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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站出來? 五個在台香港人的反送中片段

2019/09/29

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報導

香港反送中自6月9日百萬人遊行後,至今抗爭已超過一百天,在這一百多天中發生許多事,如七二一元朗黑社會打人、八一ㄧ示威者右眼遭攻擊、八三一警察衝入太子站等,在這些衝突中,我們屢屢看到香港警察與黑衣蒙面抗爭著的衝突。但除了香港前線外,在這一百多天中,在台港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著...

在台港人出來行動往往也需要隱瞞身份,害怕真實身份揭露後會遭到秋後算帳。(攝影:梁家瑋)

香港反送中抗爭爆發,6月9日百萬人上街無阻港府在逃犯條例進程,6月12日,大批市民佔領金鐘道全線,警方發射約150枚催淚彈。事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雖暫緩逃犯條例修訂,但未直接回應民間撤回逃犯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五大訴求,民間抗爭遂一波波,持續不斷。

Yuna,36歲,嫁來台灣快十年。父母是文革時期逃到香港,造成家裡都不談政治,Yuna高中時就好奇偷泡去參加六四晚會,當時只是想說,怎麼這麼多人啊;第一次參加遊行是2003反二十三條立法,現在主要幫忙反送中文宣製作、文字撰寫。

我9號有回去遊行,本來12號沒打算去,但11號晚上看到警察居然在金鐘搜身,非常生氣,就買隔天第一班飛機回去。這次行動跟過去遊行都不一樣,包含憤怒、無力感、不確定性,常焦慮,朋友說感覺六四要再來了,現場都是學生,我們本來想說可能是大學生,但看到的都是十六、七歲。

當時我們沒有裝備,不敢衝很前面,沒辦法出力我只能出錢,來回超市與前線,一直來回買水、衛生紙、濕紙巾。最後一次帶物資回來,突然有個催淚彈丟在附近,記得當時我手上拿著六大瓶水、很害怕,有幾個小朋友夾著我離開現場,我當時一直流眼淚,他們幫我沖洗,沒想到我一個快四十歲的人,還要三個十六、七歲的人安慰我。我們聊到一半,其中一個人拿書出來,原來,那時在大考,他要溫習課業。

那畫面為我來說很震撼,以前我們到底為這些小朋友做了什麼,那一天讓我覺得,我的責任不應該只在出錢,我的責任是讓很多還沒醒過來的人醒過來。

六月份香港的街頭。(攝影:林靖豪)

本來我跟朋友都不講政治,從那天之後,我開始會在各種群組裡轉反送中的新聞。我們這一輩香港人很多變成港豬,只要有吃有喝、睡得溫飽就好,尤其2014傘運失敗後,我很多朋友感覺心裡悲痛、無力,覺得做什麼都沒用,反抗成這樣還是失敗收場,還是安於現狀做港豬就好,真的非常可惜,他們不是真的是港豬,只是心裡疲倦,不想再發聲。

我開始在國高中、大學同學群組發訊息,解釋事情重要性後,剛開始我們會有些爭吵,七一衝擊立法會、打碎玻璃後,很多朋友都在罵,說這些人在幹嘛,那天我都沒有講話,晚上最後,抗爭者回去把夥伴救回來後,我才說,你覺得他們是暴徒,打破很多東西,但在他們眼中,同伴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你覺得暴徒會這樣子嗎?

後來發生七二一元朗打人事件,在那之後我家人都不讓我回去香港,覺得回去隨時有危險、會被打,我是很想回去,但我爸媽打電話跟我說,千萬不能回去,我只能選擇在這邊,用我的方式支持香港。

我覺得從民主運動的角度,台灣是香港的前輩,如果有多點台灣人願意站出來支持香港,就是用前輩的身份告訴香港,在抗爭的背後,有我們跟你們站在一起。

林鄭改以「壽終正寢」形容逃犯條例,但仍堅持不撤回,且未回應其他訴求,民間持續抗爭;7月21日,元朗發生黑社會打人事件,雖事前就有傳出當天有黑社會襲擊,但警方未安排警力,當天亦等到黑社會離開後才姍姍來遲,警方在許多香港人眼中的形象驟然崩壞。

Jerry,26歲,來台念大學畢業後留在台灣工作。六月初開始關注逃犯條例,現在在台灣的反送中、撐香港行動中擔任志工。

我在傘運時政治冷感,沒有太大關注,今年六月初,有個在台讀書的學妹報名支持反送中的工作人員,我就跟她一起報名。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逃犯條例是什麼,是參加完之後,才開始理解為何大家反對,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都在香港,送中條例對我家人可能造成危險,我也不可能永遠不回去,這是我第一次這麼關注政治。

