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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傷癒心未甘 控暴力 5年相招在告官

2019/03/23

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報導

2014年318反服貿期間的324佔領行政院及警力強力鎮壓事件,被許多人認為是國家暴力的代表。(攝影:孫窮理)

時間剛過凌晨,已到了大多數人安睡之刻,但今晚的行政院,卻不若以往平靜;不安,在建物、在廣場、在通道、在後門聚集的群眾心裏蔓延,剛剛已聽說北平東路抗議者被打得很慘,下一個會輪到誰? 等會,警察是否也會暴力對待? 

過了一會,水車開進來了,警方又再度說著那早已聽厭煩的話語,「現在已經很晚了,陳情民眾趕快回家吧」,但,都已走到這刻了,又怎能放下身邊的夥伴獨自離開呢!

在前方的資深社運者開始教導抗爭者注意事項、如何保護自己,但話還沒講完,就被警察拖走,身旁不遠的記者想記錄畫面,卻被警察推開、擋住。隨著指揮一聲令下,一排黑壓壓、身穿烏龜裝、手持警棍的鎮暴員警開始向前,數不清的盾牌、警棍也隨之而來....

2014年323、324的行政院佔領行動與警方暴力事件,至今,五年了。

五年可改變很多事,但也很多沒變。當時指揮的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去屏東走了一遭,回來台北升為北市警局副局長,現在又要調往彰化縣擔任警局局長;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一開始說警察只是「拍肩」,政黨輪替後低調了一段時間,這兩年又重出江湖,什麼都沒發生似的回台大重講「政治可以改變世界嗎?」,更用「死了哪些人?」、「驅離時自己跑去撞到電線桿或跌倒」,回應當初事件。

五年了,還是有一批受害者與司改會堅持不放棄,繼續走在訴訟的道路上,希望找出當時打人的員警,希望追究當時出問題的指揮系統,希望能得到一個解釋、一個道歉。

訴訟的開始

訴訟是怎麼開始的呢?  司改會執行長陳雨凡說,318佔領運動開始時,想說很快就清場,需要大量律師處理衝突,司改會號召上百位律師進入議場排班,其中很多是年輕律師,323晚上也有二、三十名律師進入政院,希望至少有律師在場,警察執法不能違反比例原則,但沒想到還是被打得這麼嚴重,律師們在現場實際看到大規模的暴力、流血,就好像說好似的打人,震撼非常大,覺得這件事不能這樣就算了。

「一定要有人負責,誰可以給我答案?」 陳雨凡說,沒有追究責任,就是放縱後續警察暴力,若324打成這樣都沒事,他們就會知道,上面老大會罩著他們,可以隨意動粗,如果這件事有追究, 警方才會漸漸知道界線在哪裡。

後續司改會在網路上徵求受害者,也透過各種管道與受害者聯繫,詢問是否共同提出訴訟;當時在大廳受傷的林瑞姿說,當時在大廳的七十幾人有留聯絡方式,出來後也有聯繫,有人在群組裡說司改會要發動集體訴訟,她實際去了司改會後,司改會解釋訴訟可以怎麼走、有什麼風險,經過思索後她確定要提告;「想知道那天警察為何打我,打我的是誰,是一種不甘心」。

但實際開始提告後,卻發現蒐證的艱難,司法的不友善,甚至大多數訴訟,都是在程序上就被駁回了。

唯一還算好的只有國賠案;司改會專員蔡尚育說,國賠是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相對單純,舉證因果關係只要有損害造成,是國家暴力所導致、國家有故意或過失就可以,不像刑事要有具體特定對象,還要有能明顯佐證的證據。

台北地院2015年判決當時受傷的林明慧30萬元,林明慧是最早提出國賠訴訟的,後續司改會又於2016協助牙醫師王心愷等31名受害者向台北市政府及北市警察局訴請國賠1037萬,判決結果尚未出來。

林明慧說,當時媒體直接就有他被打的影片,證據相當明確,才會先提國賠訴訟,但說真的他跟律師都覺得把握不高 ,主要還是要看遇到怎麼樣的法官,在相對敏感的時間,法官心證影響很大 ,他運氣好,遇上年輕一輩裡比較自由派的法官, 法官審得很細、不同面向都有處理到,遇到他國賠才會勝訴,以現況來說,法官還是佔了重要因素,法官本身立場與態度對訴訟非常重要。

