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法立法啟動 勞動部:本月底提草案

2018/11/28

勞動部預計11月底公告《最低工資法》草案,今日(11/28)舉行公聽會。(攝影:王子豪)

焦點事件記者王子豪報導

11月27號,立法院舉行《最低工資法》公聽會。現在基本工資的修訂審議,是由「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組成、審議,但並未明定參考的指標與使用方式,而且在召開時間、進行的程序規定不清,許多勞工團體與立法委員希望能訂立《最低工資法》,讓最低工資的審議法制化。勞動部表示,預計可以在本(11)月底提出立法草案。

台灣的基本工資大事記

不只基本工資審議一直都是勞資角力的場合,「審議的規則」本身也在勞資角力之中。〈台灣的基本工資大事記

關於「基本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別,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副司長黃維琛認為,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過去在《勞動基準法》使用「基本工資」一詞已30餘年,而國外使用的名詞直接翻譯會是「最低工資」。黃維琛表示,立法後會再慢慢接合兩個名詞的差異。

現在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為任務型委員會,不定期召開。勞動部政務次長施克和表示,希望未來除了有勞、資、政、學四方代表組成的「最低工資委員會」,會定期進行審議外,也會研擬建立「研究小組」先行評估機制,以利委員會討論聚焦。

對於參考指標制度化,施克和表示會採用各界有共識的指標,並劃分成「應」與「得」參考採納兩種。先由「應參採」指標計算出特定調幅範圍,再由「得參採」指標具體討論。施克和表示,目前最有共識的指標之一為「消費者物價數指」,對於其它指標、《最低薪資法》在《勞基法》外的適用對象、「月薪」與「時薪」的換算方式,施克和表示還在衡酌各界意見中。

對於過去有被提出過,以立法明訂公式的方式計算最低工資,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係教授李健鴻則反對「公式化」。李健鴻認為,用公式計算,會使最低工資的調整僵化,缺乏對外部事件的反應力。如果要調整法制化的公式,還必須經過修法程序。

李健鴻表示,依「公式」計算和「委員會」審議,其實是互相矛盾的存在。此外對於今年(2018)8月基本工資審議時,勞方提出將「就業扶養比」作為指標,李健鴻也表達反對態度。他解釋,通常在開發中或未開發中國家較常採用「就業扶養比」一類的指標,原因是當國家的人口在快速成長時,家庭中年幼成員較多,就業扶養比較高。不過隨著社會發展,就會逐漸下降。李健鴻直言,如果採用這一類指標,長遠來說對勞工是不利的。

歷年基本工資與最低生活費、就業扶養比的比較

圖中的綠線是拿歷年「基本工資」來除「台灣省最低生活費用」計算出一個倍數,來與「就業扶養比」,也就是紅色的那條線做比較;全產總等工會,歷年來主張的「基本工資」算法為「就業扶養比✕最低生活費」,也就是說,「紅線」是實際的情況,而「綠線」是全產總等主張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紅線」也就是「就業扶養比」可能由於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上升,以及少子化、退休延後等現象,把社會「高齡化」的趨勢給吃掉,呈現出一個不斷下滑的趨勢,如果以此為基礎,計算基本(最低)工資,可能產生對勞工不利的狀況。

【資料來源】

  • 基本工資:由於每年基本工資調整日期不定,一律以該年1月1日時基本工資為準,資料參考勞動部〈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
  • 最低生活費用: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最新消息)〈歷年最低生活費一覽表〉。最低生活費依據《社會救助法》第4條,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五以上時調整之。
  • 就業扶養比:公式為(全國總人口數/全國就業人口數)〈全國統計資訊網歷年人力資源調查重要結果(更新日期:2018/8/16)

【數據解讀】綠線為基本工資對(台灣省)最低生活費的倍數;紅線為(台灣省)就業扶養比。2017年基本工資為最低生活費的1.84倍,而就業扶養比為2.06,如全產總等主張基本工資公式為「最低生活費✕就業扶養比」,即基本工資應為最低生活費的2.06倍,但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就業扶養比呈現年年下降的趨勢,綠、紅兩條折線也在逐年接近中,以此定基本工資公式,對勞工未必有利。焦點數據:〈歷年基本工資與最低生活費、就業扶養比的比較

在「月薪」與「時薪」的換算,李健鴻則認為應該在採用「平等原則」。他認為,自從2012年的「時薪」換算上,加上「1.1」倍的加成,雖然對時薪工作者有利,卻造成「時薪」與其它種類薪資脫鈎,並造成兩個層面的不平等。一個是對於全職工作者的不平等,另一個則是對於同為「部分工時」的日薪、週薪等族群的不平等。

至於外籍家庭看護工,因為被排除在《勞基法》適用對象外,薪資自2007年便低於基本工資。先暫且不論《勞基法》排除外籍家庭看護工是否合宜,若《最低工資法》立法後,將成為獨立於《勞基法》法律,是否也應該適用於籍家庭看護工呢?李健鴻認為,本國籍與外籍家庭看護工都不應該與基本工資脫鈎。

但李健鴻認為,家庭看護工與基本工資脫鈎的歷史,牽涉到國內弱勢族群的照護需求。若背後的問題沒有解決,「不是勞動部可以獨自解決的問題」。但李健鴻也直批,即使當年脫鈎的壓力,來自國內弱勢族群的需求,但現況是「有錢人請的外籍家庭移工薪資也低於基本工資」,明顯不合理。

國際上,最低工資可參酌的指標,可二分為因應勞工及家庭需要的「社會因素」與因應經發展的「經濟因素」,不難理解「最低工資」的議題,就是在勞、資之間拉扯的角力。早在2010年大修《審議辦法》前,審議委員會內的勞資雙方代表人數更少,但雙方仍會透過工商會談、社會運動等各自施加壓力,試圖影響最低工資審議。不只是在最低工資審議法制化後會,改變勞資角力的樣貌,在立法的過程中,就已經是勞資角力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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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對於低薪的邊緣勞動者影響巨大,也由於它決定了「替代勞動力」的市場價格,而間接影響所有勞工的薪資,多年來,都是由政府在各種社會力量拉扯下做出決定,在勞資的零和關係下,「社會對話」只是空談;而「移工」與「時薪制」勞工的權益,向來是基本工資的兩大議題,但是,你真的了解「基本工資」嗎?你確定你的薪水符合「基本工資」嗎?花點時間了解一下吧。