一開始我只是想去幫個忙,但現在心態不是這樣,我覺得非常憤怒,現在的香港政府實在太離譜了,我來台八年,從我離開到現在,每年回去都覺得香港改變很大,但過去只是陌生感,現在懷疑自己出生的地方,為什麼跟以前比起來,好像完全變成另外一個地方了。

過去有些台灣朋友要去香港玩,他們有時擔心香港治安,我都會說香港治安很好,香港警察蠻多的,而且每區都有警察巡邏,現在我不可能再這麼說了。

七二一元朗打人發生時,我直播從頭看到尾,在他們還沒衝突、還沒打人的時候,就已經有明確消息指出會有黑道,當時我想說,怎麼可能沒有加派警力、警察應該很快就來了吧,但完全沒有,就這樣開打,而且不是十五分鐘之類的,真的非常長。

我那時看立場新聞,記者被打、鏡頭躺在地上,黑社會還對他叫囂,說知道他是記者,就想多打幾下。我那時看著記者被打,記者的鏡頭還照到自己流血,覺得越來越荒謬,那中間持續很久,沒有警察,就算較多警力部署在港島區對付示威遊行,但你港警有反黑隊,怎麼可能都沒有先收到消息。

這讓我隊香港警察的印象整個破滅了,現在就是朋友有問題說要找警察,我就會說,不用找警察,他們已經沒有用處了,現在香港的感覺是人治大於法治,警察已凌駕於法律之上。

我心裡是很想回去,但因為工作關係,沒有辦法回去,現在我就是多跟身邊台灣人說明香港的狀況、港人堅持的是什麼,沒有到想要台灣人變成香港人的黃絲,只是要讓台灣人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知道我們現在在做的是正確的。

在台北,在台港人於公館、西門町等地設置連儂牆,供路過者以 Memo 紙撰寫撐港心聲;在香港,抗爭不斷發生,831港警衝入太子站無差別攻擊,更讓香港風聲鶴唳。香港許多人懷疑當日太子站有死人,只是被警察隱瞞了,後續港鐵又不願公開當日影像,更讓許多人懷疑當日真相是否已被隱瞞。

Monica,20多歲,大學畢業後來台念碩士。第一次參加的大型集會是2012反國教運動,也有去過傘運,因為喜歡台灣獨立樂團來台唸書,覺得台灣樂團能將社會議題與音樂結合很厲害,能透過自己的影響力,讓更多人反思社會議題。

傘運散了之後,整整五年大家不知道怎麼辦,這次逃犯條例香港四、五月開始有連署、遊行,我當時很悲觀,覺得大家都沒什麼感覺,沒想到後來會有這麼多人願意出來遊行。

好幾次我偷偷查機票想回去,但我媽好像都有感應似的,每次我在猶豫、想刷卡買機票時,她都會找理由打來,跟我說不要回去。

當時覺得蠻絕望的,也覺得回去也沒有實際用途,我關心這些的朋友都在前線,我自問沒有能力在那,去前線可能造成他們的負擔,若只是當個和理非又對不起他們,才會一直想說有沒有些事情,是在台灣才做得到的。

八月份,台北公館地下道的連儂牆。(攝影:宋小海)

後來公館有了連儂牆,我整個八月幾乎都在連儂牆,覺得我在這也有我的用途,有些事是需要香港人在這裡告訴台灣人。我們會貼便條紙在身上,寫「我是香港人,歡迎你跟我聊天」,我本來要暑修,但後來就每天起床、整理一下文宣後就去連儂牆,從下午四、五點待到晚上十一點。

在8月11日警察射傷示威者的那一天,連儂牆的香港人一直看直播,平常我們蠻吵鬧的,但當天大家一句話都沒說、超級安靜,完全講不出話來,有人說還是早點回家,我們從來沒有這麼早回家。

回去之後,有一個人說,我們不可以灰心、不可以絕望,我們在台灣已經是最安全的人,不會被警察打,不用上前線,我們要更加努力。我接這句話印出來貼在書桌上,每次覺得很絕望,都會想說,不能絕望,我們做的很多事是在香港無法做到的,但回想起來,811也不是那麼嚴重的事,覺得是很久之前、一年前的事了,在這時空感拉的很長, 每天都會有很多令人傻眼的新聞。

當我覺得無力感很重時,就找事情做,每個人都有自已能做的事,我蠻討厭有人一直說做這些事沒用,不然你說做什麼有用?

老實說我也不是很喜歡「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大家都很努力啊,「今日香港」似乎香港已經成為定案,好像我們已經死掉似的,但香港還有救啊,大家都還在努力,為什麼這麼快就要定案!