就像林明慧說的,法官非常重要,在大多數323、324的刑事案件中,法官都直接不受理案件,甚至用「已有人告過同一被告」為由,直接駁回告訴。

艱困的法庭過程

訴訟分為好幾塊,一部分是對當時指揮系統最高層的江宜樺等人,一部分是針對中間負責的各分局局長,最後一塊則是針對實際動手打人的員警。

當司改會統整好受害群眾,想向法院提出集體自訴時,發現當時被鎮暴水車強噴、被警察打到腹腔血腫的周榮宗已向前總統馬英九、江宜樺、前警政署署長王卓鈞、方仰寧提出「殺人未遂」訴訟;蔡尚育說,因周榮宗自己先提告,後來司改會想向指揮系統高層提告為傷害共同正犯時,都被法官用「同一案件」為由,因這被告已有人告了,直接就不受理訴訟,自訴人不服,抗告到高等、最高法院,但還是都被同一個理由駁回。

2015年,周榮宗過世後,其他自訴人申請承繼訴訟,一開始法官仍只願意讓周榮宗子女承繼,雙方發生一陣爭執後,法院才同意其他自訴人都可承繼此訴訟;蔡尚育說,此案只有不公開訊問、沒有交叉結辯,去年(2018)8月21日,法院用證據不能證明馬英九等4人罪嫌等理由,裁定駁回自訴,也就是說,此案根本沒有進入沒有實體的公開審理,自訴人已再向高院提出抗告。

若說前述案件最大的影響,應是藉由這些案件,讓自訴人與司改會拿到更多證據、影像紀錄;蔡尚育說,律師在訴訟中提出保全證據,自訴方因此拿到警察監視器錄影帶、行政院監視錄影,也拿到當天警力配置圖,後續再依警力配置圖去告各分局局長,因分局長有監督義務,卻放任底下員警執法不當,此部分訴訟結果尚未出來。

陳雨凡說,司改會當時共徵求三批志工,每週都到司改會看影片,希望從海量的行政院監視畫面、警察手頭影像、網路上海徵到的影像中,找到打人的證據,這過程非常冗長,海徵到影像又非常零散,「也有一個影片五十分鐘,都在拍一個門把」。

但就算影像多而零散,司改會還是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中,盡力找出警察實際打人的畫面,但他們沒料想到的是,就算有分區配置圖,知道當時是哪個分局,就算有影像紀錄,實際指出打人員警相貌,但究竟是誰打的,警察局的答案仍是:查無此人。

打人員警? 查無此人

「他們一定知道是誰,但分局不提出來,就是沒有」;陳雨凡說,司法過程中,法院要自訴人確定告訴對象、自己找出攻擊員警是誰,我們確認當天攻擊者是哪一區的員警,但無法得知是誰,僅能提出分區配置圖、影像給法官,法院可能發函給警局,但分局都會說沒這個人、無法辨識;「就算有截圖,還是找不到人,警察可能知道這個人是同事,但就是說沒這個人,有本事你們指認」。

在告「不知名員警」打人的案件中,法官最後都因無法確定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住所、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裁定不受理自訴案,自訴人上訴高院時也以同一理由駁回,目前已到最高法院。

蔡尚育說,自訴方已很努力蒐證,找出施暴影片,只要警方提供名單,告訴我們是誰;他說,法官可依職權調查重要事實,在檢察官起訴案件中,若檢察官證據不夠,法官也可送鑑定、測謊等,但做到什麼程度還是要看法官,這案件法院就發函過去,對方回函沒有,行禮如儀。

「對我們來說不知名員警,但對警政單位來說,絕對不是不知名」;林瑞姿說,連網路上傳得最兇的揮警棍員警照,大家也在傳說他疑似是誰,但警政署仍說查無此人。她說,員警一定有出勤紀錄,也知道是哪個分局,就算是白色恐怖時期,檢察官、審訊是誰,一定有資料,只看查不查、查到什麼程度;「我們提出自訴,就是要你查查這名員警是誰,但提出去,卻都說查無此人,這對我們來說非常不合理」。

324行政院現場。(攝影:孫窮理)

324,群眾以赤手空拳面對警方的鎮壓。(攝影:孫窮理)

沒問題的指揮系統 得不到的解釋

讓受暴者憤恨不平的,除了實際施暴員警找不到人外,整個指揮體系似乎也完全沒事一般,沒有一個人被究責,沒有一個道歉,也沒有任何一個解釋,說明為何當時會採取這種手段。而當時的最高行政首長江宜樺,至今仍不承認當晚有暴力行為,仍說抗爭者是「撞到電線桿或跌倒」。

