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台灣總共確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感染 346人，死亡73人，致死率高達21.1%，與全球8,096人感染，774人死亡，9.56%的致死率（參考）相較，高出一倍以上；其中被記錄為「殉職」的，有11人（參考），其中台北市的和平醫院就佔了7人7145380-001。如此慘重的災情，原因是人為的疏忽，所造成的「院內感染」，在台灣確診案例裡，有超過7成的被感染者都是由於「院內感染」，可見得問題的嚴重性。
台灣的 SARS 確診病例，有高達7成為「院內感染」，其中大多數的院內感染，都在台北市的和平醫院（圖片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教材〉）。
掩蓋不住的真相
2003年4月9號，在火車上被鄰座不相識的曾先生7145380-002感染到 SARS 病毒的曹女士，到和平醫院照 X 光片，被判斷為疑似 SARS，當天並未對 X 光室的隔離衣消毒，外包的劉姓洗衣工將髒污的隔離衣送洗，因而感染，4月12號出現發燒及腹瀉現象，4月16號就醫，進入 B8 病房，由於未被診斷為疑似 SARS，醫護人員在沒有防護的情況下，接觸劉姓洗衣工，而發生群聚感染。
SARS 疫情從2002年11月起在中國廣東省爆發，之後中國官方一直壓制訊息，到了2003年2月才承認疫情，香港的疫情也爆發。而一直在4月20號之前，台灣官方一直炫耀著「零死亡、零輸出、零社區感染」的 SARS「三零紀錄」，4月20號，總統陳水扁接見美國參議員時，還痛批中國掩蓋疫情，「只顧面子，不顧人命」、「SARS的防疫作為是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4月10號，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將已在新光醫院住院的曹女士排除 SARS 個案，理由是他並不符世界衛生組織「曾到過 SARS 感染地區，或曾與診斷為 SARS 之病人有密切接觸」的兩個判斷基準，事實上，早在4月1號，世界衛生組織就在兩個基準外，加上了「或住在 SARS 感染地區」，但疾管局並未考慮新的基準。一直到4月16號，曹女士才由於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改列為待審病例。
而就在這一天，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以密件指示各市立醫院「以收治結核病患為主，SARS 個案優先轉送醫學中心治療」，也就是要求市立醫院用肺結核病人把呼吸治療的床位佔住，不要收 SARS 病患，在台北市忙著把 SARS 病人往外推的時候，作為市立醫院一員的和平醫院的院內感染卻再也掩蓋不住了。
也還是16號這天，和平醫院向衛生局通報了1名放射師與2名護士為疑似病例；21號，通報3名病患，22號再通報2名醫師、1名護士、1名護理書記、1名實習學生，及劉姓及林姓2名洗衣工共7人；23號通報1名病患、3名病患家屬、1名印尼籍看護工、1名護士，共6人疑似感染。
為業績把病毒往外推，反成病毒聚集之處
接二連三的院內感染案例，使得市政府感到問題的嚴重，於是做出24號「封院」的決定。事後的調查分析（參考），將封院前的4/17到4/23這段期間，稱為和平醫院的「院內感染期」，是和平醫院被通報個案，死亡率最高的時期，而其中B棟8樓護理人員被侵襲率超過7成。
相較於「封院」，這個事實造成更大傷害的「院內感染期」，比較少被社會注意，而這段時期，也是導致封院直接原因。在這個階段，院內防護意識如此低落，是由於從曹女士、劉姓洗衣工這些病患出現後，醫護人員都繼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工作。
和平醫院院長吳康文在院內訓練場合強調「不收 SARS 病患，院內收治的病患也不像 SARS」，感染控制小組幹事在接受調查時，也表示「我們不能通知給各科或每個部門，這樣等於我們在宣布疫情，我們只是提醒各科要加強防範，可是我們不會說醫院有 SARS，我們是說疫情尚未過去…」。
這即使不是欺瞞，最少也是不願正視問題，它的根源，在市立醫院的業績導向，除了衛生局用肺結核病患「佔床」的密令、吳康文強調和平醫院沒有處理 SARS 病患的能力，不斷把疑似感染者往外送，都是怕影響到和平醫院引以為傲的業績，不想碰 SARS 病患，也不想準備好。
最後，這座「沒有能力處理 SARS 病患」的醫院，得到了徹底證明它「沒有能力」的機會。4/24，市府決定和平醫院「封院」。所謂「封院」，是把所有在外的醫護人員全部召回，鐵門拉下來，變成一座瀰漫著死亡氣息的監獄，防護設備不足、院內空間沒有控管規劃，造成病毒由B棟大樓向A棟大樓流竄，整個和平醫院變成病毒的培養皿，唯一的用處，只有讓政治明星台北市長馬英九讓外界感覺到他似乎作了一個斷然又有魄力的決定。
營利導向下，漠視勞動者生命的制度
一個說法是，「封院」並不是錯誤的決定，只是「配套」不足，問題是所謂「配套」：充足的人力、配備、妥善的規劃…是封院的「前提」，前提不存在，這個決定又怎麼會是對的？在社會陷入極大的恐慌之時，馬英九以「敵前抗命」的利劍指向拒絕回院、提出抗議的醫護人員（參考）。
在封院前發病的和平醫護人員噩耗一個個傳來，5月1號，B8護理長陳靜秋7145380-003病逝，3號清潔環保員陳呂麗玉病逝，11號，護理師林佳鈴病逝，15號，醫師林重威病逝（參考）…所有殉職的，被關在院區，不管是否還能執行職務的人被稱為「英雄」，而抗命拒絕返院、抗議求生存的人，承受著更大的道德譴責。
4月26號，一位 SARS 感染者在院內自殺，中央和地方都緊張了起來，27號，「接管小組」終於進入，建立三區分層隔離機制、將病患與未發病者分梯次移出，中央協調國軍松山等醫院醫院接收病患，沒有發病跡象的人，安排疏散隔離（參考），最終，在4/24到5/7的封院期間發病的致死率較「院內感染期」下降，而5月7號疏散完成後才發病的，則無人死亡。到5月29號統計，在和平醫院醫護人員疑似感染57人，死亡7人，民眾疑似感染97人，死亡24人（含自殺者）。
台灣的 SARS 疫情，是一場圍繞著醫療機構的營利導向，對於各種勞動者的生命漠視的「人禍」。在國族與藍綠政治、「抗疫英雄」的矯飾修辭下，更難以讓官僚與大眾看到問題的癥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