到了上面說的那些工作，而離開苦勞網、重組新團隊，也就是希望能把在苦勞網做不到的事情，重新開始，當然，這個開始，不是全無積累的，現在我所寄望新團隊的，就是把20年積累的工作方法，能發展成一個可以分工、可以傳承的工作流程。
以上所談的，是面向運動組織與群眾的面向，也是我所期待的「焦點事件」作為「群眾傳播媒體」的面向；也是對我在〈媒體這條路，它多麼有趣！〉一文中所設定問題的一點回應；不過，作為媒體，還有一個更大的面向，是在「面對社會」，這個之後會再討論。
我又寫到忘記要募款了，我想說的是，以上這些，是需要經過檢證的，而分散式的小額募款，便是檢證的最好方法，它可以決定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可以繼續走下去；這個媒體必須依賴它的勞動果實存活下去，希望大家能幫助我們證明，這些勞動果實，不是我們自己的敝帚自珍，而是這個社會需要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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