「至少我要知道,是誰下令的,為什麼是這樣子打人,為何用這麼強硬的方式驅離」;當晚頭被盾牌砸傷、肚子被警棍毆打的洪聖超說,他覺得整個警政系統都出問題,當晚一定是上級的人有要求即刻清空,警察有這壓力,才會使用這麼強力的手段,只能這樣推測為何警察會這樣打人,畢竟上級也不可能直接要求員警打人。

當時在後門被警棍毆打的鄭運陽則說,對他來說就是要有交代、有道歉,例如當時政府必須要道歉,或現在政府對當時的事情道歉,就好比二二八,不是現在政府做的,但現在政府要為二二八道歉;「這是一個機制的問題,發生這麼多事情,每個都有對或不對,政府應對每個環節不對的地方道歉 」。

林瑞姿說,訴訟過程中數度案子被駁回,律師問她要不要繼續,她都回答要,因為她想知道,那天警察為什麼打人,打人警察是誰,也想知道為何江宜樺當天會這麼下令。她說,過去提告是她想知道江宜樺的回應,但現在看到他的說法,只覺得非常氣憤和荒唐,為何一個自由派的學者能說出這種話,這跟他過去做得研究、寫得論文,完全兩碼子的事。 

陳雨凡說,在過去譴責暴力聲音還強烈時,江宜樺比較低調,但這一兩年來卻變得很高調,他會看風向、毫無反省又投機,當年發生暴力,他身為院長最該感到難過,卻在五年後事件還沒釐清,咎責還沒結束,甚至上次開庭時,律師已當場拿出政院打人影像給他看,他卻仍公開說只是電線桿撞到,真的很不知羞恥。

五年過去了...

很快的,事件五年過去了,經歷政黨輪替,當時的政府官員至今仍說沒有暴力,如今的官員也從未說明、追究此案,訴訟又遙遙無期,過程中一個一個自訴者慢慢退出,從原來四、五十人,到現在只有二十出頭,在部分案件中,更是只有個位數。

「我連打人的人是誰都不知道,怎麼贏?」;洪勝超說,他們連最基本的官司都沒有下文,訴訟拖了五年也沒什麼進展,大家都有點在撐,每次出庭,就看到人數越來越少;他說,雖然他也希望能打贏,現在看來有點不太可能,但提自訴的人也有些革命情感,他希望就是能走到最後、把他走完。

洪聖超說,他雖然當下非常憤怒,但事情久了之後,期待也會變得很少,如果一直抱著這樣的情緒,生活也很辛苦。他說,那年事件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他真的比較少參與社運了,他從樂生開始接觸社運,經歷國光石化抗爭、華光擋拆等,他真的很喜歡社運現場的生命力,覺得這樣的現場很有活著的感覺,但可能是那一年的影響,身體受的傷害還好,有一種累了的感覺 ,不知怎麼形容,就是覺得很無力。

鄭運陽說,放棄就會讓這件事情落幕,在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落幕;這件事一定要有結果,不能因駁回就放棄上訴,就像當初他為何站上街頭一樣,只是現在場景從街頭變成司法。

但鄭運陽也說,時間會沖淡一切,他心裡已不像當初那麼慷慨激昂、亢奮,自己對這個事件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如果重演還是不會後悔,但之前五年過去,每一年亢奮都在衰退、減少。

林瑞姿說,她周圍還是有些人希望有個結果,但實在太累了,一開始她知道這件事很複雜,想說三、四年才會結束,沒想到五年還在持續,雖有心理準備,但還是疲倦,到最後出庭都覺得痛苦。曾有一次她上法庭,坐在那裡,心裡卻想說「為何我要坐在這邊? 為何我不能跟別人一樣工作?」 久而久之,她也漸漸少上法庭,近期都是委託律師出庭。

但她還是希望訴訟能走到最後,林瑞姿說,她一開始告是氣憤,現在不能說不氣,但比較多的是不甘心,因至今仍未得到一個道歉、一個交代;她說,當事情沒處理好,下次還是會有一樣的事情發生,她希望能走到最後,不管最後是好是壞,有結局或沒有結局,但若可以,她還是希望有個結局,至少讓執法單位知道,當人民表達抗議時,不能這麼粗暴對待。

陳雨凡說,時間會淡化一切,大家憤怒淡掉、記憶減少,越來越多人未經歷過這件事,也很多事情會被扭曲,如上次江宜樺去台大演講遭抗議,許多評論不提324,反而去脈絡化的說抗議者干擾言論自由。

「我能夠做的,就是不斷的講述這件事,讓大家記得,這就是我們所能做的」。

324行政院的破窗。(攝影:孫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