Eric,21歲,來台念大學。20歲前不管政治,也幾乎不看書,反送中之後才開始看各種政治、哲學書籍,覺得要想政治的問題,需要先把思路弄清楚,具備獨立思考、批判思考的能力。

我過去都不關心政治,六月第一次示威遊行時開始留意反送中,後來看到越來越多人上街,我也越來越關注,出現第一個義士後,我開始覺得運動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似乎看不到盡頭,但當時在台灣,就搜集資料、分享文宣。

在我回香港前發生七二一事件,最讓我憤怒的是,警察居然跟黑社會聯手對抗抗爭者,那時非常想回香港,但還有課,直到八月回去,我第一件事就是上前線。

之前我有從影片中看過催淚彈,但這跟現場感受到的完全不同,你也不是一個生於戰地國家的人,根本沒碰過這些,光聽到催淚彈的聲音就讓人恐懼,還有朋友被催淚彈擦到肚子,我們只能幫他快速冰敷急救就要馬上撤退,因為防護警察馬上就要衝過來了。

當時防護警察距離我們只有五十、六十公尺,在這種距離,真的感受到自已的生命會有危險,那天回家途中,一直在想,為什麼我不能六月就不管學業回到香港,香港從六月到八月每週都有抗爭,說什麼齊上齊落,但我卻錯過那麼多。當時覺得很無力,蠻慚愧的,為什麼自己在台灣有包袱,不能完全犧牲自己,到最前面。

後來發生八三一,我又剛好不在香港,我又一次對自己懷疑,為什麼每次發生事情的時候,我都是不在香港。

當時是家人知道我會出去抗爭,不想我待在香港,就全家去日本;等我回香港後,我去了太子站一趟,感覺裡面氣氛非常奇怪,我從不相信鬼神,但當天卻覺得地鐵站裡有一種陰沉的氣氛,那時覺得,應該真的有些事情,政府警察可能真的隱瞞一些不可以讓知道的事情。

現在回台灣,除了做文宣外,我還多了許多行動,像是去西門町唱願榮光歸香港,或是參加台灣撐香港的行動、幫忙各大學連儂牆;我也曾想過就這樣留在香港,但覺得我家人一定會完全反對,我也找不到理由說服他們覺得我可以留下,我只能回歸崗位,做我能做的。

香港仍持續發生抗爭,9月28與10月1日是兩個非常重大的日子,9月28日是五年前傘運發生的日期,10月1日則是中國國慶,這兩天可能會有大規模的衝突;台灣方面則選在9月29日舉行撐港大遊行,希望透過遊行,傳達出台灣人對香港人的支持。

Kuma,26歲,來台念大學、碩士,大學快畢業時發生傘運,碩士快畢業時發生反送中。目前為香港邊城青年執委,929遊行擔任主持人。

傘運發生時我在念大學,當時有在校內弄政改關注組,但後來參與人數不多,關注組失敗對我挫折很大,覺得很難再做任何事,一直在想為何會這麼孤立無緣。反送中發生時,一開始我沒有這麼快投入,但香港開始有人自殺、有生命犧牲時,我開始轉變。

六月底有個少女在留下撤回逃犯條例、香港堅持下去等字句後,墜樓身亡;對我來說這已經觸及到我的底線,好像突然觸發到心裡最沈重的地方,他已經不是單純價值的問題,為什麼有人真的要犧牲生命,為了明明是對的事情。

我們在講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背後的基礎就是這個,他不是談判技巧,好像我想要一百塊,先喊一百五十塊,最後可以得到一百塊,不是這樣,五大訴求根植在所有香港年輕人的心裡,如果我們退縮了、妥協了,怎麼對得起已經犧牲、連自己生命都沒有的那些人,更何況現在已經有1100多人被捕,太子那天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

我自己的心態在這幾個月也轉變很大,過去在傘運時,會在台發起關注組是因為對民主理念的支持,只是我剛好出生在香港,支持民主化,但現在不是這樣,除了理念支持外,也是我對香港土地、香港人有感情, 以前我聽到「我是香港人」會覺得噁心,但721元朗事件後,隔幾天有個元朗年輕人在影片中講述對元朗的愛,聽他說「我愛元朗、我愛香港」、「看黑社會砍人,我現在都不敢說是元朗人」,我聽著聽著就哭出來了。

在929主持集會時,我不會戴著口罩上去,在台灣上街頭遊行、從事任何工作,都是合法權利,但現在的香港不是這樣,很多人為了莫須有的罪名被抓,我們的主題是撐香港、反極權,極權籠罩香港,我不戴口罩是要告訴大家,我們在台灣自由土地,若在這裡也不肯發聲 ,在香港發生著更危險的事情。

上主持台後,我要跟大家說,我要跟大家說香港發生什麼事、為何需要台灣幫忙,很多人支援香港,他們不僅是要看到戴著口罩的香港人,而是跟他們站在一起共進退的人。

*Yuna、Jerry、Monica、Eric、Kuma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